在中国,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等人的学说的真正接受始于20世纪初。初期, 这些知识大多是通过近代日本社会传入并被接受的。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从日语传入的新词, 不仅“社会主义”, 就连“社会”“国家”“国民”“自由”“平等”等词也很陌生。在此背景下, 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这些词语进行解释^①。当时的“社会主义”一词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内涵, 既有马克思主义, 也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意思, 甚至连无政府主义、虚无党等也包含在其中。也就是说, 当时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可以用来克服(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上)资本主义弊病的一种思想, 是一个包含了所有的主义、主张的概念 ^①。本文拟以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运动时期为中心, 真实展现中国在接受社会主义、马克思等人的学说的过程中湖南所占有的位置。

(1840—1842年),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林则徐是最早自觉地收集有关西方国家信息的人。不过, 外国文献被正式翻译、介绍, 则是在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事务)附属的京师同文馆(外国语学校, 1862年成立)和在上海创立的广方言馆(外国语学校, 1863年成立)^②等机构开始了译员培养和翻译工作。当时, 根据“中体西用”论, 只重视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这种想法因甲午战争(1894—1895年, 日本称“日清战争”)的失败而受到批判, 不久有识之士就将目光转向创造出优秀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社会、政治, 它们催生了维新派的立宪改革运动。维新派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国家建设中看到了西方近代思想的成果, 并欲以此为模板推动中国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 维新派的出现使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变得容易^③。他中国认识西方的转折点是鸦片战争们的主要政治行为是通过新闻媒体来开展启蒙活动, 其核心人物是梁启超。变法期间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 1896年8月—1898年6月), 逃亡日本后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 1898年12月—1901年12月)和《新民丛报》(半月刊, 1902年2月—1907年11月)。为了开启民智, 他借助这些报刊, 用通俗易懂的文章大力介绍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和科学知识。这些杂志为以义和团事件为契机而迅速增加的留日学生在接受新思想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①。

不过, 在1902年至1903年间, 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警醒社, 1901年)的中译本(同名)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②, 岛村满都夫的《社会改良论》(静修馆, 1900年)和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有斐阁, 1899年)的中译本(同名)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③。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都是由湖南常德的赵必振完成的。幸德秋水的著作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作了尖锐的评论和批判, 在此背景下呼吁开展世界性的大革命运动, 主张将少数人的国家、陆海军人的国家、贵族专制的社会、资本家横暴的社会变为多数人的国家、农工商人的国家、平民自治的国家、劳动者共有的社会, 并认为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消灭野蛮的军国主义, 只有四海同胞的世界主义才能扫除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该书的中译本可谓近代湖南人最早提及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另外, 福井的著作仅正文就长达500页, 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一生、他们的著作和学说以及各国社会党的活动状况等。特别是该书第2编第1章详细介绍了卡尔·马克思(汉译为“加陆·马陆科斯”)的生平及其学说, 称赞马克思为“一代伟人”“新社会主义的创立者”, 并称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 1848年2月)为“一大雄篇”, 《资本论》(第1卷, 初版为1867年7月)为“一代大著述”。以对出版史的研究而闻名的张静庐指出, 福井此书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1]。

翻译了这些著作的赵必振有着怎样的经历?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 1983年)收录了赵必振手写的《自立会纪实史料(节略)》(全稿未公开出版, 藏于湖南图书馆)和他增补的《自立会人物考》^[2]。《自立会史料集》的编者在书中对赵必振的经历作了如下记述 ^①:

赵必振(1872—1956年), 又名震, 字曰生, 湖南武陵(常德)人。常德德山书院、长沙湘水校经书院学生。1900年, 他与同乡何来保一起积极参加自立军起义, 负责常德方面的自立军组织工作。起义失败后, 赵必振逃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通缉而到达香港, 在香港负责刊印《商报》。因抨击英国帝国主义政策, 被港英当局驱逐, 流亡日本(1902年农历三月) ^②。在横滨从事《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校订和编辑工作, 以“必振”“民史氏”等笔名活跃于文坛 ^③。他与出身湖南的秦力山、陈天华、章炳麟等人交往甚密。赵必振还从事日语翻译工作, 译书达30多部。1912年, 赵必振到达北京。同年随熊希龄(热河都统)前往热河, 历任都统署秘书长、财政厅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由此可知, 赵必振在变法左派发起的自立军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流亡日本后参与了梁启超等保皇派所办杂志的编辑工作, 辛亥革命后旋即又跟随立宪派的熊希龄(湖南出身)一起行动。不过, 以1902年《新民丛报》的创刊为契机, 1902年至1904年间, 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杂志(湖南人创办发行的《游学译编》、直隶人创办发行的《直说》《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众所周知, 在这些杂志上, 对清朝寄予立宪梦想的改良派和以打倒清朝为旗帜的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前述赵必振的译著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的。

当时, 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等人学说的著作, 除了赵必振的译本之外, 还有很多是从日语文献翻译而来的。下面对此介绍一二。1902年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广长舌》 (中国国民丛书社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原著名为《长广舌》, 日本人文社, 1902年)。1903年有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罗大维译, 上海广智书局;侯士绾译, 上海文明书局)(原著同名, 日本劳动新闻社, 1899年)、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作新社图书局译, 上海作新社)(原著名为《世界之大问题社会主义概评》, 日本警醒社, 1901年)、大原祥一的《社会问题》(高种译, 闽学会)(原著同名, 日本秀英舍, 1902年)、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周子高译, 上海广智书局)(原著同名, 日本内外出版协会, 1901年)等。1904年至1911年间, 这类译作的数量锐减。而金一(金天翮)译的《自由血》(竞进书局, 1904年)、冷血(陈冷)译的《虚无党》(开明书局, 1904年)、江西一青民编的《虚无党女英雄》(上海出版, 1905年)、骨性馆主人译的《虚无党真相》(上海广智书局, 1907年)等与虚无党有关的著作则有所增加。这期间, 1907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蜀魂迻译, 上海广智书局)(原著同名, 日本朝报社、东京堂, 1903年)也被翻译出版^①。

除了这些作为单行本刊行的著作外, 前述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杂志上也刊登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等人的学说的翻译介绍、报道和评论^②。据实藤惠秀介绍,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 1903年有1000名, 1905年有3000名, 1906年有8000名, 1907年稍有回落, 为7000名。其中, 根据《湖南省志》第1卷的记载, 1904年的2395名留日学生中, 有373名来自湖南 ^③。另外, 根据《游学译编》第10期收录的1898年至1903年湖南籍留日学生名单(共208名)可知, 1902年抵日学生有52名, 1903年有106名, 其中33%在弘文学院(1901年1月创办, 校长嘉纳治五郎)就读, 13%在振武学校(1903年7月创办, 附属于陆军参谋本部)就读^[3]。这些数据统计仅针对正规留学生, 而实际人数被认为远远超过这些数量。据杨世骥介绍, 1904年湖南籍的留日学生不少于1000名^[4]。不管怎样, 通过这些留日学生, 前面提到的杂志和中译本被带入中国, 特别是被大量带入湖南。以革命的四大宣传册为例, 据说湖南革命派的重要人物黄兴在1904年农历夏五月从日本返回湖南途中, 顺道路过武昌时, 就曾携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共4000本, 向军界、学界进行宣传;同时回国的湖南新化留学生杨源浚, 也从东京带回了7000本《猛回头》^④。这些事例足以说明, 当时在日刊行的作品确实回流到中国。

1905年8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并随后在各省设立了分会。在两年内就拥有了1000余名会员(在东京加入的会员有860余名), 其中湖南籍会员数以百计, 高达157名^⑤。在湖南长沙, 禹之谟受黄兴所托, 创建同盟会湖南分会并负责销售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1905年11月—1910年2月), 通过分会的组织和《民报》的销售网, 他实现了对革命志士的组织和拓宽了革命宣传物的销路^①。禹之谟的这种反清革命行动, 再加上推动了殉难革命者陈天华、姚宏业的公葬(长沙), 又领导反对盐捐浮收斗争(湘乡)等, 1906年8月被清廷逮捕, 翌年1月被处死。其罪名之一便是“受孙中山指使的虚无党头目”^[5]。从为政者的角度看, 当时湖南候补道沈祖燕曾向政府提交了有关湖南学生活动状况和所谓“逆书”的报告。现记其概略^[6]:

近年来革命党人倡为逆说, 编辑成书, 甲辰之岁(1904年)湘中亦遍行流布。偶于友人处见之, 大为骇异, 询所自来, 则以书肆购售, 及有人分送对。因微服诣市查阅, 见罗列满布者, 触手即是。惊诧之余, 莫名愤懑。在此记其书名。

《瓜分惨祸预言记》《现世政见之评决》《支那革命运动》《浏阳二杰文集》《浏阳二杰论》《中国自由书》《野蛮之精神》《并吞中国策》《最近之满洲》《新湖南》《荡虏丛书》《新民丛报》《新民汇编》《新中国》《黄帝魂》《革命书》《猛回头》《独立吟》《新小说》《广长舌》《清俄之将来》《支那化成论》《支那活历史》《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新广东》《浙江潮》《中国魂》《孙逸仙》《沈荩》《热血》《迷津宝筏》《醒梦歌》《多少头颅》《仇满歌》《警世钟》《革命军》《清秘史》《兄弟歌》《惨世界》《马前卒》《自由旗》。

这里被列为“悖逆”之书的虽然大多是革命派所写, 却也包括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维新派和保皇派的著作, 以及幸德秋水著作的中译本。可以看出, 清末的新思想虽然遭受为政者的禁书布告打压, 却与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逐步渗透到了国内。

湖南革命家宋教仁自参加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发起的长沙起义计划(1904年10月)开始, 到1913年3月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暗杀, 在这九年间, 他不仅是《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1月创刊)、《民报》和《民立报》(1910年10月—1913年9月)的主笔或编辑, 展现出极高的革命新闻产出能力, 同时也是同盟会和中部同盟会中制定卓越的革命战略战术的革命家, 更是一位对历史、地理造诣很深的学者。他在长沙起义失败后的1904年12月流亡日本, 不久又迎来孙中山等人, 谋求革命派的大团结。在此期间, 他与中国革命的合作者宫崎滔天、流亡日本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彼尔斯特基等人保持密切交往, 广泛收集并研究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和有关社会党的报刊文章和著作。不久, 《民报》第3期(1906年4月5日)和《民报》第7期(1906年9月5日)根据《东京日日新闻》1906年2月5—12日的报道译载了《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国之革命》, 而《民报》第5期(1906年6月26日)则从《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中收录了大杉荣的论文译文《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后者介绍了马克思(当时汉译为“马尔克”)的《共产党宣言》, 概述了第一、第二国际的历史。另外, 《民立报》1911年8月13日、14日刊出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 详细介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各派的学说。当时的革命派机关报《民报》在对保皇派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 为了拥护“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革命纲领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因此, 除了论战所需, “社会主义”在《民报》上的地位并不太高。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除了前述宋教仁的译稿, 《民报》第2期(1906年8月2日)和第3期亦刊登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提及了马克思和拉萨尔。特别是在“马克思传”中, 以马克思传记的形式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可谓当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出色阐释。《民报》第4期(1906年4月24日)刊登了宫崎民藏撰写、《民报》社员翻译的《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 对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汉译为“殷杰”)等人的社会主义、巴枯宁等人的无政府主义、亨利·乔治(当时汉译为“轩利佐治”)等人的土地均有派等三派的社会主义作了分析、介绍。作为来稿, 《民报》第7期刊登了廖仲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原作为W.D.P. 布利斯的A Hand Book of Socialism)和叶夏声翻译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 前者称赞马克思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然自《民报》第8期(1906年10月8日)以后, 关于无政府主义和虚无党的内容逐渐增多, 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反而逐渐减少了。这反映了编辑团队的更替、同盟会内部活动的分化等状况。

以下简要谈谈其时中国社会党在湖南的活动。中国社会党是江亢虎(江西上饶人)于1911年11月在上海创立的政党, 其思想体系复杂, 融合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各种要素。据史料记载, 其成员有张继、李怀霜、殷仁、叶夏声等, 支部490余个, 党员52万余名^[7]。当年冬天, 《湘汉新闻》 ^①的社员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 翌年(1912年)9月, 江亢虎应湖南分部邀请访问湖南, 就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社会主义各派学说和源流进行了演讲。

这些早期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文献的翻译和介绍, 不仅为之后中国学习并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积累了资料, 也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获得极大启示, 由此开展了针对清朝政府和改良派的激烈辩论。宋教仁在前述《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国之革命》一文的“译后记” (《民报》第7期)中说, “革命”专指暴动、暗杀、同盟罢工等一切以强迫力反抗政府者, 故反对立宪派那样的“徒主张要求”的请愿运动。另外, 当时孙中山等革命派意识到, 即便在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取得胜利之后, 社会也仍然存在贫富悬殊的情况, 认为有必要事先预防将来发生这种祸患(社会革命), 从而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纲领是“平均地权”, 而“平均地权”是指土地国有 ^②。也就是说, 民生主义是一种从封建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飞跃的理论, 有时甚至被理解为与“社会主义”同义。作为革命军总司令, 领导武汉保卫战的黄兴于1912年11月5日在湖南政界人士的欢迎会上, 发表了如下演讲^[8]:

“大凡政治革命告成, 而后社会革命在所难免……欧美各邦治国大政, 每为大资本家所左右……社会不平, 孰大于是?革命风潮随之而起。吾人谋国, 必为百年长久之计。我国近虽无此现象, 要当预为之防。以我国之地大物博, 若能采取地价增差税, 富强自可立至。况民生主义者, 俾斯麦之德国采用之国家社会主义也, 为立国二十世纪者所莫能外。”

早期翻译和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等知识的人, 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并不是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在学习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过程中,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进行介绍和翻译的。而且, 这些翻译和介绍在时间上没有关联, 内容也是片段性的, 所以往往会出现错误的解释。他们无法做到传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也未能对处于萌芽期的工人运动等民众的斗争产生实际的影响。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当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还极不成熟, 工人阶级也未能以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另外, 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刚刚开始,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才是当时的主要思想潮流。

当时, 湖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要比沿海地区的迟缓。辛亥革命前, 虽然湖南创办的企业超过50家, 但多数是矿业工厂(湖南是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之一), 而且那些工厂多半依靠手工劳动, 反复开工、停工。其中, 被称为现代企业、运行时间较长的, 只有湖南造币厂、醴陵瓷业公司、华昌炼锑公司、湖南电灯公司、湖南黑铅炼厂等企业, 产业工人不到1万人^[9]。在当时的湖南可以接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和思想基础都极为脆弱。

马克思主义真正在湖南传播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 湖南的近代工矿业正在蓬勃发展。成立于1912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且资金在万元以上的近代企业超过了30家。成立的10家电灯公司、设立的中华汽船公司和湘江轮船公司、开设的湖南银行和储蓄银行及交通银行的省内支店、开通的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等, 是之后湖南近代产业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 湖南近代工厂工人超过了2万人, 矿山工人也从10万人增至20万人。省会长沙(人口30万人)仅人力车夫、港湾工人等杂业工人就有1万余人, 木匠、泥瓦匠也达到了1万人。另外, 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及在上海、北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与湖南1919年发生的政治、经济斗争形成了合力, 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湖南取得了广泛而深入的进展, 飞跃式地促进了湖南民众的思想解放^①。可以说, 这种情况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普及奠定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始自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10天, 即1917年11月17日, 湖南长沙《大公报》就迅速刊登了题为“俄京二次政变记”的外电报道, 称其革命为“俄国之劫运”, 并批评其核心力量“兵工委员会”为“乌合之众”^①。但《大公报》的这一系列报道并不能掩盖“兵工委员会”已推翻克伦斯基内阁的事实。当然, 俄国十月革命的全貌虽然并没有被湖南知识分子完全掌握, 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光明———他们一直在寻找从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真理。作为新民学会^②的代表, 正在北京收集留法勤工俭学信息的蔡和森在1919年7月2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吾人之穷极目的, 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 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之所为。”^③

1918年11月, 德国向协约国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庆祝会上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 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④。在文中, 李大钊认为, 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是人道主义、和平思想、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 是“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赤旗”“世界劳工阶级”“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并将其归功于俄国的列宁、托洛茨基(其时汉译为“陀罗慈基”)和德国的马克思等人, 同时也分析了俄国革命的思想背景。另外, 他还以布尔什维主义为“革命的社会主义”, “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等, 强调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此时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正好与李大钊相遇^⑤。

1919年4月, 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 在湖南五四运动的动荡中恢复了学生联合会, 参与了排日、抵制日货的学生罢课活动, 7月又创立了学联的机关报《湘江评论》(至8月上旬出版了4期和临时增刊1期), 并任编辑, 对运动起到了指导作用^[10]。《湘江评论》第2—4期连载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章不仅极力赞赏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 称其“怒涛”波及世界各国并引发“大革命”, 还论述了“民众的联合之力”对历史变革的重要性。在民众联合后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 毛泽东指出了德国的马克思一派和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一派的观点, 并作了以下说明。他认为, 前者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进行拼命反抗, 手段极其激烈;后者手段温和, 不急于求成, 先从“平民的了解”着手, 追求人人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 同时不管是贵族还是资本家, 只要他“能够助人而不害人, 也不必杀他”。毛泽东在此首次提到了马克思^①。另外, 针对当时的湖南军阀张敬尧将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称为“过激党”或“过激主义”而进行镇压的问题, 毛泽东等人深入研究了“过激党”, 进而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呼吁人们不要被“(过激党)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空话迷惑, 并表示“过激党”是“舍命救国的志士”^②。《湘江评论》被查封后, 毛泽东便将写作阵地转到《新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友会机关报, 6月14日创刊), 并从该刊第7期到10月被迫停刊前一直担任编辑。据《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1日)介绍, 《新湖南》被认为是《湘江评论》的化身, 其中的文章《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曾获很高的评价^[11]。之后, 从1919年到1922年, 毛泽东一直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

在五四运动中, 杂志、报纸等对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的长沙, 省外新出版物流入湖南的窗口是《体育周报》社的黄醒(楚怡小学教师, 新民学会会员)、育英学校的胡博苏以及群益图书公司, 发售的报刊有《新潮》、《新青年》、《建设》、《解放与改造》、《新中国》、《新生活》、《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新社会》、《平民》、《教育潮》、《心声》、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救国日报》等。其中, 最受欢迎的是《新青年》(湖南的销量达300册)、《新中国》(200余册)、《建设》(100余册)和《解放与改造》(100余册), 而长沙的杂志发行量达到了1000余册^③。由此可以窥见包含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新思潮流入湖南的盛况。

在五四运动开始的1919年,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拉开了帷幕。北京《晨报》、《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等刊物陆续刊登了介绍共产党的知识和俄国革命的文章, 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1919年4月1日到4日刊登的渊泉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河上肇著《马克思的<资本论>》, 载于《社会问题管见》, 1918年)为开端, 北京《晨报》随后连载了《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24日)、《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 (10日以后)、《俄国革命史》(塞克著, 志希翻译, 19日以后)等文, 5月以后又连续刊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翻译介绍文章。9月发售的《新青年》也在第6卷第5期(底页记载是1919年5月1日刊)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辑, 标志着《新青年》已从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启蒙杂志逐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杂志^[12]。《每周评论》第16期(1919年4月6日)在《名著》栏内刊登了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的宣言》(《共产党宣言》的摘译)^①。当时湖南的报纸虽然也有刊登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及其观点的文章, 但数量却极其稀少。例如, 其中一篇是连载于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4日—9日)上的《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该文评价马克思的学说是“准照科学方法立论之社会主义”, 又说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一种“田地、矿产、银行、铁路以及各种原料品”等“惟生产器具应归公有”, “其余物品之专供人消费者, 则咸归私有”的社会。但是关于资本之公有, 该文认为用和平的方法“在在均不能实行”, 还是需要进行“革命”, 因而阶级斗争“终不能免”, 按马克思的见解就是必须依赖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原理开始在湖南广泛传播, 是在1920年秋季以后。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创立的文化书社, 对其传播和普及作出巨大贡献。1920年9月正式营业的书社(最初是借用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房子作为社址), 旨在用迅速且便捷的方法为湖南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提供有关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研究的资料^[13]。成立后仅半年, 书社就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南京、福州、成都、苏州等60余家单位建立了业务联系, 同时在省内的平江、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浏阳、溆浦等地开设了7家分社, 在长沙城内的第一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楚怡小学、修业学校等设立了销售部。当时与文化书社业务往来最频繁的有新青年社(广州)、泰东书局(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利群书社(武昌)、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讲演会等。据说, 书社成立之初的52天内经销了164种书籍、45种杂志和3种报纸, 而且都是刚到货就销售一空。开业后的7个月内, 销量超过200册的书籍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杜威五大讲演》《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试验论理学》《晨报小说》(第1辑), 销量超过100部(一书有两册以上的称“部”)的有《社会主义史》《现代教育之趋势》《动的新教授》《社会与教育》《蔡孑民言行录》《迷信与心理》《托尔斯太传》《教育哲学》《哲学史》《新标点儒林外史》等。杂志和报纸最为畅销的是《劳动界》(5000份)、《新生活》(2400份)、《新青年》(2000份)、《少年中国》(600份)、《平民教育》(300份)、《少年世界》(240份), 而上海《时事新报》每天75份、北京《晨报》每天45份均销售一空^[14]。他们经售的大多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 其内容种类繁多, 不仅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 还有中国小说等。这也反映了当时湖南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对于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渴望和迫切需求。总之, 在五四运动民众意识高涨的背景下, 文化书社通过其销售网使新思想渗透到湖南各地, 进一步促进了民众的斗争。正值通过“民众的大联合”驱逐外来军阀张敬尧(1920年6月)的运动兴起, 因此在打着“湘人治湘”旗号入主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的统治下, 湖南自治运动在民众斗争广泛开展的背景下一路高涨。虽说是由赵恒惕所主导, 但也制定并公布了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

新思想向湖南流入, 不仅意味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到来, 还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到来。五四运动前夕, 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来中国, 在胡适、陶行知等人的陪同下, 历经两年多时间到11个省进行了演讲和讲学活动。另外, 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也在到访革命运动激烈的苏维埃(苏联)后来到中国, 以1920年10月到访上海为起点, 到1921年, 在中国各地作了巡回演讲。1920年10月, 杜威和罗素一同受邀到湖南演讲。从当时长沙《大公报》的报道可以推知, 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了解到新思想、新知识的学生、教师等湖南各界进步人士都被他们的热情演说深深感动。据史料记载, 杜威在长沙共演讲了8次, 总时长达12小时^①, 共吸引了7000人次的听众。但是, 他们的主张不久便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尖锐的对立。罗素认为, 从理论上说, 共产制所追求的理念极高, 但从现实情况看, 在当时的中国实施该理念并不有利, 也为时尚早, 进而主张当时的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并强调说, 随着工业和经济的发展, 教育获得充实后, 实施共产制才会产生实际利益^[15]。与他同行的张东荪将罗素的主张看作“社会改造论”并表示肯定。张东荪认为要进行社会改造, 就要均衡发展“自由”“平等”“向上(进步)”等三个幸福指标^[16]。

杜威主张通过教育改革进行社会改造, 并就平民教育和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演讲。他认为教育的特性是重视个人主义, 也就是说, 不仅要培养具有自发性、能动性、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才, 还要培养校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工作的习惯, 使他们共同劳动, 共同获得利益, 同时通过普及平民教育, 使工人能利用空闲时间拥有动脑的机会, 从而获得精神生活的愉悦感等。作为其措施, 自然就要大力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但必须注意的是, 杜威也强调说, 要有对“工人地位的提高与要求其权利正当性”的“过激主义”的抬头进行抑制的打算^[17]。

在这一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向湖南的流入主要以新民学会的成员为中心展开。从新民学会成立初期的特征来看, 由于重视会员相互切磋, 注重学术和品行, 所以研究会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毛泽东计划于1918年6月在长沙岳麓山下建立一个半耕半读的“新村”^②, 1919年9月又受“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影响而建立了问题研究会, 就“民众的大联合”、社会主义、工农政府、留学生派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思考^③。1920年8月俄罗斯研究会组建, 以研究革命后的俄国思想和实际情况为目的, 又以俄国丛书的刊行、俄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留俄勤工俭学的提倡等为学会的主要任务^①。这显示了新民学会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强烈关注。其成员之一的彭璜是湖南学联的原会长, 他称赞说,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能迅速应对内部的反对党派和实行强权主义的协约国, 完成对北冰洋沿岸广袤大地的根本改造, 就在于它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②。

毛泽东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当时就“改造世界和中国”的方法持续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居留法国的会员在蒙达尔纪市组织了一次会议(1920年7月), 会上蔡和森等人主张成立共产党, 通过俄国式的革命进行社会改造, 也就是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萧子升、李维汉等人则提出通过无政府、无专制的蒲鲁东式的温和革命来进行社会改造。对此, 毛泽东在1920年12月给他们的信中表示, 虽然从真理的角度, 他赞成用温和的蒲鲁东式手段来实现全体的幸福, 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用罗素所提议的教育方法也无法引导资产阶级向善。因此, 他明确表示, 蔡和森等人主张通过俄国式革命来进行社会改造, 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 自己亦对此表示赞成^③。受此影响, 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从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文化书社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员会议。会议讨论了14项议题, 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同目的、革命方法和当前的活动方法。关于第一位的议题“共同目的”, 讨论的是到底要改造中国和世界, 还是改造世界, 还是改造东亚?究竟是改造还是改良?最终表决结果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关于第二位的议题“革命方法”, 也根据表决决定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 摒弃了民主(德谟克拉西)的、温和的共产主义。关于第三位的议题“活动方法”, 会议就是重视研究, 还是研究、宣传、组织和联络并重, 抑或重视劳工运动的实践活动等问题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最后, 会议对所有讨论内容进行了总结^④。通过讨论可以看出, 学会会员之间存在观念差异的现象已十分明显, 以“问题与主义”之争为根本, 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所说的社会主义等诸多理论上的对立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因而其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此时, 毛泽东等人开始尝试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革命组织, 使劳动者学习马克思主义, 并使马克思主义与劳动运动结合起来。例如, 在之前的新民学会会议上, 何叔衡提出传播马克思主义要先从劳动者和士兵开始, 陈章甫主张要多办夜学, 向劳动界和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⑤。由此, 毛泽东努力于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①, 不久又参与了1921年7月共产党的创建, 最终他的活动也从新民学会转移到党, 并与劳动运动有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开始深入劳动大众, 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进行启蒙, 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组织性。

以上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到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过程。这一过程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 是湖南少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 也在零散地译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时期。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 是马克思主义被湖南先进知识分子接受, 并开始与劳动运动相结合的阶段。各阶段社会主义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历程无须在此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共产党及其湖南支部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通过湖南的党组织以各种方式和渠道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进一步深化在湖南的传播, 由此培育了湖南第一代的共产党人, 迎来了湖南劳动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从而为湖南民众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