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年来, 该领域的研究范式从宏观整体性研究向微观区域性研究转向, 其中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成为学者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围绕西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全貌的认知。现有研究成果显示,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北京、上海、武汉等地, 无论传播广度还是深度均明显优于西南地区。系统考察西南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渠道及其特点, 有助于从空间维度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元路径和广泛影响, 从而深化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认知。

目前有学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浙江、湖南、江西等不同地域的早期传播^①, 围绕各地区传播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进步报刊、革命先驱创立的社会团体以及启发民智和动员群众等方面。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背景存在差异, 传播过程及其特点也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聚焦王右木、杨闇公、恽代英、吴玉章、童庸生等人, 着重以人物纪实呈现传播过程^②。有学者梳理了四川地区马克思主义者的群体聚合路径, 剖析其出身、地理环境等共性, 揭示了这些群体从各自发展到融入中国共产党及革命大潮的必然趋势^③。本文重点考察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渠道, 从进步报刊、早期党团组织、社会团体、工人群众运动等方面开展研讨, 以深化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路径的研究。

1906年10月7日, 在成都出版的《广益丛报》第118期、第119期转载了同盟会员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前途》一文, 其中提到“民生主义(Socialism)在日本翻译为社会主义”, 并对社会主义的概念作了简要解释^[1]。不过, 冯自由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零星的、片面的、不成熟的, 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得以传播是在五四运动前后, 依靠进步报刊报道社会现实, 关心民生疾苦, 唤醒工人革命觉悟。

五四运动爆发后, 《川报》驻京记者王光祈从北京发回大量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5月4日当天, 王光祈向成都发回火烧赵家楼的电报, 5月7日, “火烧赵家楼”在《川报》简要新闻栏刊出^[2]。5月17日, 李劼人将王光祈发回的五四运动详情通讯经标注后发表于《川报》, 立刻在成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3]46。当天上午, 成都30多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聚集皇城致公堂, 商讨声援五四运动的共同计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各类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四川涌现。1919年12月, 《川东学生周刊》在重庆创刊, 它秉承“主张公理, 排斥强权, 研究学术, 改良社会”的宗旨, 以针砭时弊为主要特点, 成为社会各界支持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舆论载体。1921年2月1日, 陈愚生等人在重庆城区白象街创办《新蜀报》, 提出“输入新文化, 交流新知识”的办刊宗旨^[4]30。这些报刊虽未直接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 但均对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进行了宣传, 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西南人民的思想, 使进步青年更加关心时事政治, 思考如何解决当下实际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有益的。

五四运动前夕, 《国民公报》^①刊载众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1919年4月下旬, 《国民公报》转载了《晨报副刊》的文章《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 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事迹。作者陈博贤(时任《晨报》总编辑)说明自己撰写此文的用意, “欲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之兴味”“为异日诸君献身研究社会主义之动机”。文章对马克思不屈服于欧洲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经济压力, 在贫困和疾病交织背景下仍不懈探索解放人类真理的情况作了介绍, “马氏著《资本论》第一卷七年间生活极为悲惨”“诸君读此一段马氏与贫病奋斗之事实, 得无有所感动乎”^[5]。该文对《资本论》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1919年7月13日,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机关报《星期日》创刊, 李劼人在《本报的过去和将来》一文中阐释了《星期日》创刊的理由, 即“为了从这黑暗的世界里, 促起人人的觉悟, 解脱了眼前的一切束缚, 根据着人生的究竟, 创作人类共同享受的最高幸福的世界”^[3]3。《星期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旗帜鲜明地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1920年《星期日》第35期“劳动号”专辑上刊登了《劳工神圣》《我国工人受社会轻贱的原因》《成都印刷工人觉醒后的第一次临时集会》等文章, 响亮地提出“劳工神圣”“谋将来劳动大众的幸福”“废除一切阶级”^[6]9等口号。《星期日》成为五四运动后成都地区创办的第一个宣传新思想的刊物, 旗帜鲜明, 针砭时弊。但需要注意的是, 《星期日》杂志虽然介绍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 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仍停留在浅层, 存在不准确的现象。总体而言, 以《星期日》为代表的进步报刊为西南地区广大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本, 亦为西南地区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革命理论支持。

西南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 尤其是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国YC团)的组建, 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开展共产主义运动, 探索独立创建革命政党的一次勇敢实践, 为之后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经验借鉴。党团组织创办的各类机关刊物, 进一步规范了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组织成立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922年4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先驱》杂志上刊发后, 王右木和马克思读书会成员研读团的章程, 王右木等人在成都自发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在《国民公报》上刊登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7]10。该宣言一经刊登, 便被成都卫戍总司令部宣称为“语极荒谬”“捣乱文字”^[8], 亦从侧面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艰难程度。成都团组织成立后, 尚未与团中央取得联系, 未得到团中央的正式认可, 但其自发建成后, 立即投入到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并发挥了关键作用。王右木在上海与施存统、张太雷、陈独秀等人会晤后, 于1922年10月返回成都, 受中央委托, 按照一大团章重新组建成都地方团组织, 严格履行入团手续^[9]。同一时期, 泸州、重庆也先后成立了地方团组织^[4]53。

1923年10月, 王右木选拔的一批团员如刘亚雄、钟善辅等先后转为共产党员, 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同年冬天, 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右木为成都党组织书记。成都独立小组是全省最早的党组织, 成立后立即按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积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精神, 领导成都党团组织积极推进四川的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7]7。1924年王右木不幸遇难。1925年12月, 共产党员刘愿庵回到成都, 重新整顿成都的党团组织。1926年4月, 在特支书记刘愿庵, 组织委员黄映湖, 工运委员刘亚雄、钟善辅的带领下, 中国共产党成都特别支部委员会正式组建。组织工人成立“成都市工会”, 开展工农运动、学生运动, 至1927年8月, 党员发展到115人^[10]。

在西南地区各种共产主义组织酝酿、创建过程中, 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对外称“中国YC团”。1919年10月, 吴玉章回到四川。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他逐渐认识到“必须依靠下层民众, 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11], 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1月12日, 中国YC团成立, 通过了《中国YC团纲领》和《中国YC团章程》等决议案^[4]60。《中国YC团纲领》指出, 该党的历史使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一是“代表无产阶级指示全全利害”, 二是“代表无产阶级运动全全利益”, 三是“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 四是“颠覆有产者的利益”, 五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12]4。这一纲领足以证明, 中国青年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政党。1924年, 杨闇公请求党中央承认中国YC团并将其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党中央根据建党原则, 要求中国YC团自行解散, 符合条件的成员方可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对此, 中国YC团的实际负责人傅双无与吴玉章、杨闇公产生意见分歧。1925年, 吴玉章、杨闇公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主动宣布解散中国YC团^[4]65。

1922年1月25日, 王右木将“新四川旬报社”更名为“人声旬报社”^[13], 同年2月7日, 《人声》报第一期发表, 这是四川第一份全新的、公开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扬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出版物, 也是成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该报发表的题为《本社宣言》的文章宣称, 创办该报的目的是“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 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14]。王右木在文章《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与今后的新生命》中提出, “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15]。《人声》报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介绍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 批判无政府主义, 为西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

1924年5月1日, 中国YC团的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创刊, 该刊物宣称“助革命派的同志, 与反革命党作战, 以求全世界的赤心集合拢来, 造成一个赤心的世界”。《赤心评论》创刊第一期为“追悼列宁纪念号”, 登载的第一篇文章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 第二篇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 该文是吴玉章在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演说^[16]。1925年, 萧楚女在重庆创办《爝光》周刊, 作为“四川平民学社”^①的社刊, 《爝光》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刊物的历史使命, 即团结进步青年, 研究救国真理, “尤其是要致力研究社会主义”^[17]。该刊虽仅出版三期, 但其内容———在延续与守旧势力论战的同时, 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号召青年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相较于同期重庆出版的刊物《新蜀报》和《南鸿》, 《爝光》在宣传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展现出更为鲜明的党性特征, 系统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刊物版式设计效仿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 开设“寸铁”等特色专栏, 其报道视野突破地域局限, 拓展至全国革命形势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值得注意的是, 党员已成为撰稿队伍主体, 文章理论深度得到提升, 篇幅规模有了明显扩大。《爝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引领进步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阵地。

各类社会团体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平台和媒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西南地区先后成立了多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 引领进步青年投身革命事业。与此同时, 西南地区的工人组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呈现出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统一的发展轨迹。这些早期成立的社会团体, 为西南地区党组织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918年, 王右木学成归国, 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并兼教经济学和日语。王右木受陈独秀委托, 于1920年底在成都创办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在四川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②。在王右木的影响下, 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部分学生逐渐意识到时局的复杂性以及军阀的残酷性, 该校学生群治会为“维护教育前途正义”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用蛮力压迫人类自由的”“政治界退伍和落伍的”军阀政府^[18]。1921年春, 王右木重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吸收成都高师等大中专院校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以及个别工人入会。读书会以阅读《新青年》等报刊和宣传社会主义及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为主, 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开展讨论。读书会阅读了《新青年》《觉悟》《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 会长王右木曾手抄、油印了《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 并时常为会员讲解《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19], 还要求会员“自己去以马氏书劝人读, 以理由劝人信, 以工作约他去同伴做, 以为自己介绍与否之考证, 不得随便介绍”^[20]7。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不仅致力于理论研究, 同时也注重实践活动。在1922年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 许多读书会的学生积极参加请愿活动。读书会为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批进步青年在读书会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4年4月13日, 为进一步培养青年人才, 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 吴玉章、杨闇公在成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 参与发起研究会者为刘愿庵、杨衡石、张克勤、傅双无、郭祖劼等20余人。研究会成立当天到会70余人, 杨闇公任总务干事。吴玉章在成立会上进行演说, 热情赞颂“轰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派的社会主义”, 认为社会主义“经过苏联的试验, 人人已知道他有实现的可能”^[21]53。他还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号召中国劳动阶级“共立于波尔希维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之下, 对于第三阶级(资产阶级)施行总攻击”, 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最后的胜利必归于劳动阶级”^[21]58。1925年6月, 在中共成都特支领导下, 钱芳祥和李正恩发起成立了进步学术研究团体“社会科学研究社”, 以成都大学为主要阵地, 公开发行刊物《野火》, 传播革命思想, 揭露四川军阀的罪行。钱芳祥明确提出:“本社的宗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 努力研究社会革命实践。”^[22]社会科学研究社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学习马列著作, 例如《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释》《资本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23]。

五四运动时期, 西南地区尚无统一的工人组织, 工人与青年学生一同参加各类声援活动。1919年6月8日, 成都工人参加了在少城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 白旗上书写“抵死力争还青岛”等字, 一致谴责北洋政府。1920年2月15日, 成都印刷界铅、石两部工人在双柳村渡春楼召开劳工互助团成立大会, 到会代表近百人^[6]10。该互助团的宗旨为“铅、石两印互相提携, 化除隔阂, 实行互助”^[24]。同年春, 袁志成联合其他学校工人, 发起组织“劳动界爱国十人团”, 并在《星期日》上发表《我们劳动界组合的说明》, 提出发展实业、解决就业、广受教育等建议^[6]10。5月, 袁志成等发起组织“成都劳动自治会”, 提出发展“公共投资”“公共实业”“公共储蓄”“劳工招雇处”“夜课学校”“医药所”等切实符合工人利益的六条要求, 宣传提倡工人解放, 号召实行互助^[25]。1920年2月, 成都南门外工人在南台寺成立“南门劳动自治会”并散发传单, 揭露资本家“驱使象牛马, 应用象机器”的行为^[6]10。这些组织的建立说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接受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想, 为后来西南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3年5月1日, 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下, 以长机帮、牛骨帮、刺绣工人为骨干, 成都劳工联合会成立了。成立大会上散发了由恽代英和蒋雪邨(时任社青团成都地委书记)为工人写的《人日宣言》和《劳动五一纪念游行大会宣言》^[6]10, 通过了关于改工钱为工银、禁止拉夫、普及工人教育、废除治安警法等维护工人正当权利的提案。团成都地委呼吁:“我们劳动界, 处此以全社会供少数自营私利的时期, 痛无可忍, 乃为此取与世界、全国一致的劳工五一运动, 揭出吾劳动界共利的平等的光明正大的三八制的要求。”^[20]76 1925年3月, 重庆团地委通过成立劳工互助社等合法组织, 团结了工人群众,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同时, 组织领导了重庆地区的反帝斗争, 通过劳工互助社成立了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 反帝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26]。1926年初, 中共重庆地委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 专门增设了职工运动委员会, 并着手改组劳工互助社的宣传阵地, 将原《工农之声》更名为《四川工人》, 扩大发行规模以增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引领。4月17日, 在中共重庆地委和重庆团地委的联合领导下, 四川劳工互助社召开全体代表大会进行改组, 改组后, 四川劳工互助社的组织更加完善, 工作更具活力, 在西南地区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纪念的功能之一为强化记忆。“中共纪念活动具有宣传政治主张、加强政治领导、保存历史意识、总结历史经验等记忆功能。”^[27] 1923年5月1日, 成都工人以成立劳工联合会庆祝国际劳动节, 张贴王右木、蒋雪邨写的《唉!劳工不得不做“五一”运动啊!》和《咀咒劳工做“五一”运动的人请看这好罢》等印刷物, 谴责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号召工人起来和资本家斗争, 为实现“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的三八制而奋斗。同时庄严指出:“倘若资本家执迷不悟, 我们就截然罢工, 倘若资本家仗他金钱魔力来迫勒罢工, 我们是不睬的, 我们饥寒交迫的工人要团结一致奋斗, 只要运动成功, 我们就为万世造出最大的幸福了。”^[6]15

1924年5月1日, 中国YC团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委共同组织纪念“五一”和追悼列宁大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全国铁路协会四川分会、成都劳工联合会、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四川省国民公会、成都劳动自治会、社会主义科学读书会、波叶社等12个团体参与了这次大会, 人数过万, 其中工人数量达5000多人。杨闇公在大会上作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演说, 称赞“列宁是实行经济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成功者”和“劳动界的救星”, 呼吁青年要“顶天立地竖建民族精神与国民革命的大义, 系统的宣传, 严密的组织, 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进攻, 继列宁未竟之志而奋斗!”^[12]37同日, 中共重庆地委通过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这一统战组织, 成功发起并举办了重庆各界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大会由重庆工界外交促进会创始人叶兰奎主持, 劳工互助社领导人刘远翔、曾俊杰分别作主题报告^[4]109。在党组织的动员下, 劳工互助社大多数社员参与了此次游行庆祝活动, 展现了重庆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组织性和革命热情。1926年3月14日, 成都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 举行游行、演讲活动。到会数百人中, 劳动工人居多, 有劳工联合会、劳动自治会、生丝各帮等, 中共成都特支刘愿庵书记担任大会副指挥并作演讲, 提出“打倒军阀、拥护广东政府”口号^[6]27, 西南地区群众运动如火如荼。

西南地区的党团组织除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外, 还大力推进群众工作, 将农、工、商、学各界联合起来, 形成统一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战线。1923年秋, 在劳工联合会领导下, 长机工人孟本斋组织其他工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三皇会”、反“朱尺”的斗争^①。这次斗争自1923年秋持续到1924年春, 规模庞大, 目标明确, 斗争形式多样, 并提出了“反对封建行会———三皇会”“工人要组织为工人谋福利的自己的组织———工会”“决定工人命运的尺子要掌握在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手里”等口号^[28]337。1924—1926年, 为改善长机工人待遇, 提高工资, 孟本斋领导工人多次开展罢工运动, 组织请愿游行, 最终争取到了应得的利益^[28]339。蜀锦长机工人的斗争增长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意识, 生动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 四川的人力车夫行业也多次爆发罢工运动, 以争取工人合法权益^②。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 在全国掀起的抗议怒潮中, 成都工、学、商等各界一百多个团体于6月18日成立“五卅惨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 会上通过了简章和宣言, 劳工联合会被公推为后援会的负责团体之一, 共产党员廖恩波和钟善辅主持了后援会会务。同年6月21日, 廖恩波主持了在西较场召开的五千多人参加的国民声援大会, 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沿途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抵制仇货”等口号。1926年3月18日, 段祺瑞下令枪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 打死47人、打伤200余人。在中共成都特支领导下, “北京惨案成都农工商学后援联合会”成立, 并于4月28日组织了上万人的示威游行, 捣毁了顺河街日本领事馆^[6]28。

1926年9月5日, 英军炮轰万县县城, 打死军民600余人。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 号召“民众起来, 用自己的力量, 使用一切方法对付强盗的英帝国主义!”^[29]33重庆、成都、涪陵、泸州等地纷纷组织团体、发布通电, 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在中共成都特支领导下, 成都所有工厂、学校、商店、团体积极行动起来, 联合社会各界成立“万县惨案成都国民雪耻会”。中共重庆地委发动重庆各界300多个团体成立了“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4]103。9月15日, 中共成都特支工委刘亚雄、钟善辅领导的成都市工会筹备会以市工会名义率先发出通电:“五卅之血迹未干, 万城之惨案重演, 彼帝国主义者, 毒用屠杀政策, 势将绝我华裔, 闻此噩耗, 莫不悲愤。”“凡我同胞, 急宜奋起, 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6]28 10月1日, 全市工人踊跃参加由“四川北伐大同盟执行委员会”“万县惨案全川国民外交后援会”发起的示威游行和大罢工^[29]165。此次斗争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学生爱国退学运动、工人爱国罢工运动、市民对英经济绝交运动等风起云涌, 群众运动达到了高潮。

进步报刊、党团组织、社会团体和革命实践多种渠道相互配合, 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与发展。一是作为思想启蒙的先驱, 《川报》《国民公报》《星期日》等进步报刊, 借助时事报道与理论阐释, 有力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忱, 构筑起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舆论阵地。这些报刊凭借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优势, 成为连接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桥梁和纽带。二是党团组织的建立以及各类机关刊物的创办, 规范并统一了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内容, 尤其是杨闇公等人自发建党的伟大尝试, 让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层面迈向实践层面。三是各类社会团体与工人阶级组织, 通过领导罢工斗争和组织革命活动, 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王右木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等组织, 通过研读经典著作和开展思想交流,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知。工会领导的革命斗争, 既为工人争取到了合法权益, 又在实践活动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四是“五一”、伟人逝世纪念活动等集体仪式强化了民众记忆, 工人斗争和反帝爱国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深度融合。这种传播模式既契合当时的社会需求, 又适应西南地区的地域特色, 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落地生根。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西南地区多山地, 交通闭塞, 农村经济自给自足, 缺乏现代通讯网络, 导致报刊发行和组织活动成本较高, 传播活动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昆明等少数中心城市, 广大农村地区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二是农民生活较为贫困, 文化程度不高, 难以理解抽象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 军阀统治下基层动员困难重重, 由此决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接受者多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部分产业工人, 普通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度极低。三是由于军阀割据混战, 西南各省行政相互分割, 诸如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党组织, 多数情况下只能各自独立开展活动, 致使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缺乏省际联动, 难以形成合力。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的局限性, 呈现出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过程中遭遇的现实挑战。尽管存在传播范围受限、理论阐释浅显、组织体系脆弱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探索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不仅培育了吴玉章、杨闇公等一批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本土革命领袖, 而且通过劳工互助社、工会等组织, 在封闭的内陆地区播撒了阶级觉醒的火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实践表明, 培育本地革命力量、创新理论传播方式、扎根群众性的革命实践是突破地理、文化和阶级等马克思主义传播多重壁垒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