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研究也伴随着改革实践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理论与实践互动, 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时至今日, 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 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不少规律性认识。与此同时, 学术界对改革理论的研究、探讨从未停止过,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认真梳理关于改革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和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 有助于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初期的生动写照。一方面, 改革一经启动, 对于理论的需求非常迫切;另一方面, 边推进改革边总结经验, 不断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也是我们党的一条宝贵经验。国内学术界对改革理论的研究和探讨紧紧围绕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党关于改革的理论创新展开。

从发展脉络来看, 对改革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 最初集中在经济方面, 后来逐渐深入到政治、教育、科技等其他方面;1992年之后对改革理论的探讨全面展开,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顺利推进, 改革理论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有不少学术会议和理论文章专门探讨改革理论的问题, 但这一时期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方面。如, 1981年在大连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召开的座谈会上, 孙冶方就明确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并针对当时存在的轻视理论的问题指出:“现在我们经济学界也有种空气, 好象《资本论》过了一百几十年了, 是‘老掉牙’的东西, 已经‘不够用了’, 或者说‘有点过时了’。这个说法, 我有点不大同意。掌握理论首先要学习《资本论》。”^[1] 1982年首都经济界200多人参加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讨论, 集中探讨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等问题^[2]。同年, 北京和一些重点省区市的12个单位的56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 集中讨论了计划与市场、生产资料所有制、价格、企业自主权、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问题^[3]。学术界的讨论成果很快被党和政府吸收, 转化成推进改革的方针政策, 这些方针政策的出台又反过来推动了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 形成了良性互动。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 学界也形成了基本共识, 如于光远在一篇论文中明确提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丝毫没有触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们今天, 只存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4]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5]179。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学术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探讨掀起了一个高潮, 大量的学术文章被刊载, 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并驾齐驱”。除了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以外, 学者们也深入到基础理论层面, 比如, 黄宗良围绕社会主义矛盾的特点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认为“政治体制的性质是由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的性质决定的, 或者说, 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的变化是政治体制发展的基础。衡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准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程度”^[6]。

随着对经济、政治以及教育、科技等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探讨的深入, 学界逐渐开始了对改革理论本身的反思。首先是对改革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的关注。如, 有学者在1982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的基础”, 并认为“必须正确掌握马克思说的‘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 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7]。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逐渐升温。如, 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 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任务、方向, 规定了各项基本方针和政策, 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是指导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8]。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改革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认为“改革是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9] 还有学者比较系统地概括了改革的理论基础,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理论是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渊源”“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科学思想是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多方面的重要论述是我们进行各项改革的直接思想指导”^[10]。

总之, 从改革开放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 改革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多, 对于改革理论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但总的来看, 主要还是限于一些局部问题, 没有形成系统的改革理论研究。现实中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 对于改革理论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91年对高骞研究员的一篇访谈中, 高骞提及他在1985年就提出建立改革学的设想, 并谈到:“如果说, 当年我提出建立改革学仅仅是一个设想, 现在, 我认为已到了非加紧进行不可的时候了。当年, 我提出这一建议时, 正值我国改革刚刚全面展开, 已经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回答, 改革本身也急待整体规划。可是, 当时对改革的研究却局限于单学科和局部问题, 不能从整体上揭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11] 高骞还提出了构建改革学的初步架构, 包括改革的由来和动因(改革思想史和改革史)、改革的基本理论(改革的地位、作用、性质和任务)、各国改革实践比较、改革的工程研究等^[11]。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 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学界对于改革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这时起一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 是我国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全面展开时期, 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特别是在1998年、2008年两个时间节点, 都有大批论著发表。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整体上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和研究, 进而揭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并成为学界普遍共识, 改革理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如, 1992年赵曜在《学习与研究》杂志发表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一文, 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改革和开放一体化、改革必须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等六个方面作了论述, 并认为“上述六个问题就是邓小平同志论述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支柱, 把其综合起来就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12]。这篇文章是笔者所发现的较早的、从整体的视角专门论述中国改革理论的文章。另外, 王怀超1996年在《改革与开放》杂志发表了《我国改革的七条基本理论》, 概括了改革的七条基本理论, 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第二次革命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13] ; 2002年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发表《当代中国改革的理论成果》, 将当代中国改革取得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七个方面, 即关于改革的性质、关于改革的地位、关于改革的主体和动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关于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14]。1999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祝福恩编的《改革学论要》, 全书由改革对象论、改革性质论、改革必然论、改革功能论、改革动力论、改革理论论、改革原则论、改革模式论、改革客体论、改革主体论、改革规律论、改革试验论、改革系统论、改革标准论、改革特性论、改革目标论、改革利益论、改革预测论等十八章构成, 比较全面完整地勾勒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全貌,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15]。

二是出现了大量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学术论文, 特别是关于邓小平改革理论或改革思想的文章数量非常多。如, 有学者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毛泽东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著作中, 深刻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6]。关于邓小平的改革理论,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对于什么是改革, 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改革的性质, 改革的目的, 改革的意义, 改革的步骤和方法, 改革的难关, 改革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和风险以及解决的办法, 都作了精辟的、实事求是的论述。这些论述是我们胜利地进行改革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17]。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如, 有学者早在1993年就系统梳理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历史发展,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 已经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改革做了初步的论证和探索。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历史哲学基础。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理论和实践上均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因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奠基者和先驱。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改革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创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他提出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 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贡献,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18]。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和改革成就的逐步显现, 关于改革理论的探讨也逐渐深化, 并有效地发挥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改革进入深水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学界对于改革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进一步深化、拓展期, 学理性、创新性不断增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 对于改革理论的整体性、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逐步加强, 体系化、学理化不断增强。如, 严书翰认为:“总结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可以清楚地看出已经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改革理论。其中包括六大理论支柱:改革目标论、改革动力论、改革主体论、改革条件论、改革保障论和改革方法论, 亦称中国改革六论。”^[19] 宋月红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决定》, 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全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立足于当代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实际, 审议通过了《决定》, 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描绘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宏伟蓝图, 丰富和发展了以社会主义改革观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开放理论。”^[20]

其二, 对政治人物的改革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研究成为热点, 对这一思想的体系、内容、特征及其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如, 张占斌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眼光和理论创见的新理念新战略,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改革主题论、方位论、目标论、功能论、动力论、方向论、主体论、保障论、空间论、方法论等十个基本维度。”^[21] 二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研究依然持续, 特别是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研究热度依然很高。三是出现了对陈云、习仲勋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改革理论的研究。如, 朱佳木2019年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 他认为:“陈云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经历了改革开放最初的17年, 其改革开放思想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可以从处理好八个关系加以概括: 既要搞活微观, 又要管住宏观;既要积极推动, 又要稳步前进;既要推行企业责任制, 又要确保设备完好、成本下降、质量提高;既要使价格遵守价值规律, 又要照顾民生的承受能力;既要承认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消极现象不可避免, 又要力求把它控制在最低限度; 既要反对过分强调‘斗争哲学’, 又要反对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既要充分发扬民主, 又要切实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既要看到共产主义还很遥远, 又要坚信共产主义必胜, 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22]

其三, 对改革理论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如, 赵曜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改革和开放思想, 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关于社会主义是改革的社会的论述, 列宁关于在革命过后要及时把改革提到重要日程、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仍将存在但不是对抗性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关于必须学习外国的长处问题的论述, 对我国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形成了改革开放的理论, 成功进行改革开放实践。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 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开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改革开放, 必将造福于中国人民, 加快推进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步伐。”^[23]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学界对于改革理论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改革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形成的对于改革基本问题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围绕改革理论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 如改革的依据、动因、性质、对象、主体、动力、原则、方法、目标、评价标准等。本研究重点梳理以下几个方面。

这部分内容旨在阐明为什么要改革, 论证清楚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王怀超认为:“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在‘文革’所导致的巨大历史灾难后被迫进行的。”^[14] 赵洁伟认为,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结合我国生产力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现实, 阐明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24]。面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度出现停滞和徘徊, 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提升的历史教训, 邓小平反问道:“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5]237 因而,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摆脱贫穷落后以实现国富民强是改革的直接动因。张占斌认为, 改革是赶上时代的根本要求, “在经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艰难阶段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 ‘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5]370。这是因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动力, 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之源, 有了这个巨大动力, 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5]37。陈世润、欧晓彦从化解现实危机和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国家综合国力得到持续增强。但同时, 也产生和积累了一些新问题和矛盾, 中国改革道路仍潜伏着许多危机和挑战。国际方面,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威胁论’声音不绝于耳。国内方面,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没有理顺, 尤其是政府对市场不当干预过多与监管不到位并存。”^[26]

关于改革性质, 学界依据邓小平的论述, 普遍认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二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如王怀超认为, “关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二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前者是讲这场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关系, 即改革的目的和结果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者讲的是这场改革与传统体制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传统体制而言, 这场改革不是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旧体制进行根本否定, 是对旧体制发动的一场革命”^[14]。祝福恩认为:“对改革的性质, 邓小平曾作了科学的概括, 他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进行的改革, 并不是改革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而是改革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层次下的具体体制上的弊端, 实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的有机统一, 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7] 而张启华、张树军认为,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这是对我国改革性质和作用的高度评价。这意味着改革不是仅仅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调整与修补, 而是像过去的革命一样, 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采取革命性的行动, 将生产力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28]1156。这样, 关于改革性质的理解就有三个方面。根据邓小平的表述,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5]135 因此, 解放生产力、第二次革命只是不同的表达, 其实质是一样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 关于改革的性质的界定, 一方面表达了改革的实质, 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改革的方向, 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是改革不是改向。这样改革的实质和方向也就清楚了。因此,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十四年来, 我们从事的事业, 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通过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 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 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 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 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9]3

关于改革的地位, 王怀超认为:“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本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历史地位的一个重要判断。”“仅仅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不够, 还应当找到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具体形式。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找到了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途径或具体形式———改革。”^[14] 包心鉴则认为, “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揭示改革地位、定位改革功能, 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 并且认为,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邓小平“明确从制度层面揭示改革地位、定位改革功能的”^[30]。同时他还认为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历史地位和本质属性的重大思想”^[30]。可见, 这一看法是将改革的地位和改革性质、本质属性等同起来看待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改革的性质和地位也作出一系列重要的论述, 比如:“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 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31] “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32]10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 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32]2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32]3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32]3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32]8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32]3 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拓宽了视野, 深化了认识, 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目的和目标是有所区别的:目的强调行为的原因和意图, 比较抽象, 表达的是统一性、普遍性、终极性的追求;目标强调行为的方向和终点, 比较具体, 表达的是特殊性、个别化、阶段性的追求。关于改革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和改革的性质、实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内涵上是高度一致的。比如, 有的学者认为,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5]189。邓小平也明确指出过:“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5]134 有学者认为改革的目的是个系统, 包括三个层次:改革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33]。胡耀邦同志认为改革的目的就是“藏富于民, 让人民富起来”^[34]。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看作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这个评价很重要, 揭示了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35]。逄锦聚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牢牢把握和紧紧围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36]。

关于改革的目标, 实际上是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提出和完善的。如严书翰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是有明确目标的。因为只有目标明确, 才能确定奋斗的方向, 才能走好前进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论述改革目标是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党的十八大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这是符合思想进程和历史进程相统一规律的。”^[19] 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立足中国具体实际, 我们党在总结改革实践经验和推进改革过程中相继提出了某一领域的改革目标, 由此逐渐形成了以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牵引的改革目标体系。”^[25]187 客观地讲, 我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是先在经济领域展开, 然后再推进到其他领域的。党的十四大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其他各领域也逐步提出各自的改革目标。王立胜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目标, 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这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子目标体系。”^[37] 沈传亮认为:“改革的全面性体现在我们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建设制度等改革目标;改革的深刻性体现在我们聚焦制度建设, 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3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即“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提出, “到2035年,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39]。

需要指出的是, 关于改革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作出了非常深刻而明确的指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 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开放必须勇于解放思想, 但解放思想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因而改革开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 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这是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 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 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 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 有些不能改的, 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40] 目前学术界的改革理论研究缺少对这方面的深入阐释和论证。

2018年在庆祝海南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海南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人民是改革的主体, 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发挥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41]。在这方面, 学界的研究是有共识的, 如王怀超认为,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力军, 是发动改革并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入的主体和动力”^[14]。严书翰认为:“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依靠力量。要坚持改革为了人民, 改革依靠人民。也就是说要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42] 当然, 中国共产党也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 从这点上讲, 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领导力量也是改革的主体。如陈曙光认为:“党是推动改革的责任主体, 是领导改革的核心力量, 是改革成功的政治保证。”^[43] 不过, 也有学者将改革主体论和改革保障论分别论述, 认为党的领导属于改革保障论。如严书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42] 此外, 还有学者着眼于更为具体的视角, 认为改革的实施主体是多元协同的, “广义上讲, 政府、市场、社会都是改革主体。从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 中央政府是改革主体, 而且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还有若干积极的改革主体, 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和地方政府等”^[44]。

关于改革的评价标准也是研究的热点, 如王怀超认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即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4] 陈曙光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时代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新思想新论断, 形成了以‘两个是否’为尺度的改革新标准。”“即‘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是我们党对改革评价标准的新表述、新界定。”^[43] 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实际上也是改革的价值取向, 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价值观。如, 王怀超认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和全体中国人民根本要求的高度统一, 是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14] 钟君认为:“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 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价值旨归。”“从‘三个有利于’到‘两个是否’, 深刻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人民至上的改革价值观。”^[45]

关于改革的方法论, 学界论述的比较多, 形成了丰富的成果。如, 沈传亮认为:“一是把握改革内在规律, 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二是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是改革要于法有据。”^[46] 严书翰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如渐进式的改革方法、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理论和改革探索良性互动等,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改革方法论作了精辟阐述, 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改革方法论。”“习近平论述并总结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上肯定了改革中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重申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要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方法。”并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四个坚持”, 即“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19]。张占斌认为:“习近平强调的‘正确的方法论’, 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综合运用系统辩证思维在改革领域中的生动体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二是注重整体谋划”“三是强调重点突破”^[21]。赖先进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改革方法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认为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程中, 改革方法论也从注重层次化走向全流程化, 并论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改革方法论的新发展:“一是在改革规划设计方法上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二是在改革执行实施方法上更加注重突出重点;三是在改革评价改进方法上更加注重改革实效。”^[47]

经过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对改革理论的研究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理论成果, 特别是在有关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为进一步总结改革历史经验、深化规律性认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 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 迫切需要改革理论的创新发展。

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存在一定的重复性, 对改革理论体系的构成的理解也不一致。大量的研究集中在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如前面已经列举过的众多方面), 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的重复研究, 所论述的内容也都是众所周知的或领导人讲过的。比如, 研究者大多是根据自己的偏好将改革理论归结为几个方面或者几“论”, 因此就有了“改革六论”“改革七论”“改革十论”等, 呈现出研究碎片化的现象。如, 严书翰认为“改革六论”是中国改革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包括“目标论、动力论、主体论、条件论、保障论、方法论”^[42]。王怀超在回顾社会主义改革历程的基础上,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第二次革命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族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13] 是改革的重要理论成果。张占斌认为, 新时代改革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改革主题论、改革方位论、改革目标论、改革功能论、改革动力论、改革方向论、改革主体论、改革保障论、改革空间论以及改革方法论”^[21] 十个基本方面。陈曙光从“立场论、导向论、目标论、定力论、标准论、系统论、关系论、思维论、实践观和领导力量论”^[43] 几个方面论述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理论构成。

第二, 对改革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学理性和实证性均有待加强。研究的重复性以及对理论体系理解的不一致, 反映出的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研究不够深入。不可否认,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归纳了改革理论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为进一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 打下了基础, 提供了启发。但是, 从方法论上看, 这些研究多数还停留于归纳和分类, 重点在“知其然”, 缺乏对改革理论内容的内在逻辑论证。对于改革理论涉及的每个具体内容缺乏更为深入的学理性论证, 往往是引用经典作家观点或领导人的讲话作为依据, 较少深入社会现实问题, 因而总体上还在理论内部绕圈子, 使得“知其所以然”仍然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目前大量的研究还是集中于对于党的改革理论创新, 特别是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改革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和阐释方面, 对改革理论自身的内涵、结构、生成逻辑、时代价值、实践意义等方面还缺乏深度研究。二是改革理论是伴随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是一个动态过程, 目前对于改革理论的演进也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梳理。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两个不足:一个是对当代哲学领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重大理论进展缺少关注和了解, 往往局限于比较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难以取得突破和创新;另一个是对其他实证科学, 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关注不够, 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不够。

第三, 从改革实践经验中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提炼还有待加强。改革实践的发展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导, 改革理论的发展也需要改革经验的总结。如果说改革经验是从直接的、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多少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 那么改革理论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将改革经验提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 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因此, 对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思考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改革理论的发展。当前, 学术界对于改革经验的总结还存在研究不充分、理论思考不够的问题。一是和改革理论的情况相似, 存在重复化、碎片化问题, 停留于简单的归纳和罗列, 缺乏有效深入的探讨。二是对改革中成功的经验总结得比较多, 对于改革中失败的经验, 或者说改革的教训总结得比较少。三是对改革经验的总结缺乏系统性。改革经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同时, 也涉及不同层次, 包括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体制改革的经验。现有的研究主要还是运用分析的方法, 集中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层次, 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之间的改革如何耦合, 如何能够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方面的经验总结还不够。

第四, 各说各的, 自说自话, 交流整合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概念的使用存在不统一的现象, 没有形成关于改革理论的一般概念。比如, 关于改革理论, 现有的表述有:中国改革理论、改革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理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革观、改革开放理论、新时期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改革理论、邓小平改革思想、习近平改革思想、习近平改革理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等。当然, 表述的不一致有时候是研究的视角不同造成的, 也是研究过程中无法避免的, 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 但这也容易出现话语体系的混乱, 导致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随着研究的深入, 下一步应该走向整合与趋同。二是各学科领域的研究之间缺少交流, 难以形成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改革理论来源于实践, 问题导向是改革理论形成的基本依据, 研究总结改革理论的目的也是为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难点、堵点等问题提供指导。由于学科分立, 目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脱节, 导致构建问题导向的改革理论存在困难。比如,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各自学科背景、前提、假说出发, 各自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改革思路, 但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改革不能只考虑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领域。而作为宏观层面的改革理论研究往往又难以深入到各个领域中的细节, 只是就理论谈理论, 对理论或思想进行梳理和归纳, 没有很好地和问题结合起来、和实践联系起来, 缺乏针对性和前瞻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强音, 关于改革理论的研究将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未来关于改革理论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深刻认识加强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改革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有多重要, 改革理论的现实意义就有多重要。因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使我们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认为, 改革理论不同于社会发展理论, 也不同于现代化理论。因为改革本身更加强调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人的主动作为, 它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 即通过人的主动作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 改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改革创新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作为, 是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必须更加重视对改革理论的研究, 这也是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对改革理论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

二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改革理论的创新研究。要从对党的改革理论特别是领导人的改革思想的总结、梳理、概括向学理化的方向发展, 从对理论本身逻辑性的关注转向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 真正发挥改革理论的实践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因此, 学术界的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 从现实的问题出发, 而不是从头脑出发、从本本出发。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 这实际上关涉如何深入社会现实的问题, 而这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调查研究和实证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要积极关注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新发展, 真正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深入现实”的具体化原则, 突破传统的分析框架, 同时也走出仅仅停留于归纳及分类整理的窠臼。

三是要设法打破学科壁垒, 多开展跨学科研究。改革问题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课题, 因而构建系统的改革理论也是一个复杂、宏大的课题, 涉及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当前学术界跨学科的研究很少,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更少, 创新度有待提升。因此, 今后学术界应该加强跨学科的交流与协作, 打破学科壁垒, 加强协同创新, 多搭建跨学科的研究平台, 多进行跨学科的课题研究, 多出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样, 既能促进理论性质的研究与实践性质的研究相互融通, 也能促进这两种研究各自获得新的研究视角或研究材料, 从而既有益于理论的“彻底”, 也有利于理论转化为“物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