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进入历史客观进程的多种历史关系的互动机制，指出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的重要影响。[1]人类历史进程也表明，在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先进思想往往成为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先导。因此，探讨意识形态研究主题的变迁及其规律，是关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就此而言，基于科学的分析方法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的历史沿革，把握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逻辑演进与社会发展主题变迁的紧密联系，在逻辑解读的基础上展望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趋势，无疑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借助信息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软件
一、研究概览：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背景分析
对道路的探索不同于对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即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不同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的研究，前者直接关涉意识形态问题，后者除了关涉研究问题本身，还要探讨问题研究者的基本情况。恰如分析思想家的思想，我们只有在对思想家其人有一个基本把握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全面深刻地把握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同理，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的历史沿革，首先需要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趋势、研究学科、研究者、研究机构等背景有所了解，以此奠定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历史沿革的研究基础。
1．文献量情况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历程(如图1)可知，尽管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并不明显，但是其在该领域的发文量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且其增速在21世纪大幅提升。这表明，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具有弹性生命力的增长型学术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该问题吸引了大量学者投身其中。
图1
具体来看，基于学术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发文量，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起步阶段(1949—1977年)，初步发展阶段(1978—2000年)，迅速发展阶段(2001—2007年)，稳定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在微观层面分析各发展阶段的文献量情况，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前，学术界不仅较少就意识形态问题撰文发表，而且对该问题的关注也不具有整体连续性，这样一种普遍低迷的研究态势在改革开放后明显转变。一方面，该领域研究再未出现研究断裂情况；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研究年均发文量始终未突破50篇这一界限，但是其在总体上却保持波动上升状态。到了21世纪初期，该领域发文量迅速上升，仅在2000—2008年短短的8年时间，年均发文量就从不到50篇跃升为近200篇，其间，2008年度发文量年增长幅度更是高达80篇。此后，该领域发文量虽未能长期持续增长势头，但是其近十年仍然波动性稳定在2008年的研究高潮态势下，即年均发文量保持在200篇左右。
2．涉及学科情况
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关涉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自然会呈现出多学科关切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要分布在以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17.41%)、高等教育(13.55%)、马克思主义(10.92%)等为代表的10个学科领域(见图2)。
图2
结合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所涉及的10个学科的学科特点，分析该研究领域学科分布规律，可以发现，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业已形成了一个融“意识形态现实体现—意识形态存在合理性—意识形态传播”为一体的研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研究和文学、影视研究分别从显性和隐性层面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表征，从而增进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直观理解。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哲学研究则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哲学发展史论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内核，由此为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最后，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新闻与传播等学科立足教育机制、传播机制，全面分析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问题，为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现实性转化提供了有益指导。
3．作者和机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不仅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学术功底扎实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人才队伍，而且建立了一批科研资源丰富、实力雄厚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机构。
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队伍的人员构成情况发现，这支学术研究队伍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具规模，彼时该领域研究的代表学者有姚大志、汪行福、杨生平等。进入21世纪，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队伍得到了丰富的人才补充，刘建飞、周宏、张一兵、徐海波、侯惠勤、张秀琴、董学文和苏富平等具有突出学术研究能力的学者相继加入意识形态问题讨论中，从而掀起了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一股热潮。大约自2008年开始，吴学琴、王晓升、蒯正明、刘英杰、王永贵、朱继东、肖唤元和秦龙等学术才俊陆续参与到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中，由此奠定了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领域“‘老—中—青’接力、助力、合力”的研究态势，并将该领域研究推向新的繁荣。
在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人才队伍分布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该领域研究机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机构分布呈现出“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以哲学系为辅，其他院系共同研究”的研究模式。具体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镇。同时，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哲学系作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有力支撑，与其他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通力合作，夯实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理论基础。此外，北京大学中文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等非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哲学院(系)的其他文学、政治、管理类学院同样基于学院(系)优势，对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了充分探讨，共同打造坚实而又系统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阵地。
二、从“阶级”到“核心价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的历史沿革
在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历史沿革背景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见图3)
图3
1．1949—1977年：研究“阶级”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1949—1977年，我国学术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有“阶级斗争”“阶级冲突”“资产阶级”“资产者和剥削”等，这些围绕“阶级”问题展开的关键词是当时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的学术写照。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我国在政治上依然面临来自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威胁，在经济上不得不收拾一个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文化上不得不与法西斯文化、国民党愚民思想、封建主义思想作斗争，新中国当时的工作重心只能是强调阶级斗争的主题。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领域中，就表现为学术界普遍通过阶级对抗的学术研究语言从三个维度怒斥阶级压迫、宣扬阶级斗争、鼓励培养阶级意识。
首先是以口号形式宣传阶级斗争，如“牢记阶级苦、珍惜今日甜”[2]、“带着阶级感情学、就能自觉地学”[3]、“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紧阶级、阶级斗争教育，发挥政治理论教育的战斗作用”[2]、“不忘记阶级仇”[3]、“牢记阶级苦、誓作革命接班人”[3]等口号鲜明体现了新中国这一时期的阶级宣传特色。其次则是分析诸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阶级问题。一方面，学术界将孔孟儒学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认为其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其提倡的“仁爱之心”实际上是压迫人民的狼子野心，其“克己复礼”“不患寡而患不均”“师道尊严”等内容是腐蚀百姓思想的毒药[4]，必须狠批孔孟儒学、必须严守阶级阵线、必须将无产阶级教育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学术界提倡商鞅[5]、张居正[6]、鲁迅[7]等人物，认为商鞅变法、张居正改革、鲁迅批判封建主义等都体现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精神，因此，教育应该多运用这种革命性素材，要让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无产阶级的使命。最后是通过剖析“四人帮”问题再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在清算“四人帮”的过程中，学界对“福利国家”[8]、“真正的社会主义”[8]等口号，效法孔子“克己复礼”[9]等行径加以批判，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偏离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使命的反动言行。
2．1978—2000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和反思“苏东剧变”
20世纪末期的中国，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探索的初始时期，更是处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新的经济体制因素不断成长的多经济体制并存时期，以及处在由苏联解体开始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不战自溃的动荡时期。因此，1978—2000年，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着眼于两个问题：一是围绕“经济基础”“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等关键词厘清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回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合理性；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等关键词反思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因素，坚定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信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并于次年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及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间，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遭遇诸多难题的困扰，最关键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反映到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领域，则表现为如何界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自朱光潜[10]首次提出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之后，吴元迈[11]、王锐生[12]、李本先和苏宗强[13]等针对朱光潜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此开启了学术界关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讨论。讨论主要围绕六个问题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是否有分歧？上层建筑是否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意识形态与政治、法律等设施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同生产力之间能不能直接发生联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到底是“特定的意识形态”还是一个社会形态中所有的意识形态？尽管学术界最终并未在这次讨论中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达成明确的一致性意见，但通过这次讨论，学术界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知已经不再是苏联式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个公式化的理解。相反，学术界开始探索意识形态的张力性内涵，这为其后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为1992年最终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91年，新中国还未就经济体制改革理顺头绪和达成一致意见，就遭遇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顷刻间不战自溃的严峻现实。人们不禁反思偌大的苏联究竟缘何走向解体，而仍在继续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又该如何坚定继续前行的信心。为解答时代疑惑，坚定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国当时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回应苏联解体挑战。首先是客观理性分析苏联在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认为苏联时期是俄国历史上的顶峰时期，而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更是无可置疑的，绝不能刻意抹黑苏联的历史，否则就必定遭到命运的严厉惩罚。[14]其次是着重分析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因素，认为尽管苏联解体和剧变是多因素的，但意识形态的变异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5]具体表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是苏联解体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迎合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是意识形态变异的温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而从否定历史到全盘自我否定，则使意识形态全线倒戈。[16]最后是坚定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信心和决心，指出苏联演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共产党本身出了问题，因此，新中国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持不渝走社会主义道路。[17]
3．2001—2007年：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
20世纪末期，世界进入新一轮全球化、一体化时期。2001年，新中国把握时代机遇，毅然作出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由此开启了新中国21世纪全球化发展历史。伴随着全球化带动下跨国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也迈入了“高频率、强联系”的发展阶段。2001—2007年，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获得广泛传播，学术界围绕“阿尔都塞”“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审美”“齐泽克”“后现代主义”“翻译”“文艺”“科学技术”“审美意识形态”等关键词形成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视角。
第一，社会批判型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意识形态理论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为要旨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马尔库塞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在对马尔库塞的研究上，一方面，学界指出马尔库塞的研究理路在于遵循弗洛伊德式的阐释框架，对人的本质性存在及其异化形式、人类解放的未来作出了论述，实现了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后技术理性”建构。[18]另一方面，学界又指出马尔库塞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的理论的不足，认为他的理论基点是某种抽象的理想人性，由于把技术和人性对立起来，并因此对技术采取片面的否定态度，以至于在不可遏止的技术进步之势面前，马尔库塞对人性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感到悲观。[19]关于鲍德里亚的研究，学界充分肯定了鲍德里亚通过消费品之间存在的暗示性意义链，第一次说明了资本主义消费关系中的“符码控制”，并借此揭露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更深层次的奴役和统治本质。[20]同时，学者们也对鲍德里亚颠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企图展开了批判性对话。[21]
第二，文化研究型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从文化视角进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是二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开辟的一条全新研究路径。张秀琴发表了系列文章阐释“文化唯物主义”(威廉斯)、“文化大众主义”(霍尔)、“文化审美主义”(伊格尔顿)和“文化历史主义”(詹姆逊)。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论“通过不放弃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而坚持意识形态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借助于赋予‘基础’、‘上层建筑’和‘决定’以不同含义，以凸显意识形态研究的文化视角”[22]。文化大众主义则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认为政治霸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社会功能，而多元链接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机制。[23]文化审美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立足于英国式的唯物主义立场来探讨‘文化’这个大主题，特别是挖掘其中的政治意义”[24]。文化历史主义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引入历史性研究视角，“认为人类的思维和科学都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制约的”[25]。
第三，政治权力型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学界一致认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明确将意识形态与权力高度融合的代表学者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葛兰西所开辟的文化学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他立足于一种总体的历史主义视角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结合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讨论，特别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化、权力化特征，这一思考直接影响到当代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26]而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更为明显，他认为意识形态自身是无历史的，但是它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依存现象却是永远存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正是在对意识形态于国家机器的解析中，探寻超越或摒弃意识形态的可能性。[27]
第四，心理分析型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在心理分析型意识形态理论中，齐泽克是典型代表。有学者着眼于研究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的本质，指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种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这种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确突破了仅从‘知’的层面来解读意识形态的思路，深入社会现实本身或者说人们的行为层面，挖掘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但其解读逻辑的最大问题是：用幻象的社会有效性取代了对它的历史过程性的研究，而恰恰就是在这种历史过程性中，幻象的社会有效性会不断地被解构和消解”[28]。还有学者侧重研究齐泽克意识形态观的思维进路，认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思想“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中‘精神是块头盖骨’以及‘真理来自于误认’的解读完成了对命题‘实体即主体’的拉康化阐释”[29]，这种解读“凸显了黑格尔主体观念的双重内涵：能动性的主体以及作为有待填充的主词的主体，从而为黑格尔哲学‘主体观念’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29]。
4．2008年至今：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建设
于新中国而言，2008年是极富挑战的一年，前所未有的社会难题如南方冰灾、汶川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给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提出了巨大考验。由此，学术界围绕“中国共产党”“话语权”“领导权”“合法性”等关键词，就如何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如何增强新中国国际话语权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此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多元社会思潮不断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再度被提及，学术界对各种危害和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思潮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批评。而在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也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等关键词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全面探讨。整体而言，2008年至今，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着眼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冲击下的意识形态安全、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环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三个核心问题。
首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宏观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30]微观层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着眼点是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在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核心政治话语呈现出“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改革”等历史演变，彰显从“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型。[31]当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力求体系完备，做到话语生产机制、话语说服机制和话语评价机制相互衔接、相互配合。[32]当然，在这三个环节中，首要环节是话语生产环节，要“通过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法治化的哲学意蕴、理念塑造以及文本表达，法治价值逐渐融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丰富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性内涵，提升执政党的合法性”[33]。
最后，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思想建设，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学者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需要在形式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个基本认知，即实现从国家、社会、人民三个层面[36]或是从统领、规范、行动三个层面[37]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分层。同时，还要从内容上紧密联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土壤和精神源泉。[38]而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上，首先要有一个完备的体系，做到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根本目标，以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建设性与斗争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为基本原则方针，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抓好重点群体的队伍建设、加强网络虚拟社会的意识形态治理、转变对外宣传方式塑造话语权威为重点。[39]而在搭建好基本要素的同时，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积极探索具体发展途径，包括“坚持民生导向、维护人民利益”“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握时代脉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构建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这五个方面。[40]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的逻辑解读与当代意识形态建设
在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这一历史沿革背后的深层规律和发展逻辑，既是从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意义上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关键环节，也是将该研究的理论价值转换为实践旨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的必要步骤。
1．从政治领域到综合领域的研究重心转移与加强当代意识形态问题合作研究
深刻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心经历了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再到文化领域、最后到综合领域的发展逻辑。
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探讨“阶级”问题，其关涉的主要社会生活领域无疑是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后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这意味着彼时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心已经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中，其间，相关研究对苏联解体的关注并非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心重回政治领域的写照，而恰恰是相关研究将政治问题研究与经济问题研究相结合，并最终服务于当时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发展探索的反映。这是因为，对苏联解体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到新中国改革开放需要明晰各种变与不变的社会因素，需要培养大胆与谨慎兼具的发展心态，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更灵活的方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心始终未曾偏移经济领域。到21世纪初期，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很明显，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文化领域，学术界渐渐用文化概念取代意识形态概念来研究我国诸多现实问题，将目光聚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下，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建设，不同于前期偏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系统性探讨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全面提升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何应对多元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等问题，从而将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推向了新的繁荣时期。
当下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日益综合化，这对加强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合作提出了要求。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关涉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的单维问题，而是一个涵盖社会诸领域的综合性问题。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从内容上业已迈入到综合性研究阶段，这就要求该领域的合作性研究形式同步跟进，找寻不同学科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上的互动话题，打破学科壁垒和门户之见而造成的“对话难”隔阂，跳出学科限制和推动跨学科合作研究，充分发挥异质性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优势，实现跨学科、多领域合作研究的最大化效益。
2．从自发研究到自觉研究的研究意识发展与推进当代意识形态理论建构
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主题的历史沿革发现，我国学术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经历了从自发回应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到自觉构建新中国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还停留在一个僵硬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中。之后，通过讨论阶级问题，学术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开始具体化。但是此时的新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实则还深受苏联相关研究的影响，及至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学术界才有意识地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质疑中回归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述中去，从而逐渐打破对苏联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盲从。苏联解体之后，新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失去了在现实上可以参考的坐标系，学术界只能在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在现实中探索新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发展道路。应该说，正是20世纪末期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探索，奠定了学术界在21世纪初期以兼容之势客观理性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局面，推进新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多元化发展。但是，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无论是对阶级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苏联解体问题的讨论，还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分析，新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始终没有突破自发式探索这一基本特点，即始终是在回应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被动地进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只有到了最近十年，这一探索才从自发走向自觉，学术界才普遍有意识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化建设，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就是既注重在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中由下及上地充实意识形态理论，又强调在整体上由上及下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构建。至此，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才真正开始了整体与具体、宏观与微观、理论与现实的体系化建设道路。
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41]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要把握好当前自觉理论体系构建机遇，高度重视我国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建构，既要将研究深深扎根于现实社会问题，又不能一劳永逸地坐等通过回应社会问题来推动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而应该积极主动探索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共相，从现象到本质，从问题分析到理论升华，通过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来指导现实意识形态问题解决，力争走到问题前面规避问题，站在问题旁边指导问题。同时，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建设成果，坚定“四个自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