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国共产党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各根据地掀起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浪潮。同一时期，中共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渐趋成熟，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共尚不注意纪念五四运动，其“五四”阐释也略显单薄。从单薄到成熟的这一转变，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历经波折。中共“五四”阐释转变的过程，与其青年工作的探索实践密切相关，显示出理论与实践交错互动的复杂面向。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五四”阐释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总结中共“五四”阐释的流变过程，分析其与国民党“五四”阐释之差异²；第二，梳理国共两党围绕五四纪念展开的青年运动领导权之争³；第三，分析中共五四纪念的纪念方式和“五四”阐释的语言特点⁴。总的来说，既有研究对中共青年工作与其“五四”阐释间的关系讨论不多，未曾对二者间的联动过程加以重视。本文详细梳理1928年到1939年中共青年工作与“五四”阐释的变迁历程，考察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只有结合青年工作自我革新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理解中共“五四”阐释的丰富内涵。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以军事胜利为基础，控制了五四纪念的主导权。1928年，国民党要求各地党部举行五四纪念活动，并在《中央日报》设立“五四纪念专刊”，宣传国民党的五四观。1928年到1936年，国民党成为五四纪念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每逢五四，《中央日报》往往刊发纪念文章，要求各地举行纪念会议，以五四纪念为名，持续宣传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时十分小心，大多数年份都发布“宣传要点”，要求五四纪念必须以宣传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为核心，再辅之以反帝爱国等主张。

国民党的五四宣传话语，对中国共产党十分不利。借助纪念五四，国民党宣扬自身是国家的唯一领导者，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1928年，湖南省政府规定纪念五四的关键词是“北伐、反日、铲共”^[1]，将纪念五四运动与清洗共产党强行联系。全国学总发文章号召，纪念五四运动的目的，是要“打破他们那些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迷梦，使得他们信仰整个的三民主义”^[2]。《中央党务月刊》更是鼓吹，五四运动以来，中共及其主张的马列主义，只是在“利用青年矜奇骛异，急进浮躁之弱点”，“欲将我纯洁光明之青年，拉入污泥途中”。^[3]

与国民党频繁的纪念活动相比，1928到1936年，共产党人无暇顾及五四纪念活动，大规模纪念五四运动的声音在党内几乎消失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对纪念五四往往有宣传指示。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不再发布纪念五四运动的通知。1934年，中央全总执行局党团在筹划“红五月工作”时，只要求筹备纪念“五一”和“五卅”的群众示威运动，却没有提及对五四运动的纪念。^[4]川陕省委计划五月的工作时，也提出要“准备五一、五九、五卅三次群众大会”，而没有提到五四纪念。^[5]1935年，团中央宣传部制定的“红五月宣传大纲”中，特别强调对“五一”和“五卅”的宣传，对于五四运动的宣传只是一笔带过。^[6]43

中共不仅纪念五四运动的热情渐失，对五四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大革命失败前，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几乎都是正面的。例如，1924年，恽代英将五四运动描述为“直接为政治的活动”，因为五四运动“使青年们打破了一切官厅、教职员的尊严，文字上与思想上，大大的得着一番解放，于是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亦排山倒海地跟着来了”^[7]。瞿秋白更是将五四运动从学生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层次提升到“革命运动”的高度，认为五四运动“开始冲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是辛亥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8]瞿秋白这篇盛赞五四的文章，刊发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说明此时中国共产党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多倾向于批评和否定五四运动。瞿秋白的转变最为典型。1931年，他一改以往赞扬“五四”的态度，提出“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9]472。瞿秋白批评五四运动的性质，也不满于五四运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都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9]489。由于五四运动后流行开来的白话文成了一种“新文言”，不属于平民大众，而是属于“欧化的绅士”，因此，五四运动“差不多对于民众没有影响”。^[9]489当然，瞿秋白并非要完全否定五四。他强调的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文艺领域的一批五四青年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五四青年因此分化为两批人，“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另外一些革命的知识青年却更确定更明显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9]541他并非对五四青年彻底失望，因为其中还有一批知识青年是和劳动民众站在一起的，“是要坚决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9]541。

茅盾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和瞿秋白的判断相似。茅盾激烈地指出，这场“资产阶级的‘五四’”，虽然“有它的历史的革命的意义”，“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便以为‘五四’到现在还有革命的作用。相反的！……‘五四’到现如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历史上曾尽了革命作用的思潮或运动，到后来成为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五四’亦复如此”^[10]243。

瞿秋白等人之所以对五四运动采取否定性评价，是由于国民党主导了五四纪念。他们所批判的五四，指向的是国民党所宣扬的“五四运动”。虽然他们批评五四，但却是要从批评中树立共产党的历史地位。茅盾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10]229瞿秋白也提出：“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这就是反对青天白日主义。”^[9]472

当然，此时讨论五四运动的共产党人，并非是党内的主要领导人。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央领导机构，赴上海从事文艺战线的斗争。瞿秋白大部分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都在此后写成。茅盾也仅是文艺战线的一个普通党员。而他们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未能得到国民党统治区知识青年的普遍认可。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反日情绪十分强烈，以《申报》为代表的不少商业报刊也积极刊发反对日本侵略的文章。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反对日本侵略的群众运动，更加得到知识分子的肯定与重视，五四运动的正面形象愈加凸显。而就在此时，中共的五四纪念却十分冷清。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由于批判色彩过于浓厚，对青年的吸引力也趋于减弱。

纪念五四运动，与争取知识青年的政党目标联系紧密。中共五四纪念的冷清局面与其“五四”阐释说服力的降低，正是这一时期青年工作陷入困境的外在表现，又加剧了青年工作面临的困难。

共产党人无暇顾及五四纪念的这段时间，恰是党的青年工作较为低落的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不少地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组织遭到破坏，党的青年工作出现了严重危机。在危急情况和焦灼情绪的催生下，青年团滋生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思想。一些团员“主张把团完全归并于党……让团只做文化教育工作和儿童工作”^[11]105。这一思想对党的青年工作造成了很大破坏。同时，团中央滋生着以团的工作取代党的工作的先锋主义思想。“由于共青团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团的一部分领导同志错误地认为团比党强，表示不信任党，甚至说‘党是机会主义，团是列宁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主张由团来领导一切斗争。”^[11]105团中央甚至曾指示地方团组织：不要将党团“全部牵连”，要保持团的“独立工作”。^[6]94由于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影响，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能力有所下降。

更严重的是，青年团的工作还出现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一，青年工作不注意团结青年学生。受到大革命失败的冲击，党和团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怀疑，其主要工作对象从青年学生转向青年工农。^[12]193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以大量篇幅论述团结青年工人和士兵，对青年学生却不重视，仅仅提出将学生群众中“贫苦的阶层”团结在青年团周围，“利用学生去煽起反动区域的农民群众”。^[13]1751935年，在团中央局分析局势和部署工作的文件中，同样仅强调工人和士兵，要求“把工会工作当作团的中心工作去进行”，完全没有提及学生工作。^[6]20－29第二，青年工作者没有深入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之中，仅仅依靠党和团的组织团结青年。在福州，国家主义派召开群众大会，福州青年团认为：“这是国家主义派所领导的，我们不要参加。”^[13]204不重视群众组织，不重视知识青年，成为从团中央到地方团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一时期，国民党调整了青年工作的策略，努力在学生中清除共产党的影响。1927年12月，戴季陶出版《青年之路》一书，鼓吹禁止学生卷入政治，促使学生和学生团体“去政治化”。戴季陶主张取消学生会中的劳工部、农民部，禁止校际之间的串联。戴季陶的主张得到蔡元培的支持，两人一同制定了一套促使学生脱离政治的方案。1930年，戴季陶和蔡元培的方案几乎全部被国民党采纳。同时，国民党在学校中加强党化教育，“向学生灌输党的思想意识，并且培植一小批亲国民党学生活跃分子”。^[14]这一系列的措施虽未实现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绝对控制，但严重阻碍了共产党在学生中开展青年工作。

1928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团人数大量减少，难以有效团结青年，“成了脱离群众的狭小组织”。^[11]142例如，1932年，巡视福建青年团的巡视员向团中央汇报：“全福建找不到一个我们领导的公开的反帝团体，利用公开路线所号召群众会议及公开的宣传队更是说不到了，下层的统一战线亦是一样的不能运用。”^[13]2041935年，团中央的报告称，江苏团组织只有350人左右，山东团30余人，河南团300余人，浙江团40余人，满洲团情况稍好，有3000余人。团中央有时几个月无法与地方团取得联系。^[6]90－99根据地的青年工作也不容乐观，“对于一般学生知识分子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不把他们吸收到团的周围”^[6]189。

长征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青年工作的工作方针。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紧接着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展示了青年学生的力量，及时凸显了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意义。这让中共再次将青年学生视为一股重要的潜在政治力量，积极加强学生工作。与此同时，少共国际六次大会也指示中国团，要团结广大青年参加全民救国的斗争。^[6]290中共中央迅速调整青年工作方针，改变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1936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取消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团，改造苏区与红军中的青年团，以谋求青年工作的自我革新。

1936年5月，红十五军团的政治部副主任冯文彬与军团一道刚结束东征，准备回到陕甘宁苏区。行军途中，冯文彬收到中央指示，要求他担任团中央书记。^[15]347从这时候开始，对青年团的改造开始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8月5日，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指示中首次指出：“不用C.Y.的名字去开展青年的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字，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6]2568月9日，张闻天在给刘少奇的信件中更加明确地提出，“C.Y.是应该取消的”，“党的方面只要有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就够了。青年组织的名义不一定到处一样，只要能公开活动，吸收广大青年群众就好了”。^[6]2599月，北方局开始了取消青年团的尝试，同时将团员大量转入民先队中工作。

北方局的革新给党中央提供了基本经验，中央开始准备在全党范围内革新青年工作。1936年11月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青年团改造问题，冯文彬起草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后以中央的名义发出。^[15]349这一文件作出了取消国民党区域内的青年团、改造苏区与红军的青年团、党内设立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培养青年积极分子等重要决定。这一文件标志着中共转变其青年工作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式：青年工作不再以培养少数青年骨干为目标，而在于“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的自我定位，不再是政党性质的秘密组织，而应该是“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的群众基础，不仅包括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为此，党要求团员去参加“一切现有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创立各种各样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与军事的青年群众组织”。^[16]

冯文彬随即对青年团改造进行了细致规划。他提出，根据地青年工作的重心，要放在乡一级的俱乐部。^[6]323而整个青年工作的革新，要从训练干部入手。“如果不培养一批新的干部或重新训练干部的话，这要使工作转变是不可能的。”^[6]323冯文彬要求鲁迅青年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开办更多培训班。由于鲁迅青年学校招生规模有限，冯文彬与胡乔木等人又开办了安吴青训班，以培训从事青年工作的干部。经过两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取消青年团后，也放弃了民先队，而是选择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这一群众性的青年团体的联盟组织，作为开展青年工作的主要抓手。

青年工作的前期调整渐有成效，团结了根据地的青年群众，为党培养了一批从事青年工作的干部。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开始思考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来到根据地，走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要求：“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17]这一决议客观上使争取青年知识分子成了党的重要工作。

要争取青年，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日军及日军扶持的汪伪政权竞争。国民党在文件中规定：“全国各级党政军机关，应尽量吸收优秀青年，予以训练。”^[18]汪伪政权则提出了依靠日本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荒谬论调，吸引流亡青年加入。在华北，汪伪政权“利用青年爱好美观整齐及好动的心理，给以整洁的服装用具、开运动会、悬赏征文及进行其他各种竞赛，无微不至的争取青年”^[19]。

面对国民党和汪伪政权的挑战，本来就与中共关联颇深、带有反日爱国色彩、同时又是知识青年集体记忆的五四运动，再次进入中共的视野之中。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与诠释，第一次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工程”。

1939年3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提议将5月4日确定为中国青年节。得到党中央批准后，西北青救会随即组织了多场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西北青救会决定：“在5月4日依照各地环境举行纪念及动员大会、晚会，在边区可以乡或区为单位普遍的举行儿童团大检阅和宣誓。”^[20]5月，毛泽东等多位党的领导人出席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青年》以《五四运动的二十年：感想与回忆》为总标题，刊发了毛泽东、陈绍禹、洛甫、陈云、李富春、刘少奇、冯文彬等人写作的18篇文章，对五四运行进行详细阐释。

根据表1的不完全统计可以看出，1939年中国共产党纪念和阐释五四运动的文章快速增加。

通过频繁的五四纪念和多篇文章的反复书写，中国共产党以独具特色的方法系统阐释了五四运动。这一阐释既适应了青年工作的现实需要，又具备了历史解释力与理论说服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宣传工作中的经典案例。

首先，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与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进步运动。中国共产党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在《解放》刊文称：“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21]559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又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21]565将青年的作用描述为“先锋”和“带头”并不少见，但将知识青年视为“一支军队”，在抗战背景下，这一评价十分醒目。张闻天亦撰文称：“‘五四’是中国青年觉醒与自我觉醒的开始，而青年是当时伟大的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22]对五四运动的肯定和对知识青年的表扬，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与演说中频繁出现。

反复强调知识青年的作用，源于对历史事实的深刻认识，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争取青年的现实考虑。共产党的领袖表达尚且有些隐晦，负责执行具体工作的党的干部就直白得多。作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雪枫将军，就将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对日作战视为五四的精神。他说：“大学生、中学生、知识分子，为了革命，为了抗日，不怕刺刀，不怕‘招待’，不爱蓝边、黄边以至于红边，冒千险万死，也要到这里来！这正是‘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是火烧赵家楼的精神，打倒曹、章、陆的精神。”^[23]237

其次，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主义运动。胡乔木说，五四运动“坚决反对民族敌人和反对中途妥协”^[24]315。毛泽东则将其概括为：“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21]699之所以有了这样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源于中国青年民族意识的觉醒。而经由五四运动，青年群体更是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自觉意识，“企图彻底洗刷自己民族中陈腐的遗物，并努力用崭新的精神来动员自己民族”^[25]682。

这一阐释同样强调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事实和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危险。1939年初，以汪精卫投降日本为标志，国民党阵营出现了危险的投降倾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州、武汉后，开始“在中国策动广大的‘和平运动’，设立所谓的‘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并宣扬所谓的“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26]203国内汉奸人数增加，中国共产党极为担心国民党大部投降。6月，毛泽东说：“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26]209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中央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随时准备应对国民党的投降。在这一复杂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强调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卖国贼的立场，极力鞭挞投降分子，劝诫国民党坚持抗战。谢觉哉说：“代表着旧社会渣滓的当时的章、曹、陆，谁都知道是猪狗不食的汉奸。而青年们则从那一天起肩负着全民族伟大的历史任务，向前猛进。”^[27]

第三，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纪念五四运动，就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努力奋斗。五四运动使得无产阶级开始壮大，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最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21]700。艾思奇指出：“五四文化运动所培育出来的最大的两株文化树，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25]682

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奏，表明了中共坚守抗日救国“先锋”位置的决心，传达了中共愿与知识青年共担历史使命的态度。由此，纪念五四运动的青年，自然应该走到中共的队伍之中。彭雪枫将军说，五四的精神，“发展到今天，在中共领导之下，在中共影响之下，更加具体的表现出来，表现在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上，表现在坚持团结进步，反对摩擦倒退的斗争上”^[23]237。《中国青年》发表文章《“五四”的火炬在延安燃烧着》，这样描写延安的五四纪念大会：“一小队茁壮的青年紧紧地挽着手，他们高掌着辉耀的火炬，有一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臂膀，突然展开一面黑色的绸旗，上面闪耀着白色的大字：‘新中国的火炬’！”^[28]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充分表达了党将带领青年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愿景。

第四，五四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是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启蒙运动。正如胡乔木所说：“五四运动是怎样追求真理的？它至少具有以下三种精神：就是客观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和实际行动的精神。”^[24]316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青年变成了崭新的青年，他们的人生追求不再像父辈那样陈腐狭隘了。“这一群爱好真理甚于生命的青年，再不能被市侩式的升官、发财、扬名显亲的人生观所包围了，他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读书自由和婚姻自由……”^[24]316对启蒙精神的尊重与宣扬，无疑与国民党独裁专制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

当然，尽管高度评价五四，但中国共产党也特别提醒青年，要谨记五四运动最终失败的历史事实及其原因。五四运动之所以失败，首先是由于未能实现青年之间的团结。有鉴于此，胡乔木提出：“我们希望全中国的青年深深温习五四运动的光荣历史，摆脱一切恶势力的挑拨离间，迅速地完全地亲密团结起来！”^[24]315这一呼吁，实际上是为建立青年统一战线进行舆论宣传。

五四运动之所以失败，其次是由于未能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紧密团结。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知识青年要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21]565毛泽东将五四运动中的知识青年视为军队，但他意识到，唯有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这支军队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重任。

20世纪3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入党，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和反思，成了对知识青年开展政治教育的理论武器。刚到根据地的知识青年，对根据地艰苦的生活和集体主义的作风颇不适应。此时中共扎根在农村，如果知识青年不能进入农村，完成农村工作，便没办法发挥自己的能力，反而会降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由此，中国共产党在评价五四运动时，特别强调与工农群众的结合，通过对五四的阐释以塑造知识青年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对根据地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进入40年代后，国民党愈发感到中共“五四”阐释的强势地位，不得不禁止以“青年节”为名纪念五四运动。而对五四运动与五四青年节的纪念，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进步性的体现，吸引着青年人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随着《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本的形成，“五四”阐释融入了毛泽东思想之中，五四运动也成为中共党史论述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末确立的“五四”阐释，之所以能够得到青年群众的普遍认可，正是由于它将历史记忆与现实要求合二为一，既清晰刻画了历史事实，又肯定了知识青年的主体地位，最终推进了青年工作的自我革新。

中共“五四”阐释的取向与青年工作的兴衰关系密切。一方面，在青年工作低迷的3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对五四纪念不够重视，使得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和纪念被国民党主导；在革新青年工作的同时，中共也增强了“五四”阐释的理论解释力，重新夺回了五四运动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的思想史地位，又与青年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关涉如何培养青年、培养何种青年的问题。可以说，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工作，已经与党的青年工作紧紧咬合在一起，成为青年工作的晴雨表与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