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在历史与现实的权衡中、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比照中形成的对于本民族文化及其价值深度认同的文化立场、积极的文化心理和富于包容的文化选择的总和”^[1]。中华文化历经5000多年的岁月洗礼和实践磨砺，孕育并创造了“最有韧劲、最具内涵、最富生机的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最有理由充满自信的文化”^[2]58。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世界各国的文化软实力比拼日趋激烈，在我国文化输出弱势、文化传播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足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不断渗透的情况下，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面临着诸多错误观念和思潮的挑战，如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当代价值方面，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存；在文化对外交流传播方面，存在着“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圆”等文化自卑心理，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在文化自信的内容构成上，还存在着割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关系的错误认识；等等。基于此，了解我国文化自信的生成之源，科学分析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面临的风险挑战，自觉抵制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和文化心理，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自信体现的是人民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和对中华文化发展前景的信心。认同感的建立及信心的生成不可能凭空而来，总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底蕴与现实基础。新时代文化自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成果积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持续探索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等多重因素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既古老又年轻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灿烂星空中最绚丽的星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是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之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地域间的频繁流动、民族间的相互交往、文化间的彼此融合，形成了“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造就了傲立于世、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它不仅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生发展的演化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已经渗透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交往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中国走向复兴的价值之源。

革命文化熔炼于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也玉成于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之中。革命文化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蓬勃发展的伟大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发展，逐渐形成并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实践中，形成了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自信之脉。革命文化彰显出来的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以及坚韧不拔、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思想武器，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于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7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之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体现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指导，主张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理，抵制封建迷信，体现其科学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来源于群众生活，体现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大众性。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塑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的伟大中国精神，铸就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譬如，无论是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还是女排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都是社会主义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为坚定文化自信增添了新的力量。

文化自信总是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相伴同行。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纵观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既有平坦也有曲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的曲折发展。如在1957—1978年，文化建设领域“反右”扩大化、修正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影响和制约了国人文化自信心理的形成。但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事迹，并铸就了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这些精神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曲折走向繁荣发展、为国人重拾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动力。此后，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丰腴沃土与养分。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奇迹般地实现了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三个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4]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坚实基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情感的深层次表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力量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自信源于自知，文化自信自然离不开正确的文化自我认知与风险评估。当前，我们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还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仍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般而言，文化心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经形成，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文化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总体上看，当前坚定文化自信方面存在的错误心态主要有两种：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文化自卑是一定的文化主体瞧不起自身文化，对自身文化持有怀疑、漠视乃至否定的心理与态度。具体表现为要么卑躬屈膝、崇洋媚外，幻想通过照抄照搬、全面西化来改造中国；要么死守传统、自我封闭，对外来文化全盘排斥。之所以会滋生这种文化自卑心态，是因为我国有着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具有“郁郁乎文哉”的繁荣与气概，本来在历史上就是文明古国、文化大国、文化强国。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华民族进入空前危局，中华文化陷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要向“西洋”学，还要向“东洋”学，文化自卑心理一度蔓延，人们无法真正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自然就难再谈文化自信。“从技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思想文化不如人，近代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卑心理步步加深。”^[6]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国人普遍持有这种心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较长时期，很多国人仍对西方的产品趋之若鹜，对西方的节日过度追捧，对西方的快餐过度追求，“言必称西方”是这种心态的再现与反映。与文化自卑相反，文化自负则指的是对自身文化抱有自以为是、自我满足和妄自尊大的态度，这容易导致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自视“天朝”的思想，“中央之国”的情结，“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心态，即文化自负的表现。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心态既不利于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也有碍于自身文化的发展。“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阿Q式的自尊自大又自卑自弃，不应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不是出现失误后的自我掩饰，而是对于事物本来面目的实事求是和坦然面对。”^[7]18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既要摒弃文化自卑心理，也要避免陷入文化自负误区。文化自信的生成总是在与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等不良心态的斗争中实现的，那种以自傲为特征、以“普世”为使命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不是真正的自信，以自恋为取向、以封闭为特征的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自信。

当前，由于我国文化产业不强、文化建设体制不健全、文化产业人才缺乏、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弱等原因，我国在国际文化交流和竞争中总体上仍然处于弱势。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历史不相称，与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相称，成为制约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这一弱势局面以及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为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某些西方国家构建中国文化负面形象、抢占我国文化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譬如，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文化市场的准入问题就成为双方交锋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基础和技术优势，利用中国国门打开之机，通过经济援助、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等途径，极力抢占中国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并将之视为输出其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演变中国的绝佳战场。资料显示，美国的主流媒体涉及中国的文章，从标题上来看，负面的占1/2，中性的占1/4，稍积极一点的占1/4；如果从文字篇幅进行统计来看，90%以上都是负面的。^[8]可以说，西方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从未间断过。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西方一些人仍固守冷战思维不放，大肆炮制、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肆意歪曲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精神风貌，恶意渲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严重影响甚至削弱了我国的文化自信。对此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使得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也得以提升，但我国在国际话语权问题上仍处于不利局面，中国和平发展不断遭遇西方话语霸权的多重挑战。一方面，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格局尚未扭转。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占据了世界霸权统治地位。冷战的终结、“民主化第三波”的世界性冲击和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舆论解读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胜利，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话语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处于弱势甚至失语状态，国际话语权呈现西强东弱的格局。据统计，“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的”。^[9]时至今日，中国虽有GDP世界第二的身份，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就是第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分量依然有限。譬如，世界上主要的经济规则话语权、知识产权话语权、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货币话语权、证券市场话语权、金融机构话语权、期货市场话语权、货币话语权、信誉评价机构话语权，等等，基本上都是由西方国家在主导。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有限。长期以来中国声音走出去的情况不容乐观。仅以传媒为例，据统计，西方几大通讯社几乎垄断了全球信息的来源及解读，80%～90%的消息是由西方几大通讯社提供的，而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大约只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仅相当于美国的14%。^[10]这背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中国道路的成功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西方国家掀起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进行围堵与孤立也就难以避免，进而大大限制了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表达空间。

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11]站在新征程新起点上，我们要结合新时代新特征，从多方面入手，不断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要以对文化的自觉认知和理性把握为前提。第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2]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的文化领导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党的文化领导力强弱。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唯其如此，才能在与各种社会思潮交锋时获得政治保障与资源占有优势，从而在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如果“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3]33。这是事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和我国文化安全的根本问题。第二，必须提升国民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民族、国家、政党等主体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集中表现为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正确把握文化发展的关系和规律，主动担当文化发展的权利和责任。^[7]19马克思主义认为，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没有国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当然，要提升国民的文化自觉，一要靠教育引导，二要靠法治保障，二者缺一不可。第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次的要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决定着中国文化自信的性质和方向。因此，文化自信离不开价值观自信，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在人的头脑中搞建设的系统工程，必须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即充分发挥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党和政府、公民个人等各类主体的作用，真正“把思想教育与社会孕育、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有机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创建之中，充分发挥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潜移默化地增进人们认同并自觉践行”^[2]67。唯其如此，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挺起民族精神脊梁，才能在文化交流交融中不断提升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需要以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为前提。高度的文化认同自然离不开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多样多变文化交融并存是绝大多数国家文化发展的现实状态。“不同种类文化的交流、交融、渗透，同一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争夺，日益明显和加剧。一国能否较好地整合自己的文化，直接关系到这一文化的生存、发展与安全。”^[7]20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源多样，增强文化自信，必须注重其整合创新，特别是要处理好“主导”与“多元”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从三个方面为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奠定了思想基础。一要不忘本来，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经验与智慧，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进而“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3]340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4]。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篇文章。二要吸收外来，积极地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文化。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15]换言之，对待国外先进文化，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摒弃全盘西化，也要反对照抄照搬。只有在积极学习借鉴国外文化的过程中正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做到洋为中用。三要面向未来，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创新是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之源。没有创新精神，文化发展就会失去灵魂，就会缺乏前进的动力。因此创新精神是检验一种文化是否先进的标准。一方面，文化创新离不开开放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要“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16]。只有坚持在开放包容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做到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使一切民族、国家文化都能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能拥有创新发展的力量之源。另一方面，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我们一切行动的科学指南。马克思主义要想在新时代有所创新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找到同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契合点，从而在新的实践中实现新的融会贯通和自我超越。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环顾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经济只能富国，文化才能强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标志。文化自信是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就会迷失方向，文化请进来就会侵蚀内功。因此，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但要发自内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以对外交流厚植文化自信。第一，要加强文化双向交流。文化自信总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如果离开一定的参照物，所谓的文化自信就如同空中楼阁，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口号。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自信，是建立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基础上的有比较、有鉴别、有底气的文化自信。要进一步增强党委政府统筹协调的能力，实行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联动，积极培养和引进文化走出去的复合型人才，加大文化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与此同时也要大胆自信地引进来，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养分，在交流互鉴中提高中国文化的含金量。第二，要加强文化深层对外交流。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价值观的传递。如何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话语体系，是当前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我们要提升文化自信，就必须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喜爱和认同中华文化，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同时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和传播话语体系，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视公共外交，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17]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文化生产能力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滞后和不足也越来越凸显。如何提升文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当务之急和题中应有之义。第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品和服务兼具意识形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因此，提升文化服务就要不断推进体制改革，努力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双轮驱动、比翼齐飞。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事业，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原创成果和知识产权，能够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动力，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环境支持，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综合国力奠定产业基础。实践证明，只有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双向推动，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只有将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通过深化改革持续释放文化生产力，打通文化供给“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指引和文化滋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第二，调动文化生产要素活力。提升文化生产力，离不开文化生产力包括主体、客体和中介等诸要素的优化整合。为此，要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为提升文化自信提供人才支撑；要加大文化发展经费投入，确保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要不断融入高新科技，促进广播、电影、网络、通信等要素的数字化、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要盘活文化资源，加强对本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思想价值和市场潜力，使其成为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第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法律法规是提高文化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文化法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其立法相对滞后、覆盖面不广，法律法规系统性不强，实际操作性弱，法治意识不浓，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有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紧跟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时代潮流与未来趋势，加强文化立法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尤其注重文化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信息技术产业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与此同时，还要加大执法监督监察力度，严格依法进行文化治理，为文化生产与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和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