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伟大斗争，其中既有正面战场的直接冲突，也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隐秘战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深度介入中国战场，更深刻影响了中国抗战建国的进程。近年来，随着相关外交档案的解密和国内外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学界对于“美国援华”议题及其背后所折射的中美关系问题颇为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多着墨于美国政府援华层面，对美国民间援华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事实上，在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参战之前，早有美国民间团体在华从事援华救济活动，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民间援华活动日益活跃并高度组织化，其影响力一直辐射到抗战胜利之后。表面上看，美国民间援华活动反映了一种人道主义热忱，但仔细探究其“为何援华”和“如何援华”的考量，无不体现出美国人“塑造中国”的诉求。由此而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援助”背后一条暗藏的主线。本文拟以抗战时期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援华机构“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以下简称“联合会”)为中心，借助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联合会会刊，以及散见于联合国档案馆、美国胡佛档案馆、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等地的相关人物档案，回溯该组织在美募捐和在华救济的过程，加深学界对于该组织的认识²，指明民间援华活动的另一面相，揭示近代中国抗战建国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的隐秘斗争。

早在晚清时期，美国便已派遣传教士来华活动，协助开创了中国的现代教育和医疗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这些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便零星开展反战救济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后1939年欧战全面爆发，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下，多个专注于战时援华救济事业的美国民间组织相继成立，在美从事募捐宣传、要求美国抗日，在华从事救济事业、支援中国抗战。其中，较有影响力的组织包括：美国医药助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美国非常时期援华救济委员会(China Emergency Relief Committee，初为美国医药助华会的附属组织，后与联合会合并)、美国援华委员会(China Aid Council)、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hinese War Orphans，初为美国援华委员会的附属组织，战后与之合并)、美国教会援华救济会驻华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 for China Relief)、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in Aid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等。上述8个组织虽然在医疗、教育、赈灾、工业等具体工作领域上各有侧重，但其服务于战时中国的目标是一致的。有感于募集款项各自为政的艰难，他们认为要想在中国救济事业上取得卓有成效的贡献，全美的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1]

1940年，各组织开启合并谈判，参与谈判的成员当中既有以基督教教会为主要赞助者的机构，也有美国援华委员会这类具有共产党左翼背景的组织。由于各组织均不愿意放弃自主权，起初谈判进程并不顺利，在美国传媒界巨擘亨利·卢斯(Henry R．Luce)的极力推动下，年底时合并计划终于有了眉目。^[2]1941年2月7日，美国在华救济事业的联合机构在美国纽约正式成立，由董事会无记名票选出首届运营团队，机构定名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³。该会原计划为一临时性组织，专为1941年4月开始的全美援华募捐活动服务，以筹集500万美元善款为目标，7月底便停止活动。^[3] 7月15日，筹款进度未达预期，联合会决定延长募款活动到年底，而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联合会决定适应形势变化改为长期运营，并于1942年1月完成改组。^[1]联合会的纽约总部设募捐委员会，下设募捐、宣传、救济项目、财务等部门^[4]，另在全美多个城市设立基层分委员会，游说美国公司派遣营销方面的专家为联合会提供服务^[1]。同年4月，联合会在重庆成立办事处，任命在华工作已30余年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艾德敷(Dwight W．Edwards)为办事处主任，负责“在华搜集种种材料，研究救济办法，尤拟注意建设性之计划，谋战区之善后，就各种计划及拨款办法，向总会提出意见。”^[5]11月，联合会聘请中美名流及专家成立咨询委员会和协调委员会，与联合会在华办事处以及各成员组织代表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共同协理在华工作。^[6]至此，该组织的架构基本成型，并在抗战时期保持相对稳定。1946年秋，由于中国抗战已经取得胜利，面对新的时局，联合会决定更名改组为“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Service to China)，然而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联合会的运营每况愈下，最终在1950年停止运营。

联合会选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石狮”作为会徽，图案上的石狮手持一个球，上书“群力”两个汉字，此外联合会还在官方使用的信纸上使用了“惠”“凯”“协进”“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汉语标识。⁴这些标识似在有意彰显该组织所宣称的对于中国抗战“跨越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的援助”^[1]的立场。然而，尽管联合会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办理的，和官方没有关系”的组织，对于援华事业“并不区分许多政治关系、宗教信仰的不同”^[7]，但其实际运营与中美政府密不可分，其工作也不止慈善和救济。

首先，从其人员组成来看，联合会的董事会中不乏中美政界、商界、文艺界名人。1941年的首届董事会中，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担任名誉主席，成员除了前述亨利·卢斯之外，还有诸如赛珍珠(Pearl S．Buck)、洛克菲勒三世(John D．Rockefeller 3rd)、战后马歇尔计划的负责人霍夫曼(Paul G．Hoffman)等各界名流^[3]，1942年改组时又吸纳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作为名誉主席^[8]。随着战事的推进和中美联系的密切，宋子文、林语堂、胡适、魏道明等人也成为联合会的名誉董事^[9]，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宋庆龄、宋美龄等均在其驻华顾问委员会中任职。^[6]

其次，从其运营方式来看，联合会和各派政治势力均保持着密切联系，且受到相关势力的掣肘与制约。在美国政府方面，联合会成立之初，罗斯福、威尔基等政界人士公开为援华活动演讲募捐，而1943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调查员曾来华考察联合会，撰写秘密报告发回纽约总部^[10]；1944年，联合会由于疑似支持中共还曾受到美国政界势力的施压^[11]。在国民政府方面，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和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负责与联合会的工作对接，在美则由国民党背景的泛太平洋新闻社(后改组为中国新闻社)出面与联合会协办当地活动。^[12]联合会的活动开展实际上高度依赖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朱德、彭德怀等人曾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的渠道致电联合会争取援助^[13]，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也曾设宴答谢包括联合会在内的援华团体抗战期间对边区的帮助。^[14]但由于遭遇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封锁，中共与联合会的接触常被迫以私人、间接的方式进行。

从1941年成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短短几年时间，联合会以“群力”为宗旨，架起了一座中美之间的民间援华之桥。诚然，这一渠道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促成，既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朝野上下日益重视中国战场，也是因为中国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求国际援助；但在“群力”共建背后，隐形而复杂的中美博弈更值得被关注与分析：联合会如何开展“在美募捐”，又如何执行“在华救济”，这都离不开美国对中国的形象构建和舆论引导，而所谓“援华”并非没有方向性的援助，这一工作的方向深深根植于美国的价值观。

联合会最初成立时，一大痛点在于解决各成员组织在美募捐之难，而募捐之难，首先就难在美国人民与中国情况之间的隔膜与陌生。在二战爆发之前，美国普通民众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异域国度，而中国人则是神秘莫测而非我族类的人群，美国文化中关于中国的诡怪传说更是加剧了这种印象。^[15]由此，联合会的主要工作目标除了救济募捐之外，更为关键的则在于“就中国的情况、重要性等教育美国人”^[1]，使美国人“能对中国的情况有更为精准的认知和了解”^[16]。这里的“认知和了解”，便是通过宣传手段重塑中国形象，使美国民众对于援华行动形成价值共识，进而根本性地推动募捐。

联合会在美国民众中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于战时中国的形象，联合会不仅特别强调中国军队的骁勇善战、中国民众的坚韧顽强，而会有意描绘一幅文明古国正向现代化民主国家转型的欣欣向荣之景象。为了扭转美国一般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联合会在手段和方式上颇具匠心。

第一，制作多种形式的宣传品，向基层广泛投放。联合会每年均会设计主题海报和电影，以简明直白的口号向公众传递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1942年的电影“西方前线(Western Front)”、1943年的海报口号和电影“中国，第一个参战！(China，First to Fight！)”等。联合会的会刊、成员组织的简报、宣传册、海报、电影、电台节目文稿或录音均以免费或免租金的方式向各分委员会提供，针对幼童还特别设计角色扮演游戏(dramatic play)供基层使用。^[17]在这些宣传品中，联合会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胜利就是美国的胜利”，援助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和美国一样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和实现需要的自由”^[18]。针对当时美国人爱听演讲和广播的习惯，联合会邀请名流名嘴在全国巡讲、录制电台节目，宋美龄、林语堂等中国人也曾参与其中，仅1944年，联合会便安排了80位演讲者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558场大型演讲^[19]。这些图文并茂、多管齐下的宣传品有效传递了新的中国形象，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第二，借力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展览会和商品营销中国形象。在联合会的支持下，各类艺术展、文化展在全美各地开办，获得观众的好评。与之相匹配，联合会在纽约运营一间纪念品商店，贩售来自中国的茶叶、甜点、服装、钱包、珠宝、古董、手工艺品^[20]，以及联合会设计制作的中国元素纪念品等各类商品。在联合会自主设计的商品中，一系列带有“凯”字的主题商品独具特色，包括铅笔、贺卡、钱包、胸针等。由于“凯”字寓意着“胜利”(victory)^[21]，其汉字造型也给人以强烈的时髦感，这种设计深受美国人欢迎。通过将中国文化与展览演出、日常消费品相结合，联合会成功将募款与宣传合二为一。

第三，与商界、教育界深度合作，从日常生活入手直击目标群体。针对有丈夫、儿子等家人在海外参战的家庭主妇群体，联合会设计了中国菜谱书籍，并赞助烹饪学校的课程，迎合她们生活之中的切实需要。^[22]针对学生群体，联合会和文教界合作，组织集体展览^[23]、举办作文比赛^[24]，通过探究性学习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学生们对中国的兴趣，更使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入脑人心，进而通过学生影响家庭成员参与募捐。

总体而言，通过广泛、深入、有针对性的动员，联合会的在美募捐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从受众范围来看，联合会的募捐活动有效地覆盖到了全美。联合会通过商界和宗教界的力量，动员范围遍及大城市、小城镇、乡村和离岛。1941年成立时，联合会在美国78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委员会，到1942年底，全美基层委员会数量增长到2671个，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已达4224个。^[1]不同类型的募捐活动也广泛动员了美国各阶层的人群，其中既包括社会名流、美军官兵，也包括广大的工人、学生、普通百姓。据1943年的估算，超过1000万美国人为援助中国捐了善款。^[25]另一方面，从募捐结果来看，联合会的募款工作非常成功。在1941年，联合会募得款项便达到成员机构各自募款一年总和的三倍以上。1943年联合会加入美国战时基金会(National War Fund)后，资金来源主要改由基金会分配，所获资金支持是所有外国救济组织之首。1941—1945年，联合会每年募得款项都在增加，五年内共募得近4000万美元善款，其中3500万美元在1945年底前送往中国，具体数额可参见表1。^[1]

联合会的“在美募捐”如此成功，尽管与国际战势息息相关，但更应归功于联合会推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尽管当时真实的中国战场情况异常艰苦且损耗极大，联合会仍有意将中国构建为“骁勇善战”“欣欣向荣”的盟友形象，并努力让美国民众认同“援助中国就是援助美国自己”的观点。如此积极劝募，似乎已远远超出了“人道主义精神”所及。为了理解美国人的援华动机，不仅要考察联合会教育美国人的形式和手段，更要考察其塑造的中国形象本身；不仅要着眼于联合会的在美募捐，更要剖析联合会的在华救济。“救济”中暗藏着联合会对战时中国和战后中国的期待，这种期待中的价值取向是理解“教育美国人”策略为何如此有效、联合会为何如此不遗余力援华的关键。

对“救济”的理解反映出联合会对于援华工作深层的价值取向。表面上看，联合会充当着“国际之友”的角色。1942年，联合会面向中国民众解释称，该会“精神与动机纯系以友人之地位分担其友人之责任”“一切援助均系经由中国各地方团体妥为分配，该会并不直接主持”“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为中美人士合作运动之一部，绝非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一种慈善性质之行动。”^[26]然而，如何认定成员组织的救济需要，如何在成员之间分配募得的资金，在美国的董事会拥有最终决定权，联合会的选择必然体现他们的意志。1943年初，联合会时任会长麦康文(James McConaughy)也曾在面向美国人发行的会刊中明确指出：对中国的募捐“不止于单纯的救济”(more than relief)^[27]。

事实上，即使不具体插手救济事务的执行，评判标准、资金用途和宣传口径中也无不体现着联合会的价值取向，救济之外暗含意识形态的诉求。通过援助，联合会希望帮助战时的中国实现“自救”，成为“为自由而奋战”的新中国，其救济不仅意在当下，更着眼于未来。隐而未宣的是，这个“未来”虽是中国人“自救”所得，但应该符合美国价值观，甚至指向一个以美国为蓝本的“未来中国”。这一思路贯穿联合会在华救济工作的始终。根据联合会的统计与归类，1941—1945年，送往中国的3600余万美元资金被投入到四个重点领域，按照投入量从高到低依次是：医疗与卫生、救济与重建、教育、儿童福利；其中尤以前两个领域为重，二者共计占70%的投入^[1]。而联合会这些慷慨投入绝不仅仅基于恻隐之心，更基于一种对于“同道中人”的期待，对华援助之所以有价值，不仅在于施以人道主义层面的帮助，更在于其对形塑未来中国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这一点从联合会会刊上刊登的援华信息报道便可见一斑。

首先，在医疗与卫生方面，联合会不仅满足于投入设施、器械、药品等“物”的因素，而且更关注于培养本土医护工作者等“人”的因素，其希望助力打造的是一个对标美国的“健康(文明)中国”。相较于罗列数据作为功绩，更大的篇幅用于描绘中国受助的具体细节。例如，1943年末，美国援华委员会将医疗物资送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在发回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当地中国人民在医疗材料紧缺的状况下，如何利用本土资源创造条件，将援华物资使用至极致。^[28]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本土医护工作者的培养及基础卫生健康教育之中。如对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报道中，着重描写了其教育中国幼童形成现代卫生意识，养成健康习惯，以及安排留美学成的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回国服务的经过^[29]。到1944年，该会已经累计训练了超过7000名中国医护工作者参与到战时医疗工作中^[30]。

其次，在救济与重建方面，联合会不仅仅满足于“授人以鱼”的直接救济，他们更看重“授人以渔”的社会组织重建，希望助力打造的是一个复刻美国模式的“工业化中国”。在会刊的诸多文章和照片中，因洪水、干旱、战争而受难的中国灾民的形象，不是只会在援华组织提供的临时避难所苦苦等待、寻求帮助的“难民”，而是在援华组织的帮助下重新拿起锄头扛起枪的“战士”。相关典型案例如公谊会与工合发回的1942年黄河水灾后陕西重建的报道，受灾的县区不仅重建起家园，还能够依靠工业生产反哺抗战^[31]，饥饿的难童进入了培黎技术培训学校(Bailie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学习机械工程、会计、机械制图等知识，成为未来合作社的希望^[32]。

最后，在教育以及儿童福利方面，联合会不仅满足于改善教师、学生和儿童的生活，而且在意对“中国未来领导者”的培养和争取，其希望助力打造的是一个根植于美式教育的“自由中国”。1942年，联合会计划向多所国立、私立大学教授们提供包括生活补贴在内的多项资助，然而，教会拟补助教授生活的新闻遭遇坊间热议和抵制^[33]。尽管这一计划最终被搁置，但可见联合会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而联合会的会刊也多次报道教会大学的学生如何参与和战事相关的调研项目、如何在毕业后成为相关领域的“先驱者”，这些接受西方现代化教育的学生，被联合会称为“典型的大学生”“战后中国的领导者”^[34]，用词之中足见其用心。对于战灾难童，联合会更看重孤儿院如何教会儿童对于抗战建国尤为关键的生产技能和民主知识^[35]，并使其在离开孤儿院后投身于战时服务和战后重建^[36]。

由此反观联合会“教育美国人”的工作，可见“援助中国就是援助美国自己”背后的长远考量。美国名流人士之所以奔走相助，朝野上下之所以慷慨解囊，绝非仅因为大公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因为中国具备成为一个“未来美国”的可能性。救济战时中国是为了打造战后盟友，这一盟友关系不仅依存于日本这一眼前的共同敌人，更基于一种价值观层面的长远认同——“健康(文明)”“工业化”“自由”既是美国救济中国时的期待，也是美国对于自身优越价值的体认与投射。由此，援华救济的另一面，是美式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隐秘植入与输出。

客观而言，抗战时期美国民间援华工作的确增进了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也切实助力了中国抗战和战后重建，然而“民间”有其限度，“援华”也并非只有温情脉脉的一面。经过对美国联合会等民间援华组织“如何援华”的详细梳理，其“为何援华”的深层原因已呼之欲出，美国式意识形态的输出是其根本诉求。

联合会成立之初便是一个格外注重美国人身份的组织，由海外华侨领导的民间援华团体即使颇具影响力，也并未进入其联合的范围，而同情中共的国际友人，其行动也受到美国董事会的提防与制约。亨利·卢斯尽管生于中国，对中国怀有特别的感情，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为本国利益奔走，希望推销“美国模式”、鼓吹“美国世纪”的美国人。1943年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体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正面战场却节节失利。中国的战况越是焦灼之时，联合会越是刊文强调中国对于美国更为长期的利益，不仅为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辩护^[37]，而且深描中国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基地堡垒战略地位，向民众呼喊“我们永远需要中国”^[38]。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民众同样被迫直面惨烈的战争，面对眼前耗费巨大却收效寥寥的援华动员，“人道主义”显然难以服众，民间援华力量纵然初衷美好，也必须直面“如何扭亏为盈”的利益计算，配合美国官方在亚洲输出美式价值观的政策，以牺牲一时换取长远得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反法西斯阵营迅速分裂，美国人逐步褪去了无私“援助者”的伪装，其精于计算的“投资者”身份日益凸显。当中国人民再一次陷入战争，而美国官方选择扶蒋反共，联合会再难编织“中国故事”吸引公众募捐，其标榜的“跨越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立场也难以为继。1945年9月，爱泼斯坦在致宋庆龄的信中提到战后美国气氛的变化，认为右翼分子极力煽动“赤色恐怖”将影响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资金支持，“合作可能破裂”。^[39]1946—1947年，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发难联合会，要求联合会提供资助援华委员会和工合的详实数据，指控其在抗战期间为“共产主义分子”提供资金。^[40] 1949年，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及，联合会已经连续两年未能筹得在华工作最低限度的款项，并终于“把反对新中国的政治性宣传塞进募捐呼吁之中……断绝了美国援华会的办公经费”^[41]。1950年，联合会停止运营。

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是抗战时期美国民间援华的一个缩影，揭示出近代中国争取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斗争的复杂性。如此援华，对于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而言，不啻于一把双刃剑：“无私救济”的另一面，却是附带条件的“隐性殖民”，温情的面纱难掩其意识形态的赤裸诉求。近代中国的抗战建国面临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选择：究竟是攀附于帝国主义，还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隐秘的斗争当前，中国人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50年4月，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遭受的“灾”，实为反动集团所造成的“祸”，要区分披着“人道”外衣的帝国主义者和真正的国际友人。^[42]只有彻底斩断帝国主义的显式侵略和隐式殖民，中华民族才能迎来真正的独立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