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丰富性”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现实的人”在其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构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人的自由本性的展开。它根源于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生成于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猿揖别的标志，但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是人在其历史性实践中把握丰富世界的表征。人的丰富性在实践中表现为人的意识、感觉、需要、情感、意志等方面的丰富性，最直观地表现为意识的普遍性和感觉、需要的丰富性。人的丰富性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遭遇了历史性的坍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经展露出超越单纯物质生活追求、重构人的生存方式的趋势。“美好生活”的构建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丰富性的展开过程。
一、 从“人的丰富性”到“自由个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
马克思在《手稿》中创制了一个实现双重超越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手稿的核心概念”[3]，即“感性活动”。马克思在“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4]中指出，包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都不懂“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而“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和最首要的观点。因此，学界有人模仿马克思对黑格尔《现象学》的评价，把《手稿》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发源地和秘密”[5]。基于“感性活动”，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人的丰富性”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之所以具有必要性，就是“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6]84。在马克思看来，在真正的人的社会中，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表征着“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6]117的意义，而这种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对象又是人的丰富性的表征。换言之，在未来的全新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丰富性不断地生成，从而证明了人的本质力量，充实了人的本质。总而言之，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展开人的丰富性的过程。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人的丰富性理论已经建立在初拟的“实践”原则基础上。随着马克思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得到了经济学的证明。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历史为解释原则构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两大社会形态，尤其是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由于“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导致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和“普遍交往”关系的形成，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发展，虽然这种社会依然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但是为人类走入“自由个性”[7]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自由个性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人们按照自觉自愿的分工发展自己的本质特性，不再让人囿于“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8]537的固定分工角色和特殊的活动范围，人们按照自己的个性充分释放自己的本质力量，在丰富的对象化过程中彰显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在本质的丰富性中确证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认为，要实现“自由个性”必须通过斗争推翻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这与展开“人的丰富性”的途径是内在一致的。
二、 从“原初依据”到“现实生成”：“人的丰富性”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人何以具有“丰富性”即人具有丰富性的原初依据、人的丰富性以何展现即人的丰富性的表现方式、人何以没有丰富性即人的丰富性生成的现实束缚、人何以实现丰富性即人的丰富性生成的现实路径等四个维度，建构了逻辑完整的“人的丰富性”理论。
(一) 人的丰富性的原初依据
我们谈论人的丰富性，首先要搞清楚人何以具有丰富性这个前提性的问题，更为根本的则是要澄清人之为人的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批判黑格尔和对费尔巴哈的隐晦超越中提出人不仅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更是进行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感性对象性关系中，人具有了感性的丰富性。
1． 人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
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理论，认为人是对象性自然存在物。人为了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虽然“世界不会满足人”)，需要自身之外的对象(“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10]的对象)。这个对象的意义：一方面在人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即改变对象的过程中表现和确证了自身生命力量；另一方面这个对象使人自身的身体得到充实并进一步展现其自身的生命本质。人之所以能够参与自然界的生活，就是因为人在其自身之外有自然界这个对象。人和动物的区别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以整个自然界为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然界是人本身，因为人和自然界互为对象性关系，所以当人作为自然界的对象性存在物的时候人展示的是自然界的本质，反过来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物的时候展示的是人的本质力量。人以整个自然界为对象，这就是说人不是片面的，自然界的丰富性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人的丰富性，换言之人的对象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丰富性。
如果止步于上述理论阐释，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超越费尔巴哈，因为自然界的丰富性何以生成人的丰富性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费尔巴哈终止的地方，恰恰是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的开始。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创造与人的全部本质相适应的人的感觉，必须把人的本质对象化，即现实化。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丰富性并不能直接成为人的丰富性，必须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过程中才能生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6]104的自然界或者说“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界”并不能直接构成人的对象。而在恩格斯看来，动物与自然界是直接一体性的关系，“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11]让自然界更好地为自己服务。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超越费尔巴哈时，在《手稿》中创造了一个核心概念——感性对象性活动，从而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建立在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之上。
2． 人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类存在物
马克思把人界定为“一个现实的、肉体的”的人，理解为站在“地球上呼入和呼出一切自然力”的人，不是费尔巴哈所设定和道说的“德国人”[8]528，而是“现实的历史中的人”。当这个人把自己感性的生命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身之外的感性对象上，让自己的本质力量以异己的感性的对象呈现出来，这就是感性的人进行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在《手稿》中马克思称为“对象性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用了“实践”范畴，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社会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
马克思进一步解释了人为什么能进行对象性活动，就是因为人的本质力量中包含了对象性的东西。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异己的对象，就是因为人是被对象所规定的。人之所以能够在自然界中创造对象，就是因为人是自然界的对象性存在物，即人本身就是自然界。人并不能离开人自身的对象性存在物即自然界而进行纯粹的“创造对象”的活动，因此，人的对象性活动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人的活动不能脱离对象性存在物而单独进行，只能是对象性的活动；二是作为活动的主体只能是对象性存在物，也就是说活动只能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活动。如果以上叙述属于抽象的哲学论证，那么马克思在《手稿》中还进行了更为直观的人与动物的对比论证。
马克思指出人不仅是对象性活动的自然存在物，人还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言，人与绵羊为代表的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8]534。人这种类存在物的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6]53的过程中，人证明了自己的类特性，证明了自己和动物的区别。虽然人和动物都是依靠自然界生活，但是人具有普遍性，这是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水平的区别。人和动物都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直接的生活资料，但是人还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构成我们的“无机的身体”。此外，人还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意识的对象即作为自己的“精神的无机界”，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性区别。
如果说“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那么马克思还就人的生产活动进行了论证。动物仅仅是在其物种所属的物种尺度直接利用自然界进行所谓的“动物的生产”，因此“动物的生产”只能是直接的、片面的、肉体需要的生产，是生产自身的生产。人的生产则是对动物生产的完全超越。人在把“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和“固有尺度”结合起来生产自身的同时又生产了整个自然界。因而人的生产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由此可见，感性对象性活动就是人的实践，就是人的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中，人与对象构成了对象性关系，人的丰富性得以生成和展开，这是人具有丰富性的根源。
(二) 人的丰富性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在《手稿》中并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丰富性，人的丰富性有具体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意识的普遍性、感觉的丰富性和需要的丰富性。
1． 意识的普遍性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指出：“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质。”[6]99-100马克思在此以眼睛、耳朵为例，阐释了并不是人的自我意识决定了人的本质力量。人不仅能够把自然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人还能把整个自然界作为“艺术的对象”，从而生产出自己的“精神食粮”。人还能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意识的对象，这就构成了人的意识的普遍性。当人面对自然界的时候，被自然界所规定的人的意识丰富性就渐次生成和展开了，同时人也在这种意识普遍性中确证自己并自为地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普遍意识就是人的生活过程的理论形态，虽然这种普遍意识可能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6]80的抽象。
2． 感觉的丰富性
人不仅在改造世界中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还“以全部感觉中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之所以能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以其全部感觉来把握对象。眼睛以视觉的形式来观察人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耳朵以听觉来把握其对象。这两种具有不同本质力量的独特性的人的器官，面对各自千差万别的对象，形成了不同的感觉。眼睛和耳朵仅仅是人的感觉器官中的一个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明人的不同的感觉器官面对不同的对象产生了丰富的感觉。
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受到自身的限制，“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总体而言，人的感觉的丰富性以人的本质丰富性的展开为限度。例如，一个没有音乐感的人，再好的音乐都没有办法成为他的耳朵的对象。而人的本质力量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的，即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产物，因此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同样是一个在人的历史性实践中的展开过程。马克思说：“人的感觉……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6]84
3． 人的需要的丰富性
作为“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自然存在物的人，人的需要首先表现为自然的需要。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人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人以整个自然界作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对象，人不仅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直接的生活资料，还把整个自然作为劳动的生活资料。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了自然的需要，还产生了新的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此外，人的需要还表现为精神的需要。人在把整个自然作为维持自己生存的无机身体的同时，还把整个自然界作为艺术的对象，作为人的意识的独享，作为精神的无机界。无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都是随着人的感性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同时，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的需要，对同一对象产生了不同的需要等等。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既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又是推动对象性活动的动力，同时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还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再次确证了自己、充实了自己。
(三) 人的丰富性的现实束缚
人的丰富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遇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束缚，造成了人的本质的绝对贫困。这种绝对的贫困直接表现为感觉异化为唯一的“拥有的感觉”以及需要异化为唯一的“货币的需要”。
1．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丰富性遭到束缚的根源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发现工人的劳动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国民经济学所说的财富，而是给工人带来致命性的危害，马克思从四个方面用异化劳动的范畴分析了当前的经济事实。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感性表现，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丰富性生成的现实藩篱。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丰富性的现实生成不仅遭到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阻断，而且科学技术也成为人的丰富性生成的影响因素。虽然自然科学以工业的形式渗透人的生活并改造人们的生活，使人的生命本质力量得以公开地展示，但自然科学是以“使非人化充分发展”的形式实现的，即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自然科学的一切发明和进步，按照正常的结果来说，应该“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是“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9]580。
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现实束缚，人的本质力量遭到异化，人的丰富的对象不断被剥夺，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甚至退回到了动物，人的丰富性遭遇了历史性的塌陷。
2．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丰富性遭到束缚的表现
首先，人的感觉异化为唯一的“拥有的感觉”。正常情况下，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形成不同的人的感觉，这种感觉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趋势。但是“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6]82，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如果一种东西不能被我们的“动物机能”占有，那么这种东西就不是我们的，这直接的后果就是把人变成了动物式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那就是“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6]51。虽然在私有财产条件下，所谓的“我们的”东西即我们占有的东西依然是生活的必需，但是这种占有，不是生活本身，而仅仅是生活的手段；不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而是为“私有制生活”服务的，是为“劳动和资本化”服务的。
当“劳动和资本化”成为占有的唯一目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这也就意味着资本掌握了我们的生活，而人变成了资本的附属品。在这样的现实中，无论是人的肉体的感觉还是人的精神的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代替”[6]82。当人的本来丰富的感觉异化为唯一的拥有感觉，人的一切东西都不再具有人的属性，而变成了抽象的存在。比如，人的进食活动不再具有人的属性，而和动物的进食活动变成了同等性质的活动。我们生活在这唯一的感觉中，发现不了景色的美丽，发现不了矿物的美和独特性，眼中只有商业价值。虽然五官感觉的形成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也就说人的五官感觉“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8]528，按说人的感觉应该在历史的实践中更丰富，但是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作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却只有有限的意义即以动物机能而占有的“拥有”意义。
其次，人的需要异化为唯一的“货币需要”。当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指出“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6]77，实质上已经指正出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的区别即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但是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当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虏获物和婢女来对待”的时候，已经说明人的需要的异化。人的需要，以粗陋的、物化的需要呈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极端状态那就是唯一的需要——货币。在私有制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12]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每个人都企图在他人身上找到一种新的需要，从而把别人变成自己的商品销售对象，把别人变成自己获得财富的手段和工具。每个人都企图制造一种新的享受，从而迫使他人做出新的牺牲，导致他人陷入新的经济破产，进而使自己掌握控制他人的支配力量，最终的目标是满足自己的利己的需要。而这种支配他人、异己的力量就是货币。在这种异化的主导下，人的“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呈现出的唯一结果就是“湮没在贪财欲之中”[6]121。
在私有财产条件下，需要的异化呈现出两极分化和内在对立的状态。对资本家而言是需要的精致化，对工人而言则是需要的畜生般的野蛮化、粗陋化。劳动生产了宫殿，宫殿是资本家的精致化的需要；劳动同时还生产了棚舍，棚舍是工人粗陋化的需要。即使是棚舍抑或洞穴，对于工人也是朝不保夕，因为洞穴也可能随时变成对于工人而言的异己力量。马克思说：“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6]119当肮脏成为工人的生活要素，当“日以腐败的自然界”成为工人的生活要素，工人则过着畜生不如的生活，因为工人连动物的需要如“爱清洁习性”都已经不再存在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条件下，当人的感觉异化为唯一的拥有的感觉，当人的需要异化为唯一的货币需要，当工人的需要如此这般的野蛮化和粗陋化，工人已经连“非人的方式”存在都不是了，在这样的状态中人的本质力量无法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新的充实，人的丰富性的现实生成路径被严重阻断了。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束缚了人的丰富性的生成，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6]126。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不能是“思想上的共产主义”，而必须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这种“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实际表现出来的就是“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
对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在其本质性规定上是人向合乎人性的人的自我复归，完成这种完全的自我复归之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重新占有了人的全面的本质。如此，人对自己或者他人的对象性的产品的感性占有中片面地拥有的感觉被扬弃，人的需要的片面的利己主义性质也被完全扬弃掉，人以“人的方式”存在并展现出人的“人性”。因此，扬弃私有财产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丰富性的彰显过程。
首先，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意味着“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6]82。积极扬弃私有财产，人的现实化不再是非现实化，人面对的世界不再是异己的现实。人的感觉器官——眼睛、鼻子、嘴巴、皮肤等等都成为人的器官，成为社会的器官，与此相适应由这些感觉器官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等形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没有了异化的遮蔽，真正恢复了人与世界的感性对象性关系，而不再是异化的关系。当扬弃私有财产之后人的感觉器官真正成为“社会的、人的器官”，与此同时感觉器官的对象即世界也随之成为“社会的、人的世界”，也就是说感觉与感觉的对象祛除了异化的遮蔽后实现了直接的统一，达到了“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6]82的澄明状态。正是祛除了私有财产的束缚，人的感觉实现了彻底的解放，相伴而生的就是人的感觉的丰富性。
其次，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意味着人的需要失去了利己主义性质而成为真正的“人”的需要。随着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意味着对象性的现实的生成，而对象性的现实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换言之人的对象不再是人的利己主义需要的对象，自然界不再是一个对人而言的纯粹有用性的对象，自然界不再是人为了获得货币的对象，他人不再是自己获得货币的手段。当对象真正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这就不仅意味着一切对象同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统一，而且构成了确证和实现他区别其他人个性的对象。如此，人的需要不再局限于利己主义性质的需要，而是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丰富性的需要、展现人的自由个性的需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资本家和工人都经受着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束缚，但是工人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奴役。因此，共产运动在现实中表现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首先进行的是政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当整个社会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传统的观念”实现了彻底的决裂，人才真正开始创造人的历史，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才是现实的，人的自然的存在也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社会才是人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也只有在社会中，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才能形成丰富的现实关系，这是人的丰富性形成和持续展开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8]541。
三、 从“新时代”到“美好生活”：“人的丰富性”生成的中国方案
当马尔库塞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的时候，当“‘单向度’这个术语今天已成为最脍炙人口的概念之一”[13]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理由回到马克思“人的丰富性”理论中寻求滋养，探寻新的发展道路。从现实维度看，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进入新时代之前，我们更多的是注重生产力的发展，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那么今天在新时代构建“美好生活”的现实基础上，当我们超越单纯物质追求、重塑人的生存方式之时，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马克思“人的丰富性”理论，从而为理解和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
(一) 新时代的物质超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郑重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4]。正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了转化。因此，新时代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必然，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也正是因为新时代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就同时赋予了“新时代”的物质超越性内涵。之所以说新时代是对单纯物质追求的超越，这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长期努力，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而十八大以来，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时期。我们已经稳定地解决了中国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如果我们把人的需要划分为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和满足精神文化需要两大领域，那么“新时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从总体上解决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存需要，物质财富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唯一追求。正是由于这个特征，我们把“新时代”理解和把握为对单纯物质追求的超越。
一方面，这种物质超越性尚是一种总体性的物质超越性。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实现了物质超越，而是从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实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开显出来。另一方面，物质超越性并不是对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否定。前文已述，这种物质超越性恰恰是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才呈现出来的，如果没有物质基础，就没有物质基础的超越。马克思在《手稿》中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6]75，同理，唯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物质超越。“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8]527新时代意味着我们开始从物质财富追求中解放出来，新时代的这种物质超越性则意味着人的丰富性的进一步展开。
(二) 美好生活的重构性
新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美好生活意味着人之生活方式的重构。当“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当我们把新时代理解为对单纯物质追求的超越，这同时意味着美好生活是个体生活方式的重构，即在更高的物质基础上产生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新需要，在安全感、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等方面的新追求。这就意味着过去忙碌于物质财富而导致“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6]53的生存状态开始走向变革。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也就注定了人之生活方式的重构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超越单纯物质追求和重构人之生活方式必须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这就是在满足人们生存需要基础上、在更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中让生活更多地回归生活本身、让人复归人自身，就是要把“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展开，让人们在平衡充分的物质基础、公平正义的政治生态、诚信和谐的社会氛围、绿色美好的生态环境中逐步生成人与自然界的丰富性和“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使马克思“人的丰富性”理论从晦暗遮蔽状态中凸显出来。新时代就是要在超越单纯物质追求中，在构建美好生活即重构人之生活方式中，逐步生成人的丰富性。这是人的丰富性生成的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