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命题是党理论创新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显著标识，也是“概论”课要讲深、讲透、讲活的重点内容。最早明确提出这一命题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12-1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党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之“坚持理论创新”时强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66-67可以说，这“两个结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成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概论”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解。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理论创新发展的根本原则就是“两个结合”。虽然“两个结合”现在才明确提出来，但是我们党在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是坚持“两个结合”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谈起。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于19世纪中叶，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664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4]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5]，“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3]218。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产生一个民族化的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及其精神实质。毛泽东在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战略任务，并在之后的论述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标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共产党独特实践的经验，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新的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内涵和形式。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提炼和创造的过程。可以说，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结合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具体实际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文化实际。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与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正如在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所号召的那样，不仅要研究理论和现状，还要学习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结合”内在地就包含着“两个结合”。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性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一个结合”本身就包含着“两个结合”。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2]7这表明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更加突出强调中国革命实际，文化建设服务于革命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突出强调“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体现了“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是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处理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中国一切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的国情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做了如下阐述：“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这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

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8]51-5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探索。革命年代要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需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8]54。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8]54-55。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党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并据此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当然，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长期奋斗的基础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我们党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992年邓小平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9]邓小平强调的是在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现代化，同时强调即使实现了现代化，仍然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世代代坚持下去，要一以贯之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解决好，不可能一劳永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10]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还要做到准确认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贯穿于四个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科学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这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次全会决议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析。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11]在“概论”课教学中，我们要善于将这次历史决议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讲清楚讲透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主要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要弄清中国向何处去还要明白中国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12]171而要明白中国是从哪里来的，必须有一种历史感，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历史感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2]39-4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我们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与“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肥沃土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问题，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超越性维度和现实性维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这是文化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维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的“根”与“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生存发展难题的重要启示，能够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还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从道德理想层面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文化风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接受，不能不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存在一种潜在的契合关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这种道德资源集中体现为以“修身”为典型特征的“中华传统美德”。可以说，汲取古人在修身养性和治国理政等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有助于养浩然之气和塑造高尚人格，有助于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例如，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代表了高扬道德理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重视思想意识的改造和道德品质的修养便从此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我们可以称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3]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华文化向何处去？在中国人民苦苦探索却屡屡失败之际，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4]毛泽东的这一评价，深刻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与文明新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迈开了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铿锵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用了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注入符合中国实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思想内涵，使其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这些宝贵经验，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对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坚定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其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化也前所未有，这便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我们要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深化研究这些理论和实践课题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