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2, 8(2): 157-164 doi: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新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模式的“中国化”视域转换1

罗朝慧

The Perspective Conversion of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Marxism Teaching and Research Mode in the New Era

Luo Chaohui

编委: 刘恩至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罗朝慧,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

摘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一直坚持开放包容,引介学习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优秀成果。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经验成就、独特道路、独特智慧,还没有真正走出去并进入他者视野,成为让西方世界普遍知晓认同的主流话语和共同论题。新时代中国化视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普遍性真理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科学方法,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充分借鉴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形成有根有源、知根知底、知己知彼,融合贯通“中、西、马”的理论教学模式,扬弃过去“西方文化主导论”视野下无关中国现实的纯粹学究式、学徒式“跟着学”“照着讲”的旧模式,转向中国化视域的走出去、主动讲的平等对话、共商共享模式。

关键词: 新时代 ; 中国化 ; 马克思主义 ; 国外马克思主义 ; 教研模式

PDF (1228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罗朝慧. 新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模式的“中国化”视域转换1.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2, 8(2): 157-164 doi:

Luo Chaohui. The Perspective Conversion of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Marxism Teaching and Research Mode in the New Era.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2, 8(2): 157-164 doi: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又是物质经济、政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精神与文化的时代化、世界化、主流化发展。在此意义上,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不可能是无关中国现实的理论边缘,而应当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有机构成部分,理应由过去纯粹学究式、学徒式“跟着学”“照着讲”的旧模式,转向中国化视域的走出去、主动讲的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共商共享模式。

一、 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现状与问题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相互隔绝乃至相互排斥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外马”(国外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研,与“中马”(狭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地域”或“专业”的研究界限,各自独立、相互隔绝。“国外马”局限于“在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尤其专注于西方话语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表现出脱离中国实际的纯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马”则主要局限于地域范畴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在关注中国问题、中国实践及其理论形态的总结阐释,漠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外马”与“中马”都没有完全顾念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宽广视野,该视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卓越智慧相结合的实践运动和理论生成过程,同时也是与西方文化及其政治经济活动的不断碰撞和斗争的过程,因而不仅是地域的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世界的、人类的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如国内学者任平教授所说,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之间三重对话的结果[1]

第二,“国外马”教研缺乏“中国化”的价值视野和批判维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主要致力于引进和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思想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历史性研究范式,从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再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是各种后学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新话语”,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而成多视角、多论域、多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又引介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式研究,如在分配、消费、金融、生态、空间、都市、正义、文化、道德伦理、女权、生命政治、数字资本等领域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和理论建构。然而,我们引入的各种“国外马”研究成果,由于缺乏“中国化”的价值视野和批判维度,往往陷入西方文化主导下为学理而学理、为研究而研究的“书斋式”学术研究,脱离中国文化、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没能充分突显“国外马”研究的“中国化”价值和实际意义。王雨辰指出,我国“国外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价值立场“不应仅仅只是介绍和评介他们的理论观点,更不可能是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只能是瞄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2]

第三,“国外马”课程“跟着学”“照着讲”的教学模式需要转换。“中国化”视域的“国外马”教学模式转换,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构成和重要环节。一方面,主流的“国外马”研究主要立足和依据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价值传统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的重释,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缺陷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探索都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的表现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经济—阶级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剥削概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的质疑和解构,甚至出现诋毁马克思主义、碎片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还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精确化、明晰化的语义学、数理学或逻辑推理的“理性分析”法研究,越来越远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原则。我们的“国外马”教学在过去基本处于“西方话语”主导下的“跟着学”“照着讲”的学徒状态,学生容易被西方“时尚”“前卫”的话语理论所吸引,逐渐远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误把“国外马”当成“马克思”,甚至从各种重释、修正甚至重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就要求我国的“国外马”教研要转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化”视域模式,着力培养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鉴别能力,明确普遍性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特殊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引导他们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文化、中国实际,有分析、有鉴别地同各种“国外马”对话,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

二、 “国外马”教研的“中国化”价值立场和理论导向

顺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应当确立“中国化”视域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导向,形成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为根,以中国文化、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为体,以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为用的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模式。

首先,坚定地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深切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卓越智慧和真理力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创立,经历了由特殊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英法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考察到全人类普遍解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探索,研究方法上由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经济事实到抽象普遍性的概念具体、理论具体和实践具体的科学阐释。质言之,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理论认识又是感性的物质实践行动,既是现实的批判改造又是长期的历史事业,既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特殊实践又是全人类的普遍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3],“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4]。因此,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仍然是继续坚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动摇,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与全世界、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次,正确认识“中马”与“外马”之间和而不同、互学互鉴的关系。“中马”与“外马”本质上都是各自特殊国情、具体实践及其文化传统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引人类社会自由发展、共同繁荣和普遍解放的“一般普遍性”行动指南,它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必然体现在与世界各国特殊实践的具体结合之中。“中马”与“外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形态,必然具有其“普遍性”的一面,故二者间才能够相互沟通对话、学习互鉴,共商共举人类解放事业。中国引进评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不是照抄照搬其“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制度,而是从中借鉴汲取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追求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个体权利与共同体的统一、公平正义、道德伦理、民主法治等理论和实践范畴,以及它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乃至世界和平、全球环境等问题的理论阐释范式,以促进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避免前进过程中不必要的弯路和失误。

最后,坚定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价值主体性,扬弃“西方文化主导论”视野下无关中国现实的纯粹学究式“国外马”教研,客观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历史实践方位和理论发展地位。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可以说,当今中国在物质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上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迄今世界上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典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是“同时代的人”[5]。相比之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释、修正甚至解构,越来越转向“经院式”学术研究。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大部分思想理论家在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使命,越来越回避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和改造,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越来越被边缘化和碎片化。就此而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因此,我国的“国外马”教研要及时转向“中国化”的价值立场和理论视野,由过去“西方文明优越论”主导之下的纯粹学理研究,以及“跟着学”“照着讲”的学徒模式,转向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独立主体的“主动讲”“同步讲”模式。隽鸿飞、张海成指出:“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改变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将中国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世界历史性变革纳入其理论视域,并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去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人类未来的问题。”[6]我们倡导“守正创新”,不是对本土文化的考古返祖、孤芳自赏,不是对党的百年伟大成就的沾沾自喜、骄傲自满,更不能走向偏狭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守住本来”即坚持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即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成果,在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同时,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和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开创促进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 “中国化”视域的“国外马”理论教学模式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果仅限于地域范畴的中国实践,不将其提升阐释为世界的、人类的、普遍的系统性理论与实践,就没有完成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经验感性的又是抽象普遍的,既是特殊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的自由幸福,又是普遍的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命运和解放事业。所以,“中国化”视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普遍性真理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实践性科学方法,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充分借鉴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形成有根有源、知根知底、知己知彼,融合贯通“中、西、马”的理论教学模式。

第一,读懂“国外马”的理论话语。“国外马”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学生读懂“国外马”的理论话语及其立足的制度实践和文化价值传统,重点引导学生认清“国外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立场、解释方法和发展趋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问题,力图重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深入挖掘诸如生态、空间、城市、性别、正义、后殖民、全球化、生命政治、道德伦理、文化批判、绿色和平等等新视角,形成了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面对这些复杂状况,我们要引导学生读懂“国外马”的新理论是如何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相关论述相联系的,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实践给人类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现实矛盾和危机,而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外马”理论家是怎么批判和解答这些问题的。这一教学环节旨在使学生对“国外马”的理论话语达到充分的理解,为回到马恩原典、回到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与“国外马”进行对比对照、互学互鉴的理性对话作铺垫。

第二,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检视“国外马”的“马克思主义合法性”。老师带着学生解读“国外马”理论的同时,适当回到相应的马恩经典文本,批判性地分析考察“国外马”的“马克思主义合法性”。具体而言,老师引导学生明了“国外马”学者提出的新理论,在多大意义上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并结合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合理拓展,还是基于某一特殊学科的理论方法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建构;它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做出了多大程度的合理发展和积极贡献,同时又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偏离与误解;或者说是否已经变成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特质的另一套理论话语,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变革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初心使命。老师还要教会学生辩驳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害观点,减少其错误观点对我国的不良影响和冲击[7],明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派别在总体上存在或多或少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虚无主义倾向以及逐渐下降的实践性[8]。考察“国外马”的“马克思主义合法性”,旨在使学生对作为普遍真理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特殊形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有明确的区分,使学生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真理和科学方法,而不是直接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认识和接受被重构甚至歪曲了的马克思,避免“西马”牵着“经典马”和“中马”跑的“颠倒”性错误。

第三,立足中国文化与中国实际,与“国外马”平等对话、互学互鉴。首先,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就是要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扬己之长、补己之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长在其自强不息、团结统一、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乃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人类共和精神。具体表现为:在个人、家庭与国家乃至天下世界的关系上,中华民族抱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天下为公理念,信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共同体—个体统一原则;在民与国的关系上,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德治仁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地人合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信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君子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合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悟有余,而知、行不足。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将人类普遍的自由和理性精神及共同的真善美追求具体化为系统规范的实践知识。“没有明确的概念系统,没有体系化的知识,很难广泛、快速传播,也就很难普遍化地被人们掌握和接受。”[9]因此,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世界化发展与传播,有必要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进行体系化和现实化的具体化建设,翻译转换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实践话语体系下的知与行。

其次,立足中国实际学习借鉴“国外马”,将“中马”推向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视野。“中国化”视域的“国外马”教学,要扬弃过去“西方文化优越”论主导下纯粹学理视野的引进、跟学、照讲模式,启迪学生思考当下“中马”相比于“西马”的领先优势、问题不足与未来发展方向。一方面,引导学生分析认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立足于个体权利本位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及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抑制了马克思主义左翼党派的反抗运动,最终不得不转向理论领域的学术研究。因此,在社会批判和实践行动上,“西马”早已从宏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政治经济制度批判转向了非经济、非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社会实践。可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点是,重微观、个体、文化、意识,重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轻宏观的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制度批判与实践变革。另一方面,教导学生客观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的成就与不足。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物质实践和具体行动,主要蕴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行动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和行动上的成功实践可谓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但是在理论化发展、话语建构及对外传播方面,仍然落后于“西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还没有成为让西方世界普遍知晓并认同的主流话语和时代主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创新发展,尤其需要积极主动地将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说清楚、讲明白、推出去。

在对“中马”与“西马”的对照分析和“知己知彼”基础上,老师要进一步启迪学生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具体目标和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遍化、话语主动化建设,是从现实的中国实践、中国成就以及中国问题出发,根本来说就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汲取理论活力和创造力。国内学者曾明确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目的、方向与内容。陆剑杰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寻找中国道路即解决‘中国的命运’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是一般实践和具体实践的结合”[10];曾祥云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关系问题”[11];王立胜、周丹提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就是从哲学高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系统回答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9],阐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自然谋和谐的核心使命[12];隽鸿飞、张海成强调,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重视将中国的发展及其可能带来的世界历史性变革作为研究的重要的对象、将未来世界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探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未来人类的发展拓展空间[6]。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一般普遍性话语体系下的系统性实践具体与理论具体,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和真理力量,真懂真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 “中国化”视域的“国外马”教学方法模式

如果说“中国化”视域的“国外马”理论教学模式重点体现的是老师在教学内容和理论导向上的“授者匠心”,那么在教学方法模式上则要充分回归学生作为独立思想者的主体地位,改变老师一站到底”“一厢情愿”的灌输式教学,同时改变学生“挣学分”“打卡应付”的工具性学习目的,着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问题意识以及清晰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实现读书、写作和思想成长的统一,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强大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第一,“助产术”方法引导“中、西、马”的对话解读。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老师通过“助产术”方法引导学生从疑惑到求知,从讲理到论辩,最后到明理,把学生求真问理的“胃口”吊起来,充分训练他们哲学的理性批判思维和怀疑精神,形成积极主动的问题意识和求知欲、论辩欲、明理欲。老师在引导学生解读“国外马”文本时,要适时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国哲学经典以及西方哲学经典,激活学生贯通“中、西、马”的思维方式。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主要提供“中、西、马”的解读素材,引导学生进入对照比较、分析鉴别的批判性视角和平等对话模式,适时向学生提问,引出学生的疑惑和意见,不先替学生作任何先见式的价值判断。在每一个理论解读环节,老师要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独立思考,分析鉴别中西方文化价值传统的优劣长短,找寻适于中国实践的积极元素。

第二,融入思政元素的情景式教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国外马”教研,要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原则,将立德树人与理论求知的教育目标相统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自觉树立民族责任、家国情怀,勇于担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神圣使命。为达到良好的思政教学效果,老师要尽量避免枯燥刻板的教条或先入为主的灌输。在“中、西、马”的对话式教学中,老师可以围绕“中国化”目标设立辩论主题,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中、西、马”任何一种立场和角色,容许他们一开始的主观感性,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点燃他们的学术热情。在这个情景式辩论过程中,老师要善于理性把控和主持,注意调节双方的意见,将双方争锋不决的言论提升为理性共识,让论辩双方在课堂上实现完满和解。通过情景式思政教学,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思维,锻炼他们的分析思考能力、临场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树立健康的怀疑精神和相互尊重的思想修养。

第三,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教学资源相互补充和促进。我们需要引进现代化教育的新技术手段,充分利用课外的线上优秀教学资源作为补充辅助,实现教育教学的“厚基础、宽视野”。老师结合课堂教学内容,有的放矢地向学生推荐一些优秀的线上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如超星学习通、中国大学慕课、学堂在线、智慧树、网易公开课等平台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国哲学经典、西方哲学经典、西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精品课程,以及“哗哩哗哩”平台上中国知名专家讲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视频资源,加之世界各国名校的线上开放课程,以充实学生的理论资源储备,活跃问题意识和批判思维,增强“辩理—讲理—明理”的学术论证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五、 结语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为思想武器和实践指南,坚定立足中国文化、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的主体性,同时与特殊的“他者”即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进行“互主体”式的交往沟通、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共商共举人类解放事业。然而,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真正进入世界马克思主义尤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马”与“西马”之间至今也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双向对话。为此,蓝江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将国外学者的思考引入国内,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推向世界,让国外学者共同关注作为世界性问题的中国复兴……让中国特色走向世界,让其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和承认,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3]。因此,如何讲清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建设成为一套系统而完备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并有效传播出去,使之成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话语、共同论题,这是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所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都应积极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和使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经济—阶级自由理论与方法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A710026);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批准号:JG2022A02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任平

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

[J].江海学刊,2018(1):5-9.

[本文引用: 1]

王雨辰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4):1-9.

[本文引用: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本文引用: 1]

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本文引用: 1]

张亮孙乐强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初心使命

[J].山东社会科学,2020(5):29-35.

[本文引用: 1]

隽鸿飞张海成.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转换

[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1):98-106.

[本文引用: 2]

石仲泉

坚持世界眼光 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J].新视野,2012(6):103-105.

[本文引用: 1]

闫培宇

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自觉与辩证思考——简评《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J].学术评论,2021(4):48-52.

[本文引用: 1]

王立胜周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

[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5(4):70-77.

[本文引用: 2]

陆剑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党的光荣理论事业和璀璨学术篇章

[J].哲学研究,2021(7):37-47,129.

[本文引用: 1]

曾祥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须?——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考

[J].社会科学,2021(10):136-143.

[本文引用: 1]

王立胜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

[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1):39-51,126.

[本文引用: 1]

蓝江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演变

[J].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研究,2020(1):19-36.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