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增强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其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课程，也是近年来面临巨大改革压力的课程。长期以来，思政课教学停留在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的单向教学模式，缺乏必要的创新。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1]。可以看出，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大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授课效果、实现理论知识入脑入心至关重要。基于此，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学不能囿于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只有深入挖掘一切潜在教育资源，才能与课堂教学相得益彰、同频共振，共同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高校校园文化植根于校园环境，对于形成浓郁育人氛围具有重要作用，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因素。而各类文化场馆则是高校校园文化与校园精神的载体，也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具有文化育人功能。2020年，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类博物馆资源，组织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主题的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发挥实践育人作用。”^[2]由此可以看出，以高校博物馆为代表的校园文化场馆是开展辅助式教学活动的重要场域，可以发挥以文化人的育人作用，而高校博物馆的育人实践则离不开场域理论的支撑。

场域理论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就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3]133他以社会秩序为切入点，运用场域理论对法国社会秩序的重构进行研究与分析，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包含“场域”“资本”和“惯习”三大概念^[4]，为诠释社会实践提供了建构性的理论框架。

场域理论的第一个核心概念是“场域”。所谓场域，是指关系性的社会空间，是“由基于特定资本类型与数量所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空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且拥有独特的实践逻辑”^[3]152。布迪厄所指的场域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发挥其效应的空间。这里所指的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空间，而是被赋予了一定的功能与效应。他认为，学校、国家、教会和政党都可以理解为场域，在每个场域之中，人们根据这个场域内部的规则和惯例进行相应的行为方式，而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逻辑、规则和惯例，并有一个潜在的开放空间，带有一些动态边界。对于身处一定场域关系之中的人们来说，外部因素通常不会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而是由场域的自身调节来实现，只有通过该场域独特的形式，并通过预先塑造的过程，一个场域才会有更多的自主权。换言之，我们必须加强场域空间的自主性与主导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场域产生的效应。

布迪厄关于场域的核心观点被美国教育学家马尔科姆·诺尔斯继承，后者认为：“学习的空间将不再局限于学校或特定的教育场所，而是延展到可能发生学习行为的全部场域，这些场域拓展了学习的时空概念。教育场域的扩充不仅体现在时空上，而且体现在结构上，即学习资源性质和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学习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内的知识传授，而是以整个社会和自然为背景的向无限资源开放的教育。”^[5]按照这种观点，校园文化场馆凭借独到的空间特征，可以成为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场域。

场域理论的另一个概念是“资本”。所谓资本，特指具有累积性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三种类型^[3]156，而非我们以往了解的经济学概念。布迪厄认为：“要想构建场域，就必须辨别出在场域中运作的各种特有的资本形式，而要构建特有资本的形式，就必须掌握场域的特定逻辑。”^[3]156对于高校的校园文化场馆资源来说，其资本主要体现为教育的资本，如博物馆中的展品、校史馆中展示的办学历程等，都是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的资本。

场域理论的第三个概念是“惯习”。在阐释时，布迪厄引用并遵循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方案：“惯习观旨在使一种唯物主义的知识理论成为可能。它承认：所有知识，不管是凡俗的还是学究的，都预含了某种建构工作的观念，但同时又力争不陷入唯心主义之中。”^[3]156布迪厄所说的“惯习”和我们通常认识的“习惯”有所不同，它是指人们在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下形成的感知、行为和思维的倾向系统。惯习不仅具有一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会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不仅是社会结构长期内在化的结果，可以通过气质倾向系统地表达出来，而且还能积极参与新社会结构的构建。它是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在个体潜意识中发生作用，维持场域新秩序的正常运行。^[6]

其实，惯习指向的更像是具象化的实践。在一定的教育关系中，在具备场域环境和资本资源的前置条件下，教育活动可以通过惯习这种实践活动来实现。美国教育学家马克·泰勒认为：“文化场馆和学校相互对应。场馆即学校，展览即教学内容，讲座即课堂，讲解员即教师，观众即学生，展览大纲即教学大纲。”^[7]可以看出，高校的校园文化场馆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场域，那么，在提倡大思政与三全育人的当下，如何使高校的校园文化场馆资源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堂主渠道融为一体，共同做好思政教育工作，这是当下应当思考的问题。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8]由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不局限于教室之内，在高校校园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场域，都是育人的所在，如果将立德树人的任务仅仅诉之于学校教育的某一个方面，包括仅仅诉之于思政课，那么立德树人的任务是绝对不可能圆满完成的”^[9]。在资讯铺天盖地的当今社会，学生轻点手机就可以获取到想要的任何知识，传统的课堂教学虽仍是主渠道，但已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思政课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一些学生在经过中小学思政课的教育后，对于大学思政课产生了懈怠心理，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学的思政课堂更应当创新形式来增强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告诉我们：新时代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利用、善于利用现有的各方资源，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地开展育人工作。以高校博物馆、校史馆为代表的校园文化场馆，除了是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的场所之外，同时也可以成为开展思政课教学、以文育人的重要阵地。据笔者统计，我国高校目前共拥有校园博物馆、纪念馆、校史馆等各类文化场馆1100余座，按照全国2759所普通高等学校¹的规模来算，平均每不到三所高校中就拥有一座校园文化场馆。在这个庞大的群体面前，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校园文化场馆资源，提炼它们的内涵与价值，使其充分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之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根据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点，校园文化场馆在开展思政课教学时，亦可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概念入手来进行分析。

高校的校园文化场馆主要包含校史馆、纪念馆、博物馆、陈列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多种类型场所，而广义的校园文化场馆还包含图书馆、档案馆、体育馆，以及诸如文化长廊等室外空间。其中，具有典型思政育人功能的场馆有校史馆、博物馆、纪念馆或名人故里。

校史馆是指陈列展示所在大学办学历史的场馆。校史馆以本校的建校历史、发展传承为主要展示内容，也有纪念与该校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名人名事，是在高校中普及度最高的一类文化场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内地高校共拥有349座校史馆，其中985高校的校史馆拥有率为100%²。这些高校大多为办学历史悠久的老牌高校，一些高校历经合并，有的甚至拥有不止一座校史馆，如山东大学的校史馆、医学院院史馆，中山大学的校史馆、医学院院史馆，四川大学的校史展览馆、华西医学院院史馆、华西药学院院史馆等。

高校博物馆的类别十分丰富，主要依托于各个高校的优势学科建设而成，其内容涵盖了人文艺术、自然科学、工程、医学等众多领域。据笔者统计，我国高校目前共拥有749座博物馆，其中985高校的博物馆拥有率为92.3%³。一些高校以本校的优势学科为基础建立了相应主题的博物馆，如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电子博物馆、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生物博物馆、中国农业大学的饲料博物馆，有的则是涵盖了多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博物馆，如兰州大学博物馆等。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转变和发展，目前在博物馆内开展第二课堂教育已经成为各个高校的共识，而高校博物馆作为新兴的教育教学资源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青睐。

纪念馆是高校为了纪念办学历史中有重大或特殊贡献的校友，抑或具有重大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人物而建设的纪念性质场馆，也有一些高校为了纪念办学历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建造纪念馆。除纪念馆外，一些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的高校校园内还保留有名人的故居。有的高校将这些故居活化利用起来，为其配备解说、展示系统，并收藏相应的展品，使之具备了文化场馆的基本功能。据笔者统计，国内高校共拥有各类纪念馆及名人故居55处，多数位于985或211高校的校园内。如四川大学的江姐纪念馆，吉林大学的白求恩医学纪念馆，武汉大学的闻一多纪念馆，北京大学的冯友兰故居，南京大学的拉贝故居、赛珍珠故居等。此外，为纪念重大事件建立的纪念馆有广州医科大学抗击非典纪念馆、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运动纪念馆等。

不难看出，以上校园文化场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绝佳场域，这类场域有别于传统的思政课堂，它们“在继承传统课堂讲授的基础上，深入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内涵与外延”^[10]。它们与传统的课堂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一个坚守住了思政教育的主渠道，另一个则拓展了思政教育的新路径，使思政课的教学不再停留于教室里的黑板与PPT之上，而是以一种更为生动、鲜活、吸引人的方式出场，这种教学形式往往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深化了教学效果。因此，开辟新的教学场域对于提升思政课的教学实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高校的校园文化场馆在校园内提供了适宜的教学场域，可以使师生足不出校园就上一堂思政课。

布迪厄场域理论所指的资本，特指具有累积性的资源，放在教学过程中，即教育资源。校园文化场馆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能否充分发掘其思政元素的内涵，是对校园文化场馆资本活化利用的关键。总体来看，校园文化场馆蕴含的思政元素的教育资源大致分为三类：爱国主义教育、爱校荣校教育和文化自信教育。

校园文化场馆的思政教育内涵首先体现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源。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不仅体现在科研成果的高度，也体现在培养出的人才在思想上的深度，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家国情怀。五四运动之后，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挽救民族于危难，纷纷走出校园、走上街头，为了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复兴而奔走，从此，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近代以来青年人谋求国家独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恰恰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相吻合，因此在一些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的高校，涌现出的许多感人至深的先进人物与事迹，也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在高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除了要坚守好思政课堂这一主渠道外，还应积极利用各方资源，通力协作地开展教育活动，高校的校园文化场馆则是重要的平台之一。厦门大学为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为了纪念其在祖国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家建设事业中所作贡献，厦门大学建立了陈嘉庚纪念馆。如今的陈嘉庚纪念馆位于厦门大学本部的群贤楼群，面向校内外师生开放，每逢节假日便游人如织，很好地面向校内外发挥了校园文化场馆的教育功能。除纪念馆外，一些历史人物的故居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南京大学校园曾经是众多国际友人的寓所所在地，其中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利用其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帮助了很多受难国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南京大学将拉贝故居加以整修，免费面向校内外观众提供参观服务。

每一座高校的校史馆都具有宣传学校、增强参观者对于母校认同感的基本属性，这也是越来越多的高校热衷于兴建校史馆的重要原因。校史馆的展示内容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陈列内容还是对高校办学历史脉络的梳理，通过借助现代博物馆的展示手段，如场景复原、VR体验、虚拟仿真等方式，使参观者深入了解高校的办学历史，增进对母校的了解程度。同时，还有一些校史馆在展陈内容中突出了对杰出校友事迹的宣传，或是对学校办学历史中重大事件的纪念，通过这些展览内容可以加强当代在校学生对学校文化与精神的传承。如西安交通大学的西迁博物馆是一座以校史为主题的校园博物馆，它记录了西安交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响应党中央号召，从东南沿海迁到西北内陆的壮阔历史，通过大量的图片资料展示了老一辈交大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生动诠释了以爱国主义和听党指挥为核心的“西迁精神”。可以看出，以校史馆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场馆蕴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而这些资源实质上就成为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素材，如果能够为课堂教学所用，则可以在思政教育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因如此，很多高校都将校史馆列为新生入学后的首个参观场所，一些高校还在思政课中专门划出一定的课时量，用于在校史馆中授课，以此来增强学生对于母校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1]文化自信与高校的校园文化场馆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高校博物馆中展示的藏品体现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密码。最为突出的是以岳麓书院为依托而建立的湖南大学中国书院博物馆，该馆完整展示了中国书院千年历史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博物馆与书院二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撑，是一套完整的文化体验。近年来，随着国家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国内高校博物馆的藏品质量和展示水平与日俱增，一些高校博物馆已经达到了国内一流的展示水平。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就在国内高校博物馆中具有较大影响力，馆藏文物涉及古代青铜器、丝织品等众多品类且不乏精品，这些艺术品不仅对学生起到了艺术熏陶的作用，同时也提升了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梳理可以发现，根据布迪厄场域理论所设定的资本概念，高校校园文化场馆本身就蕴含有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而这些资源则成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因此，必须对身边的资本加以重视，深入发掘并有效利用，方能将教育资源的“资本”转化为“利润”。

布迪厄场域理论所指的惯习，是一种具象化的实践行为。“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言，育人场域是指能够实现一定育人目的的综合空间，是影响育人效果的重要维度。在此维度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态具有塑造高效育人场域的功能，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态对于塑造高效育人场域发挥着有利作用，主要包括增强育人场域的生活性、规范性和人文性，不断增强育人正能量。”^[12]可见，相较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场馆内开展的育人实践活动更加侧重于教育空间的随适性和对受教育者的人文关照。而正是基于以上特点，校园文化场馆的育人实践拥有了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优势：教育目的隐性化、教育内容立体化和教育情景丰富化。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一文中曾经指出：“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13]，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文艺作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传统的思政课课堂教学带有鲜明的目标指向性，属于显性教育，但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有惊涛拍岸的声势，也要有润物无声的效果”^[1]。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高校思政课应当“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在校园文化场馆中开展的思政育人实践属于隐性教育，这一教育方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使教育目的隐性化，消除个别学生的抵触情绪，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思政课要想吸引学生的听课兴趣，就必须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授课教师应通过对教育内容的提升与把握，将思政课讲得生动、讲得精彩。有别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在校园文化场馆这一特定场域内开展教学活动，考验的一方面是教师的基本功，另一方面是场域的教育环境。在校史馆、博物馆中开展教学的一大优势，便是可以将教学内容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来。为了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一些高校在校园文化场馆的硬件设施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利用虚拟仿真、VR体验、场景复原等博物馆领域的展示与陈列技术，使逻辑严谨的理论知识以更加直观、立体的方式生动地展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课堂教学资源的不足，克服了形式单一、对学生吸引力不足的缺憾，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

在开展思政课教学的工作中，教室是传统的教学情景，为了增强教学实效，需要改变以往单一的教学情景，通过变换教学场域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借助校园文化场馆来使教学情景进一步丰富化。利用校园文化场馆开展思政课教学，可以通过场景复原等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达到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象化的目的，实现育人目标。因此在开展思政课教学时，“要在形式上作有益探索，需要借用更多有效手段和形式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打造实践课堂等，使学生学习和生活无处不课堂、无时不课堂”^[10]。借助校园文化场馆内浓郁的教育情景，可以为学生营造出身临其境的体验场景，提升吸引力和感染力，强化育人效果。

近些年来，一些高校在实践育人中已经发挥了深入的作用，但还应看到，更多高校目前对于校园文化场馆的教学利用仍集中在专业教学方面，思政课教学对于校园文化场馆的利用率和普及率尚且不足，场域的思政育人内涵并未得到深入发掘，思政育人实效尚须提升。

创新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保持活力的不竭源泉。当下，面对00后青年学生活跃的思维，高校思政课只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节奏，确保育人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不断改善课堂教学状况。”^[1]近年来，校园文化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高校协同育人环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场馆资源融入思政课的教学不失为一种形式创新，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思维理念、体制机制、业务水平等各个方面同频共振、共同发力，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虽然近年来学界关于思政课的授课方法与授课技巧已有很多讨论，但对于思政课教学的理念，仍然认为应以传统的课堂教学为主，这就涉及关于思政课课程观的问题。“课程观是对课程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传统课程观把课程看成一种外在于个体经验的知识，课堂教学任务主要传授知识。现代课程观更倾向于把课程看成是学习者在学校教育环境中获得的经验，这极大地拓展了课程概念。”^[14]由此可以看出，课程并不仅仅依托于传统教室的概念而存在，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与场域中，只要受教育者可以在此获取知识，那么在这些场域中开展的实践活动都可以被视为教学行为。这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不谋而合，按照这个逻辑，在校园文化场馆中开展的教学实践实质上就是思政课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目前能够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场馆资源来开展教学活动的思政课教师并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部分思政课教师的教学理念需要更新。目前，思政课教师的教学活动仍然以传统的课堂教学为主，但面对00后大学生新的课堂需求，思政课教师也应当适时转变授课观念，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与平台，将一些新元素加入到课堂教学之中来，加快推动高校思政课传统课堂的改革，与时俱进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利用好校园文化场馆这一教学平台，仅凭思政课教师教学理念的创新仍然不够，还依赖于一系列客观条件和因素的支撑，需要从体制与机制方面协调好各方关系。如前所述，校园文化场馆的种类多种多样，这也意味着各种场馆的部门归属情况相当复杂。例如，同样是校史馆，在有的学校是独立建制单位，而在有的学校归属于档案馆管理，还有的学校则归属于宣传部或者图书馆管理。博物馆、纪念馆等校园文化场馆的情况与校史馆类似，由于体制与机制尚不顺畅，这种跨部门的合作为开展思政课教学带来了实际上的难度，教师如要借用场馆教学，需要报批层层手续，一套流程走下来往往费时费力，繁冗的程序使得一部分教师对于教学创新望而生畏。在提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今天，高校也应当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好思政课的强大合力，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于高校办学事业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不断加强思政课教学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的对接与协同，不断深化思政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场馆之间的配合与支撑。

上好一堂思政课，关键在于教师。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1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1]如果说思政课的灵魂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其大脑就是思政课教师。一个好的教师会善于利用各方资源、各种方式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课参与度，就如同大脑作为中枢机构指挥调动身体的各个器官一样。在场域理论视阈下，思政课教师的业务水平不仅包含扎实的理论功底，还应当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在校园文化场馆内开展思政课教学活动，其组织者和讲授者仍然是思政课教师，但校园文化场馆类型多种多样，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涵盖了校史、文物、历史、科技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授课教师的知识储备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思政课教师除了要研磨教学技巧、加强理论功底外，还应当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

概言之，校园文化场馆作为高校中的新兴场域，将在高校育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思政课作为开设在时代前沿的课程，应当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发掘校园文化场馆的育人资源，并将其纳入自身的课程创新体系之中，善于发掘、实时更新，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政课永葆活力、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