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是中国共产党作决策、定政策的重要环节，也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治国理政过程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他不仅先后撰写《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有关会议工作方法的文章，而且还在诸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乡苏怎样工作？》《反对自由主义》《关于整顿三风》等一系列文章中频频谈及会议工作方法。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一系列关于工作方法的系统理论，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各种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他重视会议工作方法的研究与总结是分不开的。鉴于此，本文在充分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相关文献和史料，对毛泽东关于会议工作方法的重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解读，以期对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的方法论，深化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有所裨益。
一、开会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开会的工作方法，将其视为重要领导方法之一。1955年10月11日，他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强调了领导方法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避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为此，他专门提出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并指出“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1]478。
1．“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
开会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日常工作方法，与其具有的解决问题的现实功能分不开。在党的历史上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诸多紧要关头，毛泽东正是通过开会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关键问题的。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开会的工作方法，在日常工作中，“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2]1340-1341。毛泽东对会议这一现实功能的关注体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段。早在1929年12月，他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指出，支部会议最重要的意义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3]911955年10月11日，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再次强调：“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1]478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开会的一项重要政治意义就是解决当下发生的问题。召开会议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次哲学思维的运用过程。通过个别问题的解决，与会者发动了心思才力，能够以小见大，以微知著，这样就放大了会议的功能。
2．厉行民主生活的“好办法”
毛泽东将开会视为重要的领导方法，不仅是因为开会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在于“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4]361。1956年9月，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应邀列席党的八大。大会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随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与会代表对接受中共领导的认识问题和对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估计问题等，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最终取得一致意见。黄炎培把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一解决内部矛盾的经验写成报告寄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对黄炎培在民主党派中率先开展的学习讨论颇感兴趣，致信黄炎培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5]42-43可以说，通过召开会议厉行民主生活的做法历来为毛泽东所推崇。当然，与会人员要厉行民主生活，必须克服自由主义现象和非组织观点。对此，毛泽东强调，一些党员“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是因为还不懂得会议的重要性，以为在组织内和在组织外批评没有区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3]83
3．进行党内教育的重要方式
“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3]94早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加强党内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重要环节。只有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和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这一“内外夹攻”的方式，党才能建设得更好，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才可能完成。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内教育的意义，并将召开小组会、支部大会、活动分子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等视作进行党内教育的重要方法。他曾指出：“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3]90他认为，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解决问题和教育党员。“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3]91对那些思想和党性存在问题的人，毛泽东表示“要特别加以注意”，可以“进行个别谈话，开干部会，用这两种方法来做工作”。[6]
可见，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开会，强调要通过开会来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厉行民主生活和进行党内教育。在毛泽东眼中，开会不仅是一种日常的重要工作方法，而且是承载着特定功能的政治程式。正是因为毛泽东非常关注会议之意义和功能，他才会对会议工作方法进行认真的思考、研究与总结。这种总结首先是从会议的准备工作开始的。
二、会议的准备：“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毛泽东有关会议工作方法的思考首先体现在会议的准备工作上。着眼于会议的顺利进行，他极其重视会前准备，尤其强调开会要事先通知，出安民告示；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为会议讨论提供根据；对重大和复杂的问题，先做个别商讨再开会议等。
1．“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
会议召开之前发出通知，让与会人员了解会情，方便其早作准备，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在这些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多次以致信或致电的方式就安民告示事宜提出要求。195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5月6日，在关于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李富春等的信中，毛泽东说，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7]。他还提议，对各项问题要准备方案，各大区财委在5月中旬先召开一次财经会议，收集对方案的意见。1954年1月18日，为开好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他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4]218正是因为与会代表在会前对该决议草案已有充分了解，全会一致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显然，毛泽东上述提议的目的就是突出安民告示的重要性，强调应将在会上讨论、研究的议题预先通知与会人员，以便他们有所准备。因此，对那些“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的做法，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以至曾形象地批评说，“人的思想要逐步逐步影响它，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一来就会发生径流，吸收不了。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5]278
2．“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既然开会作为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其目的之一是解决问题，那么，为充分发挥会议功能，与会代表尤其是会议组织者首先对问题本身要有所了解，这自然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曾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因为“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8]因此，为保证会议取得实效，毛泽东非常重视会前的调查研究工作。1952年10月15日，他在写给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的信中表示，为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建议召集浙江、苏南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9]614“粮草”的先行为会议的成功召开起到奠基作用。毛泽东不但极力倡导会前开展调查研究，而且也在带头践行。党的八大召开前，他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听取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接着又连续六天进行机械工业的实地调研，并认真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这些大规模的调查活动使他比较全面、详实地掌握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经济状况，明晰了全党工作在下一阶段应该注意的问题，从而为党的八大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3．“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
除强调开会要事先通知，会前做好调查研究外，毛泽东认为，对一些复杂的或有意见分歧的议题会前还需进行个别商谈。“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是毛泽东提倡的开会方法。他曾说：“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2]1341延安时期，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等积极发展的方针。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做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提议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为了说服林伯渠和谢觉哉，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请边区中央局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和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仅1941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10]对林伯渠和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11]通过上述个别商讨，194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可以说，毛泽东在会前所做的这些耐心细致的工作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会议的效率。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会议要成功召开，准备工作至关重要。“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12]会前的准备如同两军作战前的粮草，是取得预想结果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三、会议的进行：主题集中，发言精当
会前的准备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不过，一次成功的会议除需要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外，还离不开恰当的开会方法和原则。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主持、参与和指导了各类会议，围绕开会的方法和原则作了大量的论述，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思想和观点。
1．“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
如上所述，开会的意义和功能之一是解决问题。只是在毛泽东看来，一次会议只应有一个主题。如果主题分散，与会者对于问题的讨论势必难以深入，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13]274为此，他批评有的党员干部“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5]628。当然，毛泽东认为会议的主题要集中，并不意味着在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只能讨论一个议题。1934年4月10日，他在谈到乡代表会议的工作方法问题时指出，“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尽管也“可以有一个两个次要的问题”，但“讨论主要问题的时间要多些，讨论次要问题的时间要少些。倘若每次提出好几个大问题来讨论，就会使会议得不到结果。”[3]348毛泽东有关会议主题应明确集中的主张在其主持或参与的会议中得到了贯彻和落实。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他在介绍完需要与会代表讨论的会务工作、土地改革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等事项后表示，要“以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14]。主题集中对会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自然成为毛泽东长期以来不厌其烦地加以说明的重要问题。
2．开会的方法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除主题集中外，对开会讲话的方法和要领毛泽东也颇有心得。他认为，会议发言应当精当，讲究技巧，“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4]606。开会期间，“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2]1443。如果发言人作的是书面报告，稿子要言简意赅。“小稿子，几百字，很经济，……比较生动。”[15]可以说，发言精当是毛泽东提倡的良好会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倡导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就受到这一主张的深刻影响。在如何开会讲话的问题上，邓小平后来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16]当然，在毛泽东看来，会议发言除要精当外，还需言之有物，要有自己的思想和体会。他强调：“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17]换言之，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发言人应避免将材料和观点割裂，讲材料时没有观点，讲观点时没有材料的情况。毛泽东在各类会议上的讲话正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
3．要让与会者“出气”
在开会过程中，毛泽东除对发言人的讲话提出了要求外，还强调要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充分调动与会者积极性，营造一种宽松、民主的会议氛围。因此，在论及会议工作方法的相关问题时，他对民主集中制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与会人员的意见是否受到尊重等尤其关注。他曾指出：“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3]821953年12月，他在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等汇报时说，要真正做好集体领导，“党组开会必须要有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争取大家多提意见”[4]205。在毛泽东看来，会场上众说纷纭甚至争论不休是好事，鸦雀无声才是情况不妙。在他的带动和倡导下，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期间，68位代表在会议上作了发言，45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发言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泛，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鲜见，体现出空前的民主氛围。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还特地提议让人“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18]当然，要让与会者“出气”，领导人必须“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这是开好“出气会”的重要保证。
由上可知，在会议主题、发言要领、会议氛围等开会的方法和原则问题上，毛泽东进行了大量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这些重要思想对会议的顺利推进，确保会议能够取得预期成果大有裨益。当然，会议要取得实效，还与其精神是否得到贯彻落实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毛泽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四、会议的落实：“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会议的结束并不代表会议使命的完成。会议要达到预期效果，会后的工作部署和落实亦尤重要。工作布置下去后，与会者要避免决而不行，或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而应沉下身来抓实事。对此，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不但亲自抓，而且抓得很紧。
1．一成决议，坚决执行
开会发文是传达精神的必要方式。会议通过的事项常以文件或决议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们集中反映了会议的成果和需要与会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会议决议的制定和执行极其重要。毛泽东认为，会议决议应当简明扼要，能针对问题并切中其要害。“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13]236他还要求：“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3]92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部分党员之所以对会议兴致不高，甚至感到失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会议决议得不到执行，或他们对上级请求的事项长期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与会讨论的兴趣。为切实提高会议效能，解决党内同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多次就会议精神的落实问题作出指示。1948年5月25日，为做好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干部会议中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政策，对于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这两项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2]1330-1331。9月20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对党委会所作结论的执行问题提出要求，强调党的各级机构和各种组织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而且“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2]1340-1341。既然会议决议是与会人员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产生的，那么，决议一经形成就要郑重对待并坚决执行。
2．抓而且紧，见诸行事
如上所述，会议结束后，会议精神的落实和决议的执行成为与会者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应当如何才能完成呢？从毛泽东有关会议工作方法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突出了“抓紧”的重要性。1949年3月13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其中第六条便有关“抓紧”。他指出：“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2]1442此番话语简洁、明快、直击要害，对会议决议应如何付诸实践的问题作了清晰说明。“抓紧”意味着要见诸行事，而非空言宣誓。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干部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为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1951年底，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运动。对这次运动的进展情况，毛泽东保持密切关注。1952年1月1日，他致信谭政，要求在“三反”中注意两点：“(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9]458-459显然，这一指示正是“抓紧”的直接体现。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19]。回顾历史可知，薄一波此言不虚。
3．指导检查，督促进展
除强调“抓紧”的重要性外，毛泽东还对“抓紧”的方式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听取汇报、指导检查、开会讨论等都是“抓紧”的重要方式。其中，指导检查的方式备受毛泽东青睐。1933年11月，他在江西长冈乡做调查时就注意到乡苏的检查制度。当时，长冈乡召开检查工作会议之前，各村值日代表要召集所属代表开检查会，讨论未完成的任务并提出改进办法。毛泽东对此大为赞赏，提议各地学习借鉴。“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依靠这种办法。”[3]283半年后，他对检查工作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总结。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毛泽东谈到，每一件工作“不只是讨论了报告了就可以完事，还要紧紧跟着去检查。……没有这种检查，有些人家，有些代表，有些村屋，就会马虎过去，到期不能完成要求，或者数目上有了而工作内容不好”[3]357。在他看来，要保证苏维埃各项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检查是极其要紧的方法。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倡导的检查办法，多次运用于之后的革命实践。1948年2月，他在谈到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问题时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2]1286换言之，领导者随时进行检查和纠正，是克服拖延的重要方式，也是“抓紧”的绝佳途径。
总之，为保证会议取得实效，毛泽东高度关注会议的落实情况，强调会议决议一旦形成就必须坚决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领导者应当通过指导检查等方式将主要工作一抓到底。这些有关会议工作方法的思想和主张是毛泽东唯实作风的具体体现，对加强真抓实干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五、余论
综上所述，开会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治国理政过程中经常思考、研究和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围绕会议的意义和功能、会议的准备、会议的进行和会议的落实等问题，毛泽东在其文章、谈话、书信和电报中作了大量精辟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独特而系统的会议观。毛泽东论述的会议工作方法，既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又是他领导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中许多内容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理论和领导艺术，而且对现实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毛泽东关于会议工作方法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理论宝库，为党员干部实现科学领导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思路
毛泽东曾将方法与任务的关系比作“桥(船)”与“过河”的关系，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0]。这一比喻生动而形象地阐明了方法问题对于完成任务、做好工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科学领导，必须注重方法的研究。“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2]1440毛泽东关于会前要安民告示、开展调查研究，会议主题要集中、发言要精当，会后要“抓紧”等重要思想，都是实现科学决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纠正和改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会风，形成民主、高效和唯实的会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亟待认识和解决。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努力掌握会议工作的科学思想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会议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理论宝库，为党员干部研究和解决问题，实现科学领导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思路。
2．毛泽东关于会议工作方法的重要思想澄清了在会议问题上的两种片面认识，有利于充分发挥会议的作用和功效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会议的态度存在着两种片面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主张文山会海，重会议形式、轻会议主题，重会议程序、轻会议效果。这势必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但增加了行政成本，而且消磨了与会热情，降低了工作效率。对此，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敏锐地察觉到“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21]另一种倾向是放弃开会，这完全忽视了会议的重要意义和功能，不懂得通过开会的方式去开展工作、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虽反对文山会海，但是也不赞成长期不召开会议，主张“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3]91。可见，上述两种倾向各有偏颇，都是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会议工作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加以纠正和克服的。
3．毛泽东关于会议工作方法的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对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质和现实意义提供了重要参照
邓小平曾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22]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23]因此，我们学习、吸收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质和现实意义，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关于会议工作方法的上述重要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悬在人们头顶上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抽象理论，而是实际工作中随时都在发生作用的重要指南。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唯其如此，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