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一百年的开局之年，也是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关键年份。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系列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本文概述了2022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取得的成绩，对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思想史四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推进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发展。
一、理论与方法
正确的历史认知是获得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2022年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和世界视野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
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孕育密不可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期。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传统史学精神的提炼与升华，以及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改造与转化，将“史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探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为思考中国历史的未来出路提供理论支持。[1,2]经过大浪淘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对史料的整理与考证、对理论的研究与运用两大特点。[3]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逐渐与中国史学传统相结合，从观念上推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唐小兵抓住“家庭”这一后五四青年具体而微地感知社会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描绘后五四时代对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改造过程：从改造家庭与改造自我出发，家庭革命成为通往社会改造的通道，从而揭示了青年对共产革命与左翼文化的认同过程。[4]郑济洲则通过描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孔子认知演变的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传统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中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5]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即拥有深厚的历史自觉，在带领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从未停止对历史的研究与思考。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2022年学界尤为关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党史书写范式的形成。有学者认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以及将其自觉运用到史学研究中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主动的自觉把握，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和政党观念的形成。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研究党史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促进了党内重史传统的确立，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7,8]唯物史观的确立也影响到党史研究者开创党史书写范式的历程。杨悦以中国共产党对建党的言说与阐释为例，指出叙事的形塑不仅是对历史的重温，而且是对现实的回应，构成一种自我反思、自我解释与自我期许的文字表达。[9]在关于具体学者的研究上，学界重点考察了何干之、白寿彝和张静如等人的研究经历，强调对中共党史的理论构建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党史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相联系，科学把握党的历史活动的性质，加强历史实践与现实社会变革、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以及传统治史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结合，推进党史学科学术性发展。[10,11,12]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视野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在2022年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建党时期的世界革命形势与思想潮流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想象。[13]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晨晖认为，正是在不断探索和试错自身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党领军”的路径，培养了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革命精神。[14]贺永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设置受到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深刻影响，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工作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15]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高度关注世界革命，积极参与到世界革命的进程中。2022年是全面抗战爆发75周年，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世界视野尤为鲜明。学界利用新解密档案，结合口述历史和记忆研究的方法，在跨学科视野下对日军侵华的罪行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抵抗进行深入研究，如郭永虎、朱博利用海外藏白求恩档案深化了中共敌后抗战研究[16]。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活动显著增多，在涉外事务的处理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如在外事战线上发动与国民政府针锋相对的反投降斗争[17,18]。此外，姚中秋在对世界政党演进历程的回溯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高度世界化的中国难题的历史与现实逻辑。[19]
总的来看，2022年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研究方法和世界视野的研究从时、空两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所处位置进行了更好的说明，用历史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处理现实问题提供了镜鉴。
二、政治史研究
2022年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中政治史的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建设与运作为核心，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党建史和统一战线史的研究，更好地揭示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2022年，这一方面的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的社会及空间面相。五四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整体性的变化。张蓝天通过分析江西地方社会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变化，认为地方权势主体的地位嬗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空间。[20]不仅如此，学界对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济南早期组织的基本信息、中共早期组织及中央机关在上海的空间分布的考察，也都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环境中的建设过程。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严密的组织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也是党能够保持自身革命性与先锋性的原因所在。为强固组织，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自身建设。从党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党建发展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突出特点与独特优势。2022年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建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央地关系、教育训练和运动发动三个方面。
组织运作于具体的空间中。在中国的超大规模背景下，央地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高红霞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之初，传统的乡缘网络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一定作用。[25]建党时期党员群体所呈现的乡缘结构，既受到近代上海移民人口结构的影响，又受到区域文化的波及，还是近代中国社会浪潮影响的结果。[25]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不够健全。卢毅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广东区委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认为由于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全党的团结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26]随着大革命的开展，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体系建设逐渐成为一个严密的马克思政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农阶级的有机结合。[27]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处理央地关系的经验，并在大革命失败、组织涣散的局面下灵活运用，实现了组织的巩固。对此，学界大多关注中央与省一级的互动。王璐璐、李飞龙的研究以贵州地区的中共组织为例，展现了中共自身的纪律性如何使一直处于自发状态、有明显地方性的组织自觉服从党中央的领导。[28]翁有为通过对中共白区山东省委组织运作的研究指出，省委高度制度化的行为能够保证组织性和战斗力，对增强组织韧性具有积极作用。[29]王龙飞考察了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成长，认为“省委的健全是上级组织扶助的结果，成长起来的省委转而帮助下级组织”，从而实现经验在区域和代际间传递，如一些颇具中共特色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机制被沿用和创新。[30]战争对央地关系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共双方在这一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的国统区由于地方实力派的相互猜忌、基层政权受到上级与军队的双重命令，行政能力进一步下降，统治成本上升
组织建设离不开对组织中的人的教育与训练，南下干部是其中典例。通过对南下干部的动员、个人选择及其作用三个方面的考察，能够集中体现这种教育与训练对组织凝聚力的增强，使个体奋斗与组织集体目标实现相统一。南下干部的个体情况千差万别，不同个体间存在明显差异，意识形态、精神觉悟、传统习惯、个体理性、生存本能等要素在动员其南下过程中相互交织。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整体上使用大会集中动员、小组深入讨论和个人谈话等方式，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的动员链条，并在链条的各环节灵活运用组织竞赛、模范带头、感恩教育等方式。[34]焦帅帅、张侃从太行太岳根据地1948年下半年进行的干部南调入手，指出中共南下干部的动员实现了形势需要、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组织原则浸润、个人热情激发的三者结合。[35]在南下干部的作用方面，左方敏、姚宏志关注到目前学界较少研究的皖南政权接管内容，根据南下干部的动员、路线、所受教育以及分配与任职，说明了南下干部在政权接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36]可见，2022年学界对党建史的研究突出了历史中的人的地位作用，将理论与现实进一步结合。
组织建设的成效体现在制度建设与运动影响上。在党的二大召开一百周年的关键节点，此次会议对党建工作的探索备受学界关注。李颖认为，党的二大奠定了党的自身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的坚实基础，对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37]学界对党的政治纪律施行、苏区的巡视制度、法制建设和公权力的监督等方面的考察，从多个方面呈现了建党初期党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经验教训。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在于区分敌友。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和“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口号。此后通过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国共产党愈发熟练地运用阶级分析判断所处局势，制定相应策略，使现有资源尽可能地服务于革命需要。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学界格外关注中国共产党党团关系的处理。李永春、孙欢通过对蔡和森与“少年共产党”创建的考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经历了从思想建党到组织建党，从成立革命团体到共产党早期组织再到正式成立“少年共产党”这一循序渐进的演变。[46]王娟娟通过对“五四”进步社团的成员、组织意识、社团内部的“主义”争持以及由社团到政党的转变等方面的考察，指出这些社团根源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个人与政党之间的中介，充当了政治社会变革的媒介。[47]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将青年从中共革命的同情者、同路人转变为革命者，是中共这一时期面临的重要问题。熊成帅认为，中共在这一时期青年工作的自我革新是在思想层面打破关门主义、在组织层面锐意改革、在方法层面积极探索的成果，也是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扎根基层努力奋斗的成果。[48]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对党团关系的探讨主线鲜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逐渐深入，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性研究深入不够、学术性视角与支撑不足等问题。[49]
中国共产党在近代革命的复杂局势下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尽量维护各方利益、统合各方力量，利用既有组织发展壮大自身。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从运动发起者、参与者的观念与行动来看，五四运动皆呈现出引人瞩目的新特征。[50]商人罢市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孙浩程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对商人参加统一战线的认识变化过程的考察，看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共产国际指导与实际工作需要等关系的。[51]在百年纪念的背景下，2022年学界对中共发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研究也体现了中共早期群众化的发育进程与基层组织建设的成效。
三、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研究一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点。2022年学界多关注某一时段内的具体经济现象，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放置在时代语境及革命形势下进行考察，取得了一定进展。
战争对资源的汲取与调配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经济困难的局面下，国共双方都尝试进行制度建设，但由于统治能力的差异，结果大相径庭。国统区方面，学界通过对1940年粮食管制和1942年陕棉征购案的分析，指出国民政府由于国家治理思路、统治能力与社会经济条件三者不匹配导致政策最终失败。[58,59]而边区与抗日根据地通过激发生产积极性和改革管理制度等措施，实现了对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使经济危机不至于影响政治社会大局。农业是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吴敏超通过对浙南永嘉县的一起水利诉讼案件的分析，指出当时国民政府在央地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若即若离”，当地水利修筑更多反映的是乡民的切身需要和地方习惯，政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寥寥。[60]但在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抗战时开展的八次春耕运动在领导体系、宣传动员、补充生产资料和加强武装力量等层面同时进行，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这不但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而且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61]李玉蓉也认为，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运动不仅增强了中共革命的生产能力与物资基础，而且有助于中共培育军事财政和扭转军事劣势，并且找到集体革命与个体生存之间的恰当利益连接点。[62]此外，学界对关涉根据地经济命脉的盐业和黄金矿业进行考察，指出发展这些产业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境，还有助于对边区民众劳动观念的改造和集体意识的形成，增强了中共的政治力量。[63,64]总的来看，2022年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史的研究注重挖掘“活”的制度史，凸显出经济行为对人的生活及政治制度的影响，使既有问题得到更为深入的阐释。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在战争条件下中共还需要处理城乡之间的资源调配与经济发展等问题。潘晓霞通过对中共应对东北解放区的通胀的研究，指出中共在这一时期对根据地的强有力控制和高效率动员使资源能够被最大限度集中以抑制投机通胀，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65]在具体措施层面，这一时期中共在农村进行的农贷回收工作与在城市推行的折实储蓄工作都增强了民众对其的认同与信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与解放战争的进程。[66,67]李金铮则强调从“跨根据地”的视野进行研究，通过对华北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友邻区的商贸往来关系的考察，指出中共政权的统一领导和各根据地、解放区的相对独立发展，以及“内”与“外”、整体与局部的紧张关系和多样性推动了华北根据地、解放区联为一体的进程。[68]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如何使农业生产和商贸流通顺畅、如何进行城市经济建设等经济领域中的难题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积累了一定经验，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发展。
四、军事史研究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69]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75周年的背景下，2022年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事史研究在编制、战略和技术三个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在编制研究方面，2022年学界在个案研究与整体书写上有点有面，在史实考订与历史解释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个案研究上，学界关注到红军多支部队的整编历程及其背后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党军模式的建立过程。通过对现有研究缺乏的红二军团或红三军进行专题研究，以及对目前争议较大的红二十六军进行研究，学界进一步廓清了具体问题的史实。[70,71]同时，学界关注到中共在这一时期的武装建设与整编中体现的党内分歧和社会军事化过程。刘水展以1929年红四军第四纵队整编为中心，说明了武装整编过程中若不能处理好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将会影响党组织的团结，甚至产生党内分歧。[72]梁晨晖则认为，战争时期高度军事化的地方社会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地方武装的产生，但要使地方武装在“以党统军”“以党建军”的模式下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复杂挑战。[73]整体研究上，应星以红军从1927年至1930年间在“五湖四海”崛起的地理学视角为线索，分析了影响红军崛起的诸多地理因素，并对中央关于主力红军的规划以及各主力红军建军的实际情况进行逐一剖析，研究细腻独到。[74]张文俊从国共互动的视角指出对红军的改编谈判是国际博弈与国内政争的产物，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其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75]总的来看，学界在编制研究方面用史实说话，以细致的考证实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既有对单支部队的历时性梳理，也有打通时空、整合事件的来龙去脉为一家之言。
在战略研究方面，2022年学界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两类。一些学者对赣东北苏区、闽浙赣苏区等区域历史发展进行深化研究，反映了中共军事战略的发展过程。战略的制定需要通盘考虑和果断的决策，中共在当时交出了一份相当出色的答卷。[76,77]李宝明认为，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的决策过程体现了中央的大局擘画与地方执行者的灵活施行二者的统一，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党性修养和组织纪律的强调。[78]战略制定后需要通过实践将其变为现实。黄昊将中共对“李仙洲部入鲁”事件态度的变化与山东八路军对“学忠部离鲁”的情形判断相联系，指出其是适应全国抗战总体局势和山东敌后形势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的结果。[79]此外，部分学者对反围剿、游击战和交通战方针策略的考察共同说明了中共能够及时感知形势变化并对战略进行调整，体现了中共的政治智慧与灵活应变能力。
战略布局需要综合考量军事力量、敌我友力量对比和根据地选址，是对认知水平和随机应变能力的考验。2022年学界集中关注到新四军的战略转移与发展方向选择问题。程毅认为，皖南新四军的转移与苏皖地区的局势发展密切相关，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平衡整体与局部利益的艰难、新四军内在多元格局造成的战略协同困难，以及微妙平衡下国共关系的影响。[80]张蓝天同样关注到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的转移问题，通过分析华中局与中共中央对第四师行动的不同考虑，认为第四师难以在津浦路西立足，被迫根据各方实力变动和地方情形作出向皖东北战略转移的决策，为日后新四军重返西路积蓄力量。[81]黄志高通过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选择与调整过程的考察，反映了中共当时对总体发展战略的谋划、对国际国内政治走向的分析以及对敌情发展态势的判断。[82]高航通过对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五师、河南军区与八路军三五九旅三支部队的会师及转移的考察，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南而北”的战略调整背景下地方军政力量的生存逻辑，指出中共并非在国共博弈中处处争胜，而是在中共中央的统筹配合下获得局部地区的关键胜利，再将其逐渐转变为全面胜利。[83]
对战争中技术运用的考察是2022年学界关于军事史研究的一大亮点。陆发春、轩艳青认为，新四军在黄淮平原对“抗日沟”
总的来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史研究不局限于具体某一根据地的个案研究，而是关注不同区域间的战略联动，或是深入考察某一具体作战技术的内容与效果，揭示战争幕后的关键工作，发掘了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问题，揭示出战争中的具体困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的斗争智慧。学界在利用新史料、运用新方法、采用新视角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但仍需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进行学术总结和理论探索，并加强对西北地区、大后方和根据地等区域的研究。
五、思想史研究
2022年学界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围绕思想的传入、接受和转化展开，着重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与方式，重视学生群体的作用和译介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并最终落脚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形成过程及发展方向的思考上。
办报办刊与译介活动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内部传播的重要途径。
思想的统一是组织建设的基础。董焱尧、应星以罗亦农及其领导的中共旅莫支部为个案，以罗亦农作为中共革命的践履者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共革命历程中一系列“训练”技术、地域化的道德践履传统以及“主义化”时代思潮对中共早期的组织形态产生的影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复杂局面下调动不同思想资源，成为现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文化的担纲者。[98]这与“王宇春事件”反映的国民党的官僚化和革命青年的革命性之间的矛盾形成对照，显示出国共两条革命道路的分途。[99]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党员的训练与教育，在成立初期解决组织内部的“小组织”问题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等问题时即指出，需要通过读书等方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以保证组织队伍的纯洁性与先进性，进而扩大党的组织与影响。[100,101,102]这一思路被同样运用到有关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的研究中，如王广义、刘艳静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考察，说明了党性修养与组织纪律对提升军队战斗力与凝聚力的重要性[103]。
2022年是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80周年，学界对此颇为关注，讨论了这次会议召开之后体系化的文艺生产、延安美术和秧歌运动对文艺创作观念及群众思想的作用。
思想在实践中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蒋含平、汪娜娜从知识成长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进行重新审视，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完整图景不仅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阐释知识的过程，还包括将这种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进程，具体体现为：知识群体的成长与理论“承载者”的扩大、呼应“实境”的知识资源的集合带来的知识体系的更新，以及“制度性媒介”构建起超越个体、到达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社会网络。[106]许加彪等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研究显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新闻政策主要围绕“革命”的中心工作展开，通过媒体实现“宣传立党”“报刊建党”“办报救国”，发挥了媒体的宣传和鼓动功能。[107]在地方，理论的承载者更多是青年学生与乡村教师。张蓝天对赣籍进步青年的研究[108]以及沈成飞、邓雨对近代中国留美学生的研究[109]表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遵循自上而下、由知识分子向群众教化的路径。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得以亲近群众来传播思想，而群众也在革命中理解与运用理论。[110]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熔铸、锻造，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接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2022年《苏区研究》以这一主题推出了系列文章，其中既有对坚忍勇毅、奋发昂扬与自信豪迈这三个中国共产党精神气象鲜明特质的概括性描写，也有对由建党精神、苏区精神、大别山精神、长征精神和老区精神等构成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具体要素的研究，还有对苏区精神如何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思考。
整体来看，2022年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思想方面的研究深入发展，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还可以继续从以下三个方面深耕。一是继续重视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世界格局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冷战”两极格局剧烈变动的关键时期，不同主体留下了对这一时期史实的丰富记录。这就需要研究者苦练“内功”、开阔视野，在史料的对比互鉴中还原事实并深入思考。二是立足主流、把握主线，增强文章的理论关怀，明确文章的问题意识。党史研究本身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现实工作。为此，研究者不应满足于将事情说清楚，而应进一步提炼、概括和总结出这件事反映的史学方法、观察视角或现实教义。三是扩宽研究视域，避免简单套用现实政治语汇，克服研究碎片化的倾向，尊重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逻辑，从而在复杂性的书写和过程性分析中，提炼出真正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解释力的概念、方法与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来推动研究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