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年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文本，尤其是这一手稿同《资本论》的理论渊源关系更是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在这一视域下，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均对该主题作了深入考察。与通常认为的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存在思想一致性不同，《大纲》和《资本论》对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阐述存在诸多差异。本研究将对这些具体差异进行考察，从理论上厘清这些差异究竟是现象层面的还是本质层面的，并对这些差异进行评价。
一、从资本循环过程视角考察资本原始积累
马克思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的论述在《大纲》和《资本论》中存在若干差异。首先最明显差异体现在该理论在两个著作中所处的位置。《大纲》中涉及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内容有两节，分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它们位于“[Ⅲ.资本章]”的“[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而《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存在于第一卷即“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之所以存在这一差异，是因为《大纲》是基于资本循环过程视角来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资本论》则是基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视角来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进一步讲，在《大纲》中，马克思并未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截然割裂开来，而是基于二者相统一的视角来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正是《大纲》的独特之处。
日本学者平田清明较早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循环＝积累”理论。循环(周转)即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主要在《资本论》第二卷论述了该问题；积累即资本的生产过程，属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而《大纲》“[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既包含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包含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对此，平田清明写道：“《资本论》中作为生产过程的积累过程，与作为流通过程的循环、周转过程两相统一，构成了《大纲》中‘资本流通过程’的内容。”[1]86基于《大纲》的这一文本事实，平田清明阐述了“循环＝积累”理论。“《大纲》是在对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把握中对各种问题(积累过程的)加以展开的，其重心并不在于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相互区别下的独自展开。对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这种自在的统一把握，构成了《大纲》的差异性特征。”[1]84可见，《大纲》的一大独特性在于，它阐述的资本的流通过程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它是从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待各种问题的，其中也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这就意味着，《大纲》中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既与资本的生产过程相关，又与资本的流通过程相关，它是“循环＝积累”理论视域下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具体而言，《大纲》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的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相联系。资本的第一循环，即从本源非剩余资本(K0)到剩余资本Ⅰ(K1)的过程。在这一循环中，本源非剩余资本(K0)与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相交换，自由劳动者作为雇佣工人进入到生产过程中进行生产，生产出剩余资本Ⅰ(K1)。资本的第二循环，即剩余资本Ⅰ(K1)到剩余资本Ⅱ(K2)的过程，它是资本的第一循环的继续。可以看出，在资本循环过程中，既有流通过程，又有生产过程，它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进一步讲，《大纲》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是直接服务于资本的第一循环的，这一服务是通过“三明治”模型来体现的。
平田清明指出：“《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以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家生产方式转化的中介环节为论述的焦点，与之相比，《大纲》的原始积累理论，则直接包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的解体，……这构成了《大纲》值得关注的最大特征。”[1]85《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并不涉及共同体问题或相关论述，马克思仅以英国为典型范例，基于大量的历史事实，探讨了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问题。与《资本论》不同，在《大纲》中的“各种形式”的前半部分，马克思阐述了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等共同体形式，并分析了它们的解体过程。正是由于共同体理论的存在，《大纲》中的“三明治”模型才成为可能。所谓“三明治”模型，是望月清司针对《大纲》中的共同体理论和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所作的形象表述[2]，它意指在《大纲》中共同体理论之前和之后均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这一文本结构与“三明治”模型类似。
在“三明治”模型中，共同体理论处于中层位置。按照个人与所有(Eigentum)的关系以及土地的性质，马克思探讨了三种共同体形式，即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和日耳曼共同体。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关注的是共同体中所有的性质以及共同体的解体问题。但本文以为，马克思在共同体问题背后所关注的实则为近代个体即自由工人的诞生。显然，共同体中的人尚不是近代个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绝非自然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3]452，自由工人也是如此。自由工人和资本的诞生史就是共同体解体的历史。正是共同体的解体使自由工人的诞生成为可能。
在“三明治”模型中，共同体理论的上层和下层均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上层基于货币转换为资本的视角，下层则基于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的视角。共同体理论和下层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是上层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前提和条件，其目的在于说明“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3]502劳动者，即作为商品形式的劳动力的买和卖何以成为可能。可见，共同体理论和下层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各种形式”——的背后实则是人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诞生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此一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历史理论的共同体理论出现在《大纲》的“资本章”中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它是为近代个体的产生这一主题服务的，而近代个体直接服务于资本的第一循环。
近代个体所处的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上，《大纲》的理路是从共同体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具体而言就是从日耳曼共同体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而《资本论》中却是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这种差异的产生是由马克思在两个文本中的方法论差异导致的，即《大纲》偏重逻辑视角，《资本论》则偏重历史视角。
二、从逻辑视角考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
众所周知，《资本论》的写作受到黑格尔的重大影响。正如列宁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4]而马克思本人也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5]22就《大纲》的写作方法而言，存在不同的观点。例如，望月清司强调《大纲》的历史性方法。尽管平田清明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历史认识》一书中亦强调《大纲》文本的历史性，但是在涉及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方面，他却表现出对逻辑性的重视。他指出：“该书是从循环(周转)＝积累论的视角来分析原始所有的各种形式，而非单纯对亚洲与欧洲的历史过程的叙述，因此不能将马克思的阐述简单归结为对具体历史的研究。”[6]如前所述，在平田清明看来，“各种形式”是基于“循环＝积累”视角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且“循环＝积累”理论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在《大纲》中，资本积累是作为前提和结果而存在的，马克思从资本积累出发向前追溯资本原始积累问题，这是逆推的方法。
显然，如果按照时间发展顺序，那么应该先论述共同体及其解体，再讨论劳动和所有的分离，进而阐述货币转化为资本，最后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而《大纲》文本的叙述次序恰恰相反。实质上，马克思在此处的考察与其说是一种叙述方式，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式，它同《大纲》作为马克思的一部研究性手稿的性质密切相关。换言之，《大纲》中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内容实际上是马克思在探究、钻研资本诞生之谜的过程中写下的研究笔记。因此，《大纲》更多反映的是马克思的研究过程及其研究目的。
从这种目的出发，马克思将资本的诞生作为问题意识，从而逆推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和起源，而“三明治”模型就是这一逻辑逆推的结果。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之永恒性和自然性[3]452的观点，进而指出资本的产生是一个生成的而非现成的过程。资本积累起源于资本原始积累，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是本源非剩余资本(K0)以及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买和卖，但问题在于本源非剩余资本(K0)和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从何而来。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来自共同体的解体。共同体解体意味着自由劳动者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产生，只有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才会产生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马克思的这一系列思考和逻辑推论表现为“三明治”模型结构，它从侧面折射出《大纲》作为一部研究笔记的基本性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由逻辑视角转向了历史视角，从而将共同体替换为封建社会。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5]822在这里，马克思选择以英国为典型，并对其具体历史进行了研究。如果说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只关注“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5]822，那么马克思除了关注这一方面外，更关注劳动者的被剥夺问题[5]822。相较于《大纲》从资产阶级社会回溯到共同体的逻辑逆推，《资本论》则采取了历史的顺序，按照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过渡对资本原始积累进行阐释。当然，《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虽然是历史叙述，但它服务于《资本论》的逻辑，而非单纯的、孤立的历史叙述。
由此可见，在《大纲》中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是以资本的诞生为问题意识，通过逻辑逆推而得以构建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较多侧重逻辑分析而较少顾及历史事实，所以他更多的是基于资本的文明一面来看待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历史视角，以英国为典型历史地叙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他认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是“血和火”[5]822的历史。这反映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侧重从暴力积累的视角看待资本的原始积累。此时的马克思关注更多的是资本的野蛮一面，而非其文明一面。由此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大纲》和《资本论》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评价不同。
在《大纲》中，马克思并没有采用暴力视角分析资本原始积累问题，而是基于资本的文明视角来考察它。在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论述中，马克思均指出了资本的文明方面。[3]212，247，390，395作为文明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需要资本原始积累，而资本原始积累恰恰与共同体的解体息息相关，因为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正是共同体解体的过程。共同体解体意味着“人的依赖关系”[3]107的解体，人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成为人格自由或人身自由的个人。就人的自由而言，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因此，相较于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等共同体形式，资产阶级社会显然是一大进步。在这些共同体解体之后，劳动和所有即劳动者的客观条件的分离过程就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环节。这里劳动者的客观条件不仅涉及土地、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而且涉及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消除问题。[3]490－492其中，前者关涉的是自由民的情况，而后者则关涉非自由民的情况。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下，奴隶和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尚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个人，因为他们不是平等和自由的个体。而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自由、平等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社会[3]198－199，因此近代的个体既不同于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等共同体中的个体，也不同于奴隶和农奴。
如此一来，近代社会要想脱胎而出，就必须产生自由的个体，这一方面要求劳动者与土地、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相分离，另一方面要求消除奴隶制和农奴制，而资本原始积累恰恰为此创造了条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人实现了由古代劳动者向近代劳动者的过渡。马克思指出，近代个体“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并且“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3]198也就是说，近代意义上的人的劳动是法权关系下的劳动，即劳动者劳动，从而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可以自由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不同于无法进行自由交换的前资本主义共同体之下的占有关系。在近代社会，财产受到法律和他人的承认与尊重，不能被非法侵占。显然，相较于此前的共同体，近代社会的确是一大进步。可见，在《大纲》中马克思更多的是基于文明视角来考察资本原始积累问题。这是因为，对他而言，资本原始积累创造出了一个文明的近代社会。
三、《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考辨
通过上文的比较，《大纲》与《资本论》在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存在的诸多差异就变得非常清晰：就考察视角来说，《大纲》基于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论》基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文本的分析方式来说，《大纲》采用的是“三明治”模型，而《资本论》采用了以英国为范例的历史分析方式；就方法论来说，《大纲》重逻辑，《资本论》重历史；就对资本的评价来说，《大纲》偏重其文明一面，而《资本论》偏重其暴力积累的野蛮一面。由此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即这些显著差异是否会导致两个文本在理论上的对立。
《大纲》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具有两个视角，即资本的第一循环视角以及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的视角；而在《资本论》中，这一理论却只有一个视角，即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论述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的视角，这里不仅缺少共同体理论，而且缺少资本的第一循环视角。在资本的第一循环中，本源非剩余资本(K0)与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相交换，劳动者作为雇佣工人进入生产过程，从而生产出剩余资本Ⅰ(K1)。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流通过程，又存在生产过程。然而这一视角似乎在《资本论》中并不存在，而《资本论》也缺少对“第一桶金”即本源非剩余资本(K0)的说明。因此，《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不仅无法具有《大纲》中的“三明治”模型，而且与《大纲》相比，它似乎也是不完整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存在逻辑漏洞？或者说，《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在结构上并不完备？因为劳动和所有的分离这一单纯的视角并不足以导致资本的诞生，它还需要资本的第一循环(K0—K1)视角，但是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马克思显然没有关注这一方面。
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除了题为“所谓原始积累”的显性一章外，关于资本的诞生过程还有一处隐性论述，它存在于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之中。虽然在《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下来阐述问题的，即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已经存在，现成的劳动力市场也已经形成，从而可以通过使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来实现价值的增殖。但是在第四章中，马克思却采用了发生学的逆推逻辑来追溯资本如何实现增殖以及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的问题。他指出，资本的增殖在流通过程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里，他列举了一系列情况，譬如等价交换、非等价交换、行骗受骗、偷盗等，这些均不能产生新的价值。[5]182－190如此一来，价值只能源于生产过程。而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价值只能转移，而不能自行增殖。于是，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必须买到一种“独特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5]195而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由此，马克思就涉及到自由的劳动力的源起问题：劳动力为何成为了商品？马克思在此处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历史的分析。他指出，“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而“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5]197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言简意赅地给出了这一问题的根本答案：“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5]197由此可见，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已经隐性地包含了资本的第一循环视角，它同《大纲》中的那一套逻辑其实是根本一致的。
进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不利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绝佳时机，对资本的第一循环展开全面、系统的阐述，从而再次形成同《大纲》一致的“三明治”模型结构？这是由马克思此时的研究主题决定的。因为在第四章中，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如何实现增殖的问题。进一步讲，货币如何成为了资本，价值增殖的源泉到底存在于流通领域还是生产领域，是生产领域的物的因素，还是生产领域的人的因素。正因如此，他在《资本论》中不断逆推，追根求源，从而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劳动力。但是，由于马克思此时的研究主题是价值增殖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是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主题，亦是下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相关内容的前提。因此，马克思不可能在此处戛然停止，转而离题阐述自由的劳动力的来源问题，进而引出《大纲》中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理论。他的逻辑必须连贯，阐述必须集中。正因如此，他在此处并未对这一重要问题展开深入分析。而他所谓的“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一方面表明了研究主题和写作框架对他在该问题阐述上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暗指在合适的时机下，他必定会对此进行细致分析。由此可见，《资本论》中之所以没有形成类似《大纲》中的“三明治”模型，原因并不在于马克思放弃了相关的研究视角，而是受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主题与写作结构的限制。
尽管由于研究主题不契合，马克思没能在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详细阐述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相关内容，但是对于这一重要理论，他显然记挂于心。因为作为资本主义诞生的前史，它必须予以专门论述。正因如此，当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体论述之后，在其结尾部分补充了“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从而对资本主义诞生的过程进行了丰富、翔实、系统的资料阐述和理论分析。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基于历史的视角来阐述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而这一视角恰恰是《大纲》没有的。由此可见，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保留了《大纲》中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将历史维度纳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于是，就《大纲》来说，它其实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完整的逻辑展现，而这一逻辑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就此而言，《大纲》构成了《资本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反过来讲，《资本论》的历史描述恰恰从历史维度对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进行了阐发，从而对《大纲》中的逻辑维度作了完美补充。由此，它们就形成了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开篇，马克思对货币资本的循环作了分析，而这一循环公式既可以理解为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的增殖过程，又可以理解为最初意义上的货币通过增殖而成为资本的过程[7]，即“第一桶金”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就是说，货币资本的循环公式本身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在既定的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的不断增殖和再生产过程；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这恰恰构成了对《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重要补充。它以简明的公式形式表达了马克思在那里所未能详细论述的资本的第一循环视角。这再次说明，在《资本论》中不仅有劳动和所有相分离的视角，而且有资本的第一循环视角，其逻辑是同《大纲》一致的。进一步讲，《资本论》中的逻辑不仅完整，而且在历史维度详细考察了资产阶级社会具体的诞生过程，从而实现了逻辑层面和历史层面的统一，形成了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双重维度的考察。
四、《大纲》与《资本论》的差异溯因
就资本原始积累问题而言，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的分析逻辑其实是根本一致的。这就需要探讨为何两个文本仍然存在诸多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分析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以英国为典型对“所谓原始积累”作翔实的论述，而该论述并不存在于《大纲》之中。这就涉及到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在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必要性。《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主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该卷中分析了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究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与机制。但是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有一个起点或开端，如果没有这一开端，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运动就无从谈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所以他认为，“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5]820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马克思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可见，马克思此时集中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整个《资本论》第一卷系统论述的逻辑前提。就此而言，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对于《资本论》第一卷而言必不可少。
其次，我们要考察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中以历史的视角来阐述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事实上，相较于《大纲》中的逻辑逆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历史佐证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展开其论述，这主要是一种逻辑性的理论分析，而非纯粹历史性的阐述。但是，纯粹的逻辑推演并不能解释现实的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需要用历史叙述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若非如此，他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就和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如出一辙了。马克思需要阐明，资本并不是像绝对精神那样的先验的存在。毋宁说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经验的、历史的存在，绝非自古有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诞生过程的历史叙述，揭示出资本这一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视为永恒之物的历史维度。
再次，我们要注意，在《大纲》中马克思把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起来进行考察，而在《资本论》中则将其独立开来分卷阐述，那么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和相独立，究竟是表象的区别还是本质的区别？本文认为，这一差异只是表面的差异，并非本质的不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聚焦于资本的生产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流通过程在他的视野之外。相反，这一过程的正常进行恰恰构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前提和基础。正因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开头部分，马克思指出，他“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要在第二册里进行”[5]651。可见，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了分册阐述，但二者的统一才真正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整体。因此，如果说在《大纲》中马克思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统一起来进行阐述，那么在《资本论》中，只要我们从整体的视角、从三卷之间的有机联系出发，就会看出马克思同样是以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视角来考察问题的，只不过在不同卷次中他的研究侧重不同。
最后，我们需要阐明《大纲》和《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即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的理论关注点不同。在《大纲》中，马克思关注的是近代个体的诞生问题。他通过对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等共同体形式的考察，揭示了“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人由以产生的过程。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问题，这一问题属于物的范畴。换言之，《资本论》探讨的世界是物的世界，马克思关注的是物，即商品、货币和资本等。他不关注人的问题，更不关注近代个体的诞生问题，因为在《资本论》的总体视域下，近代个体是作为既有前提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已经存在。因此，对于聚焦于分析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在机制的马克思而言，自然无须关注近代个体的前史问题，更不必关注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形式及其解体问题。正因如此，《资本论》与《大纲》不同，它不包含共同体理论，因而也就不存在“三明治”模型。
总之，从表面上看，《大纲》与《资本论》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似乎存在诸多差异，但是经过仔细甄别不难发现，这些差异不过是表面的、外在的、形式的差异，而非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不同。一方面，《大纲》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提供了逻辑视角；另一方面，《资本论》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提供了历史的视角。只有把这两个重要文本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更为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