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思政课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阶段。这一阶段要求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改革创新为手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进教育数字化、教育现代化，在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育数字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耦合，体现了数字逻辑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和改进。数字技术拓宽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对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价值意蕴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逻辑必然。数字技术以其精准性、灵活性、高效性为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注入新动能、搭建新场域、开拓新方向，进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深层次变革。
(一)焕发思政课教学生命力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在思政课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环境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使思政课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模式转变为主客体“交互式”学习模式，进而焕发思政课教学的生命力与亲和力。
其一，教学内容丰富。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内容丰富、传播迅速、使用便捷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能够更广泛、深入地获取教学资源，及时、有效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丰富和优化是讲清思政课道理、焕发教学生命力的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化资源可以将抽象的概念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将理论性和思辨性的教育内容精细解剖为更加形象直观、生动活泼且具有现实阐释力的教育内容。这种方式增强了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助力“大学生自主生成对知识本质的独特理解”[1]，形成教育客体个人思政知识图谱。
其二，教学形式鲜活。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如何创新教学模式，将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是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数字化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通过翻转课堂、人机互动、VR视听等方式给大学生带来强烈的视觉、听觉、触觉冲击，最大限度拓宽了大学生的感官维度，丰富了大学生的学习体验，增强了他们的临场感、沉浸感、收获感。多维度的教学方式和深层次的情感体验，一方面强化了大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激发了大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三，教学环境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2]高校思政课不应该只局限于有限的教育场所和时空范围，还需要与社会生活全面结合，做到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传播“从有限输入源、有限时空选择、有限内容，到无限渠道、无时无刻、无限内容”[3]。在此背景下，正式与非正式的育人场所全面互融、虚实育人场景全面互动、育人时空全面互补，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搭建了全新的育人环境。教育环境延伸拓展是思政课联通不同教育场所、打破虚实教育壁垒、模糊时空教育边界的重要契机。育人环境的有效衔接和耦合发展，使高校思政课建设具备更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消弭传播的边界感、增强接收的沉浸感，进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维度。
(二)提升思政课育人精准性
其一，准确把握大学生的学习偏好和思想动态并制定出最具吸引力的教育方案，是高校思政课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思政课教师可以借助数字技术首先对大学生基本情况和学习轨迹的数据信息进行拣选、提炼、归纳，较为广泛、全面、及时地把握大学生在知识、思想、情感、行为、认知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其次对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量化分析，勾勒出相对具象、较为准确的“群体画像”。在此基础上，思政课教师可以整体性、系统性地规划教育活动、设计教学方案，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做好准备。
其二，精准供给学生差异性需求是高校思政课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依托数字技术手段系统收集与分析数据样本，既可以描绘出学生“群体画像”，也能刻画出“个体肖像”。在把握大学生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大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偏好、差异化的学习水平和习惯，智能化地推荐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挑选教育载体、匹配学习场景，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大学生对思政课的需求和期待。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可以对大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进行监测、思想偏好开展动态跟踪、价值取向实行正确引导以及行为选择实施精准预测等，全面把握大学生的价值困惑和思想疑问，不断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各个环节。
其三，正确评估大学生的接受状况以及正视、关注大学生的评价反馈是推动思政课教学活动更好运行的重要保障。数字化深度赋能高校思政课，给教学反馈、教学评价、教学管理带来深刻变革。思政课教师除了可以凭借教学经验和大学生的直接反馈精准感知教育效果，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全面客观地记录分析教学过程。以此为依据，教师能够对教学各环节进行精准优化，使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载体等更加契合大学生的认知规律，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其现实问题，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
(三)助推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2]。“大思政课”之“大”是相对于课堂教学而言，站位更高，参与主体更多，涵盖领域更广。数字技术以其便捷、高效、不受客观时空约束的特点与“大思政课”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全时空领域进行的要求高度契合。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是助推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的必然选择。
其一，整合思政课“大”资源。善用数字资源建立教学案例库、教学重难点问题库、在线示范课程库等思想政治教育素材库，是落实“大思政课”理念、整合“大”资源的内在要求。思政课教师借助数字技术庞大的算量、充足的算力，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素材，建立全方位、全模式、高沉浸、高质量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为“大思政课”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其二，搭建思政课“大”场域。“大思政课”场域之“大”在于其构建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崭新学习场景。思政课教师借助数字技术赋予传统教学场域智能、可感的特征，建立交互性、高保真的虚拟空间，塑造去中心化、动态化的教育教学场域。这一场域纵向贯穿大中小学全学段、横向贯通学校、家庭、社会多空间，突破了传统教学场域的边界。其三，凝聚思政课“大”合力。数字技术助力高校思政课教育主体联动，形成了一个以思政课教师为核心，以辅导员、思政管理人员、专业课教师为补充，吸纳社会各界模范、精英等群体积极参与的育人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形成是构建“大师资”体系的重要落实。
总之，数字化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联动教育主体、丰富教育内容、延伸教育空间、叠加教育场景、整合教育力量，是高校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的必然选择，是全面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的有力支撑，“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6]329。
二、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原则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与之相对应的伦理风险必将伴随着数字化的广泛应用而出现。思想政治教育以育人为目的，关注、肯定人的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所在；而数字技术建立在数理逻辑之上，强调技术应用的目标与形式，追求最优方案、最高效率、最佳手段，是“人的工具理性的延伸”[7]。这一根本性的差异必然导致在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发展的实践中出现个人隐私泄露、教育者主体地位消解、数字异化等问题。因此，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深度融合必须遵循育人优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度性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育人优先原则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片面化相对应。在历史和现实中，人的片面化往往表现为人的“神化”和“物化”，即把人作为抽象、固定、超然的存在和抽离主体性，把人看作物的工具的附庸性存在。当数字技术无序扩张，大量、广泛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作为“物”的技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不可避免地将“人”推向工具化边缘，导致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8]165同人相对立，出现“数字异化”现象。这一现象同数字化赋能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目的、初衷与愿景背道而驰，彻底违背了技术服务于人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数字技术嵌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过程中，必须遵循育人优先原则。
其一，数字技术赋能思政课建设应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始终以“鲜明的政治性视为立课立教之根基”[9]。其二，数字技术应当以帮助、支持和引导教育对象实现个人发展为根本目标，确保人的权利、尊严和隐私不受侵犯。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当获取教育主体的授权，并坚持最少原则和必要原则，避免数据的过度收集和滥用。坚持最小范围收集数据并不意味着反对数据共享。相反，遵循育人优先原则支持符合育人需要的利益共享，反对无序无度、不顾个人权利的数据共享。其三，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应当以“善”为最终目的，即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成效。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0]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本质的“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双向互动中借助数字手段，以授业为内容，以解惑为重点，全面提升学生专业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养和法治素养，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最终实现“善”的目标。
(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以审慎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来应对风险。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耦合必然引起技术不确定性问题，即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不确定性。马克思认为，在“人化自然”过程中，“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11]。人类自觉、有目的的活动不仅会产生人理想中的结果，也会产生人无法推测和预料的后果。这种人为性、不可预料性、对人有害性，由于尚未被人认识而导致的无法逾越性就是所谓的“自然必然性”。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使用同“人化自然”的过程相似，数字工具成为人“无机的身体”[8]161，是人能力的扩大。这不仅意味着数字技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获取知识的内在组成部分，还有可能出现数字反噬人的风险。
面对现代技术不确定性的根本特征，预防原则和先行原则经常作为基本原则使用，出现在国际法、国际条约等正式文件中。预防原则主张对存在不可控后果的技术进行预先禁止，主要应用于环境保护、生物安全等领域；先行原则高度赞扬技术创新的价值，以确定性的负面后果作为决策依据，注重事后的改善而非事前的禁止。然而，这两种原则仅可在各自适用的范围内使用，针对的往往是极端的情况。面对数字技术嵌入高校思政课建设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我们秉持这两种原则之间的“中道”，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一，“具体问题”是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具体问题是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或者将会发生的问题”[12]，是高校思政课发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其二，“具体问题”会随着高校思政课的发展产生变化，必须结合发展时间、发展条件进行分析。其三，“具体问题”不是个别学生、老师、学校产生的偶然性问题，而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将“具体问题”进行全面性分析，“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13]，防止过度、错误和僵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是预防原则和先行原则的辩证统一。基于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不确定风险，审慎且积极行动，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应对不确定风险的知识和能力以应对后续产生的风险，在探索不确定性的同时，将风险纳入可控范围，不断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三)坚持适度发展原则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并不是将技术简单应用于教学，不断推进数字技术的扩张，以致压缩作为教育主导者的思政课教师的教学空间，而是找准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政课之间的结合点，在适度发展原则的约束下，把握二者结合的程度、力度和效度。
第二，坚持适度发展原则要求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数字技术在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以其定量计算的数学逻辑、抽象还原的算法逻辑和追求最优的效率逻辑凸显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教育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不仅要注重提高教学质量，丰富教学内容，改善课堂环境，更要关注教育对象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也就是关注教育的主体尺度，即价值尺度。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应用于高校思政课应当关照“教育对象全方位个体需求的满足”[16]。这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性手段，也具有科技以人为本的价值底色。
第三，坚持适度原则要求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分析数字技术和高校思政课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数字技术的嵌入在一定程度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者推向了工具化的边缘。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带来便捷性的同时使教育主体局限于操作化而失去深度思考、要因探究的兴趣；大数据为教育主体提供重要帮助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数据依赖，进而降低教育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情感沉浸打破了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之间垂直的情感链接，形成了多样性、发散性的主客体关系，进而造成主客体关系模糊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6]331思政课教师应当以开放的视野和胸怀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三、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与思政课的深度融合是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选择。对数字资源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利用、转化与舍弃为高校思政课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6]329－330新时代新征程，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要吸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学校思政课建设的宝贵经验，在队伍建设、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重点着力。
(一)队伍建设：培育主体数字素养
“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6]329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不仅是对思政课教学各环节的赋能，也是对思政课教育主体的赋能。培育教育主体数字素养不仅是新时代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要，也是思政课教育主体自主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培养教育主体数字理念。“教师过度依赖或完全无视数字技术的理念都不可取。”[17]教育主体应找准自身定位，赋予数字技术人类所独有的人文温度。第一，正确认识数字化赋能思政课的价值，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吸收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教学优势。第二，正确认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教育者与数字平台之间的关系，在主客体问题上坚持思政课程育人的根本属性，将人作为教育教学的目的。第三，树立技术使用边界的责任伦理理念，尊重学生的个人自由与隐私权利，正视学生的个性化差异，避免过度的数据控制和同一化的数据衡量标准。这种责任伦理思维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的内化，体现了一种“积极的道德关怀”[18]。另一方面，培养教育主体数字技术。第一，有效、高效地获取信息、利用信息以及批判性地判断、评价信息，明辨错误思潮和低俗信息，在教育情境中始终保持主体性。第二，提高将数字技术融入教学的能力，促进人机协同，学习操作各类软件，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辅助下的“智慧课堂”。第三，利用数字技术更新“线上、线下、实践”共通的全新教学方式，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实现全员全程全时全方位育人。总之，教育主体应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数字技术的革新，以辩证的思维模式将数字技术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既不能完全依赖数字化形成“数字惯性”，更不能抵制新技术、新方法的革命。
(二)基础建设：搭建数字教育平台
马克思认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8]12。同样，高校思政课的数字化“革命”也需要物质基础，也就是数字教育平台。数字教育平台的建设不仅是高校思政课数字化的技术支撑，也是优化提升思政课整体环节的重要保障。第一，构建数字化思政平台，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建立高速、高效的信息教学网络服务，实现多主体共联、共享。根据信息共享的价值规律，信息资源的价值随着参与人员数量的递增而增加，即个体创造的信息越具有共享性，其价值就越大。第二，对传统教学设施进行数字化升级，加强数字教室、虚拟实验室、网络教育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联通线上与线下、课堂与实践，形成完整的教学、互动、实践、测试、评价体系。第三，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强化数据安全管理，提升数据保障能力。第四，合理利用“大思政课”资源，增强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的现实性、时代性，实现高校、政府、企业等教育力量的整体联动，拓宽思政课教学场域边界，实现技术、教育、社会的协同发力、良性互动。数字平台的搭建和运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各大高校可依据资金、资源、环境等来科学分析、研判建设数字平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学习先进案例，吸收前人经验，因地制宜进行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
(三)机制建设：设定伦理嵌入机制
学界普遍认为，“有效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都需要引入伦理嵌入机制”[19]，这种做法是纾解由技术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主流做法。如何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嵌入高校思政课建设所带来的风险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此，在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预先设定伦理问题发生与解决的责任机制，将数字赋能与数字赋责有机结合起来，明确数字技术开发者、使用者与监督者相应的责任。“可以说，技术的责任就是技术活动者通过承担起义不容辞的义务来确保技术的善用”[20]。第一，数字技术开发者要为数字技术嵌入具体的道德算法，为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不断优化机器学习功能，使数字技术不断适应教育教学中出现的复杂情境，输出基本的道德认知。第二，数字技术的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数字技术的使用规范，增强自身数字素养，在开展教学活动中具备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数字技术的监督者要对数字技术开发者及其团队进行审查，确保其具备相应资质，其研发的技术符合伦理规范。同时，监测教学活动中技术的使用是否合理，对教学成果、教学评价、学生的接受程度和隐私安全进行评估。设定伦理嵌入机制旨在通过明确的责任担当来保证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给师生带来幸福而非痛苦，确保数字技术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是一种动机上的善，还是一种效果上的善。
四、结语
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到：“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21]在高校思政课建设中应用数字技术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同样，数字化也突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引发出对数字技术与人、数字技术与育人之间关系的思考。科学、理性对待数字技术在思政课建设中的应用，不仅要考虑技术手段层面的工具理性，也要考虑教育服务于人的价值理性，坚持技术向善、教育为人的理念，进而助推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