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1]无论是党的重大决议还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都指出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及其危害，明确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任务之一，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做好应对防范工作。

当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网络技术跨越式发展，使得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模式、方式也发生了迭代变化。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网络传播，有同其他类型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一般性，也有因结合其思潮内容特性以及当前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载体新特性而呈现的诸多特殊性，而且伴随着网络社会的纵深发展，其传播特点上呈现出一般性与特殊性耦合共振的多重效应。

我国于1994年4月20日起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之后开启了中国的“网络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网络社会蓬勃发展，网民数量激增，网络舆论力量呈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凸显。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产生、加工和传播的方式，同时也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载体和媒介，历史虚无主义自此也搭载了网络传播的快车道，借用互联网新技术优势呈现出迅捷化海量化的传播扩散；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也对接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和网民社会的信息接受特点，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适应性的改头换面，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态势，其中圈层化、精准化、软性化、后真相化四种特征最为突出。

所谓圈层化指的是在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在各种网络通信工具技术和网络社交平台技术的支持下，网民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联结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社群组织，如网民个体依据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不同的社会关系进行网络联结，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而建立起来的不同类型的社交圈层，微信朋友圈和QQ群就是网络社交圈层的典型代表。网络圈层从性质和类型上可以划分为兴趣圈、亲人圈、朋友圈、同学圈、同事圈、生活圈等，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圈层又根据交往的亲密和信任程度形成不同层级的圈层，圈层级别高低与圈层中个体之间的亲密和信任程度成正比。此外，根据圈层存在和社交时间长短也可以分为固定社交圈和临时社交圈。

对于圈层化而言，“同质相吸”“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熟人无话不谈，陌生人一句话不说”是其典型社交状态，圈层内部个体更容易接受和认同所属圈层内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而不由自主地排斥甚至拒绝“圈外”的文化和信息观点，因此网络圈层照比其他社群组织具有更强的黏度和聚合力，具有相对闭合性、相对独立性和内部一致性的特征，“圈层化”构建的是一种无形的信息围墙，容易形成“信息孤岛”。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当前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背景的社会思潮、思想观点以网络圈层化方式传播，如同网络信息传播的“地下暗河”，表面风平浪静实际暗流涌动，呈现出难以监管，不利引导的风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宣传思想工作“两个巩固”任务取得了重大成就，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虽不时闪现，但其传播市场日渐狭小。在此形势下，历史虚无主义传播也发生了转向和转变，通过改变身段转换面孔面向互联网，利用网络圈层化特征，寻找捕捉对接点、切入点进行暗流涌动式的圈层化传播，且往往伴随着重大网络舆情事件而出现，其突出的操作手法就是当一些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通过网络圈层进行链式传播相关类似历史文章或者历史题材段子，使得人们在盲目简单的现实与历史的比对中产生“今不如昔”之感，进而不断把对现实问题的不满递进上升到质疑和不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合法性上，造成负面事件引发网络舆情危机上的“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

精准化传播与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步紧密相连，对比大众化、分众化、圈层化传播，精准化传播更加强调传播的针对性、目标性和精准性，追求传播的最优效果。当前，网络传播的精准化已进化至基于智能算法推送技术以画像标识、精准匹配和导流推送为鲜明特征的智能化信息推送和传播新方式新阶段，网络信息的生产、投送、传播过程和效果正发生着质飞跃。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或者互联网运营公司，在大数据的识别、积累、挖掘技术支持下，智能算法推送技术能够在用户点击、浏览、停留等网络痕迹中敏锐捕捉客户的年龄、性别、区域、爱好等较为私密的个体信息，综合分析这些个体信并息建构用户兴趣模型，精准描绘出“用户画像”，为每个用户“量身定制”动态算法模型和预制匹配的信息资源。随着用户在网和用网，智能算法推送技术便开启了高度黏性的、精准的、持续性的信息投喂，引发了认知茧房、过滤气泡、马太效应、群体极化、全景监狱等多重效应，遮蔽、干扰和阻滞着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路径。

目前，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也搭上了智能算法推送技术的便车和快车，作为一种具有政治诉求的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逻辑”与智能算法推送技术的“技术逻辑”耦合共振，在智能算法技术支持下其网络传播也出现了个性化投喂、精准化传播，高黏性传播的新特征，使得一些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网民群体，在浏览获取此类网络信息的数量和效率上出现倍增效应，也使得其歪曲错误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观更加固化甚至极化。历史虚无主义借智能算法推荐的“投其所好”和精准化传播的“滴灌渗透”，导致许多网民受众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等方面的是非、善恶、美丑的立场和标准产生了混乱，同主流意识形态方向产生背离和疏远，存在着驻留在“灰色地带”甚至有可能滑向“黑色地带”的风向，使其向“红色地带”转化工作遭遇障碍，也使得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遭遇困难。

软性化传播指的是一种隐蔽的、间接的、迂回的宣传方式。在前互联网时代和初级互联网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态度表现为主观设定历史、随意裁剪历史、任意抹黑历史，传播方式体现为直白、直接、硬性的基本特征。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方式的隐蔽性、间接性、迂回性、软化性特点更为突出，可以说是“面孔温和，身段柔软、策略隐蔽”，之所以有如此转变，一个方面在于中国多年的互联网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网络空间由乱而治已成趋势；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网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成熟，网民对于具有危害性的社会思潮的警惕性和免疫力都得到了提高。但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并未偃旗息鼓，而是转向了软性化传播，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嵌入式传播。其一是话语嵌入。历史虚无主义利用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碎片化、历史话题广泛性和历史呈现方式多样性的特点，不断调整表达方式和话语策略，采取间接表达观点的方式，以隐藏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其二是素材嵌入。适应互联网时代网民受众的娱乐化、生活化、世俗化倾向，历史虚无主义传播将其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经过转化，搭载到网络小说、网络专栏节目、网络视频音频、表情包、内涵段子、网络游戏等形式和素材上，以网民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吸引眼球，进而实现对其正确历史观的颠覆。其三是蹭热点嵌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采取了跟着热点打游击的方式，借题发挥闪现身影宣传其错误主张，通过设置话题制造事端。

二是伪装式传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低级红高级黑”式传播。201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2]其中，这一形象话语指的是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两面人”“两面派”伪忠诚做派。历史虚无主义“低级红高级黑”式传播也取其意，其基本策略是明褒暗贬，赞扬细节否定全部，突出个别否定一般，高扬个人矮化集体，部分肯定去部分否定，或是在一些正能量、主旋律、粉红色的舆论信息中有意掺杂“暗黑”类型的意见主张，使一些舆论在传播中不知不觉变了味。

所谓“真相化”传播即以向公众披露事实(真相)为主要方式和价值旨归的传播方式，而“后真相化”传播以带动和激发公众情感(情绪)为主要方式和价值旨归的传播方式。关于后真相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情感大于事实，真相居于次要地位，人们更加注重个人情感和个人价值，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信息相较于事实真相往往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对于“后真相”西方更为普遍，西方政客运用“后真相”操纵语言，操控舆论，控制公民价值判断，激发大众民粹诉求。后真相化传播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在对事实真相缺乏判断，主观意识强烈，客观事实被解构背景下的网络信息的传播或者网络舆情的发酵过程。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也利用网络公众“后真相化”参与的特点，在某些网络舆情事件发生之时，通过蹭热点搭便车带节奏刷存在感，利用杂糅的史料解构历史的真相基础，借助情感化的媒介叙事摧毁历史的正统形象，煽动非理性的舆论冲击唯物史观的理性思维。目前来看，主要是通过三种后真相化操作手法传播历史虚无主义。

一是直击网络民众现实痛点，联系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历史挫折，以盲目对比制造心理落差激发群体非理性情绪。如：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对立起来，以当前贫富分化的现象否定改革开放成就，煽动民粹主义，以“文革”失误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成就，虚无新中国建设史；联系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生育国策谈当前鼓励支持“二孩”和“三孩”政策，攻击党和政府政策的历史性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等等，以非理性的情绪割裂历史的整体性，最终冲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是根据网民心理特性、情感好恶设计历史情节和进行历史叙事。利用网民的围观猎奇心理、个性逆反心理、情绪易感心态，通过设计编造含有“揭秘”“解密”“×××历史竟然是”“你可能不知道的历史真相”等极具诱惑性的标题，混杂史实叙述和主观解读设计编排内容，或者把历史情节、历史人物戏说化、搞笑化编排，或者以“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基本思路做翻案文章，美化反动势力，散布“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活在民国也不错”“抗日战争中共保存实力”等歪理邪说，颠覆人们的正确历史观，破坏基于历史共识的社会价值观基础。

三是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挖掘网络群众对自身利益的关注点，利用网络民众同情心和同理心，传播具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观点。曾经网络热传的《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点》的家长来信，不但引发了大面积的网络讨论，而且赢得了无数家长的网络叫好；对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炸碉堡、抗美援朝冰雕连英烈事迹的进行科学推演和不合理性论证，竟然也引发了跟风式热议；一个散播历史虚无主义毒害的历史教师居然长期受到一些学校、电视台或网络媒体热烈吹捧，竞相邀请其登台演讲，获得大量青少年粉丝，隐患不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构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见解：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去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不是用单纯的观念批判去解释历史的变动，而是用现实的历史变动来说明观念的兴衰起落。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意识的综合性表达，其生成根源不应从人们头脑的观念中去找，而应该眼睛向下深入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去挖掘，要同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物质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动紧密联系起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分析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呈现变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维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这种解构与亵渎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加速以及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也引发了思想、政治和文化等上层结构领域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动与出现，其中之一的便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与蔓延。在此重大思潮的影响之下，曾经看似宏大而严肃的历史事件、崇高且带有光环历史人物等等都面临着被解构甚至颠覆的境况。从表面上看，这种解构与颠覆似乎属于历史研究领域内部的学术争论，但实质上，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紧密关联性决定了对于历史问题的评介、认知和态度于现实有着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历史的评介和诠释的范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因此，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大影响之下，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些诸如以戏说、恶搞、诋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主要目的的言论以及“作品”，继而产生了破坏性极强的社会影响。

改革的本质是对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方面的变动必然会引发社会意识上的变动，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这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动的根本原因，而由此来考察和解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立场和视角。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态度是虚无，虚无的内容是历史，国内传播的历史虚无主义并非泛化虚无所有的历史或者他国的历史，而是针对性虚无中华文明史、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等。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传播开来，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除了少数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有意而为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此种社会思潮符合了一部分受众的利益诉求、价值需要和心理期待，使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声援者”。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之能够通过一系列方式了解到国内外不同地区的相关动态，而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同时对应着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教育发展不均衡、收入分配不均衡、医疗资源不均衡等“不均衡”问题，与人民群众多元化的美好生活需要显然还有较大差距。利益分化背景下某些阶层利益矛盾和冲突尖锐化还导致了泛意识形态化甚至阴谋论，官方叙事的话语公信力降低。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与网络马克思主义往往是共时性的存在，而比起枯燥的政治话语与需要时间成本的理论，碎片化的时间同“短”“平”“快”的消息是相匹配的，正是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的娱乐性、庸俗性，使得人们更易于受到影响。同时，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网络平台也更欢迎与“流量收益”相捆绑的“小道消息”，同样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

历史虚无主义，其意在虚无，虚无的对象是消解意义价值的对象，虚无的历史是特定历史的真实、意义和价值，投射到现实中，一般其是所指称对象的利益在现实中无法满足实现或者遭受损失之后，通过虚无高度相关的特定历史为现实的生活选择和生活境遇做合理性辩护。改革开放原有机制的打破，利益格局的调整，贫富分化的加大，呈现的社会转型发展阵痛，必然使得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受损群体，在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上引发一定程度的逆反倾向和负面倾向，诸如相对剥夺感，改革逆反心理、“吃饭砸锅”心态等。这种变化由个体到群体，由点到面地表达、聚集，最终以社会思潮显现出来。例如针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虚无主义即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指向体现为亮点：一是针对改革的政策偏差，二是针对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前者受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力量所推崇，而后者在改革边缘化群体中有很大市场。以主观上想象的历史，联系自己所遭受的现实，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对历史问题进行解读，如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无法得以现实性、即时性地满足，则会质疑批判改革的必要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内在的唯心主义、虚无取向和价值颠覆，正对应了这种心理和心态。

自媒体无疑是新媒体革命最为耀眼的成果，它充分实现了信息发布、信息阐释、信息传播等一系列在从前由国家机构与主流媒体所掌握的权力的大众化赋权。在互联网交往中，“我们现在居住在地球村里”^[4]。而自媒体的兴起正是建造地球村的基本要素。自Web1.0到Web3.0时代，网络传播经历了由“发布—接受”到“留言—回复”再到“即时互动”的过程，互动性大大增强，这意味着发布主体也不再作为同接受客体相对立的角色。作为中心而存在于公众视野之中，主体间性成为网络社会交往的基本属性，人们的表达欲望、表达诉求与表达能力都得到了质的提升，而“当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可以在同一则信息里被预先设定而彼此互动时，时间也在这个新沟通系统里被消除”^[5]，这意味着信息不间断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成为一种常态，以自媒体为桥梁，直面社会公众。而正是因为“传播权”的大众化赋权，“意识形态塑造权”的大众化赋权便也同步发生了，这意味着每一个自媒体单位都可能根据自身所组织建构而成的信息共享群体，创设出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显性解构，与这种去中心化所带来的民间群体化程度加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6]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而西方国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内顾保守化倾向加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日趋明显，这其中中国是这场变局中的最大的自变量。我们遭遇的外部挑战日趋增多，其中就包括基于国家根本利益博弈来自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攻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清醒认识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艰巨而伟大的社会革命，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此，我向全党反复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7]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势不可挡，世界经济格局更加动态均衡地发展；国际政治力量的深度博弈使政治格局趋向多极化，全球治理正在发生体系性变革，国际政治秩序日益公平公正合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全球分工和生产关系也因此发生根本改变；各类社会思潮持续发酵，意识形态斗争也愈加激烈。

网络交往全球化为外部敌对势力的有意识渗透创设空间条件。“网络具有跨时空、跨国界，信息快速传播、多向互动等特性……个别国家在网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连串举动，是其霸权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延续。”^[8]网络全球化极大地降低了意识形态渗透成本。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主要通过报纸杂志、电影等实体性媒介进行，这些媒介既需要与之相应的物质与时间成本，也受到一系列变数如群众接受程度、政府审查工作等因素影响，因而并未同如今一般高效。而当今的网络交往全球化，尤其是社交软件全球化，使得国外某些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已经完全可以走上低成本、专业化、高效化道路。与这种意识形态渗透需求相适应的是外网社交平台对其的传递提供时间条件，使之能够作为内容实体在网站上长期保存。此外，间谍活动与黑客活动也能够通过网络来进行，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历史虚无主义则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渗透的直接载体，扰乱我国政治与思想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在国际学术上的话语权都处于弱势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与国际学术接轨，但在广泛引入国际学术范式的同时也滋生了学术的国际崇拜，“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的思潮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隐性共识，秉持这种想法的人即便在如今也并非个别。而历史虚无主义则能够借助这种“国际学术崇拜”，以研究成果的姿态呈现在国内思想界，甚至能够在一些人的推崇与推广下成为主流共识，这显然是文化自信的缺乏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纰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表示高度重视，提出“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9]的重大学术任务，成为对抗西方意识形态学术渗透的关键举措。

网络治理，一方面从治理对象方面来说，网络治理指的是对党和国家整合多种主体，调动各种资源，采取多样化形式对网络环境、网络舆论和网民社会的治理，包括互动、引导、管理、保障等方面的政治行为，意即“治理网络”；另一方面从治理手段方面来说，网络治理指的是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各类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载体平台、技术手段或者媒介手段，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治理途径，意即“用网络治理”。基于上述理解，本位认为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互联网空间的蔓延泛滥，既要用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开展对互联网的系统治理，即“治理网络”；也要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法治理互联网空间出现的此类问题，即“网络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9]其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0]，同样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建党之初新文化运动中部分人对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论调在新时代又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他们认为新时代应当以富有时代性文化内容对中国思想文化界进行“革新”，否定传统文化在凝聚思想共识、增强民族情感上的重要作用，甚至以阶级叙事否定传统文化，认为其是封建时代的旧产物，其治国理政思想内核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阴谋思想。这“两个结合”的思想贯穿历史与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与统一，这一思想充分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对待优秀文化传承的积极性。最后，习近平总书记还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进步性来回应历史虚无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主张“执政党”与“革命党”二分、“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二分的错误观点，指出“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1]正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党的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拥有对错误思潮批判的底气，在改革创新新时代高歌猛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谈论到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的重要性。学习“四史”，能够弄清楚当初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毫无立锥之地。因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加强“四史”教育全覆盖与常态化，必须采取多维度的实践方式，通过媒介多元化、形式大众化、知识专业化、主体一体化的“四措并举”，能够系统推进“四史”教育工作。

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和蔓延，“四史”教育必须做好网络化这篇文章。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无孔不入，究其外部原因，是善于利用多元化的媒介手段进行其观点输出，无论是通过脱口秀、讲坛等演说形式还是通过网络信息尤其是虚假新闻、视频、公众号等方法，都成为其乘虚而入的主要途径。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如此，倘若不对其以全方位、矩阵式的提防措施，就极有可能在思想舆论阵地失去我们的“红色地带”，极有可能造成“失声”的危害。因此，必须以多元化的媒介形式与传播手段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工具意义上的较量，这是对其进一步开展内容上的较量的物质前提。以多元化、综合性的媒介手段，创造自媒体、Flash程序、即时小程序、视频等多种“四史”教育方式，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四史”教育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四史”教育对象，推进“四史”教育全面化、宏观化、全局化。同时，推进“四史”教育主体一体化，动员政府部门、知识分子、媒体、自发性团体、社会组织、网络社区等多方力量，充分响应党中央关于加强“四史”学习的号召，凝聚社会共识，在互相合作与互相批判的动态关系中促进“四史”学习有效、生动地开展，形成“四史”教育合作新常态，保持其长期性、有效性、全面性、持久性、科学性。

区别于传统传播渠道与媒介的程序性、规范性、单向性和控制性，网络空间中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具有双向性与扁平性，群众喜欢不喜欢、接不接受通过大数据便可一目了然，生产传播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是制胜一招，将关系国家政治安全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每个群众心中，将其转化为群众乐于接受的生活化的营养剂。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人民群众服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处理好网络空间与社会现实、微小细节与宏大叙事、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与中国化的关系。人人都是评论家，随之而来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一旦社会事件突发，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表意见见解，舆论极易膨胀、发酵成重大社会问题，威胁网络环境，被有心人士利用，更是后果不堪设想。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讲好中国故事，避免说教、增强与人民群众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亲和力与人文关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要从宏观上调节国家政策和思想，更要在微观方面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人民群众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否认历史相当于否定未来，意识形态工作者应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入手，对群众进行熏陶，努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用大家通俗易懂的方式走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特定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内部意见会或多或少存在主体性与差异性，并且每个人都会平等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与他人进行分享，应正视这些不同，求同存异，从中国社会最大公约数出发，凝聚全社会共识，解决人民群众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奠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为国内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法治化体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面对多种错误思潮对互联网空间的侵蚀泛滥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法治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并出台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法规。法律法规的陆续制定和实施，填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立法空白。但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意识形态法治化治理也是如此。有法可依的问题解决后，严格执法就是意识形态法治化治理的关键环节。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执法意识、培育执法队伍、落实执法责任、提高执法能力，切实维护意识形态法律法规的权威。还需我们注意的是新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法治化治理，我们既要抓住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的新趋势，积极构建线上与线下一体联动的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又要谨防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网络意识形态输出，全方位构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监管体系。通过法律法规构建捍卫意识形态的防火墙，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的实践方向，将意识形态法治化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

全面落实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2]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既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性诉求，也是实践性路径。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13]“眼睛亮”就是要有辨别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的能力，“见事早”就是要有洞察和预测意识形态风险的意识，“行动快”就是要有敢于承担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善于斗争的行动力。因此，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意识和能力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党员队伍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杜绝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是非不分、主次不清、脱离群众的情况。同时，必须明确党内意识形态责任主体、落实责任主管、细化责任制度、武装理论头脑、提升实践能力，让拥有过硬的意识形态本领成为优秀党员干部的标配。领导干部必须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把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责任制落细落小落实，把意识形态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为党的伟大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保障。

总之，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亦前所未有。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新特点、新动向，我们要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始终焕发出最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