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首次面世以来，“一、费尔巴哈”章作为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代表作，始终备受关注。但是，该章手稿排列杂乱、修改痕迹繁复，如果不做适当的编辑排列，很难被阅读和理解。自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开始，历代《形态》编者基于各自对各份手稿顺序和作用的理解，对手稿作出了不同的编排。这不仅赋予了《形态》文本各异的形象，也使任何对《形态》内容及唯物史观形成史的探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献学结论的影响。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2017年，MEGA² I/5卷《形态》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MEGA²编者针对《形态》各部分手稿的写作顺序给出了不同于早期编者的判断，其中也包括关于《形态》“一、费尔巴哈”章三个开头(H²、H³、H⁴)之间关联与写作先后次序的判定²，这对于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形态》手稿过程中的思路变化和批判对象的调整，以及重构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思想关联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首先借助对《形态》手稿和既有的几个主要版本，特别是MEGA² I/5卷研究成果的考察，明确三份开头的写作顺序；其次，以写作顺序为根据，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7年间写作《形态》时变化的理论重点和批判对象；最后提出，在“一、费尔巴哈”章写作的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在是重点批判费尔巴哈还是批判施蒂纳之间犹豫不决，这直接影响了《形态》思想内容的呈现方式，也间接反映了三月革命前(Vormärz)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仍处在发展与磨合之中。

据MEGA²编者的考察，1845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以回应和批判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为目标开始撰写《形态》。两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进一步确定了第三个批判对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至1846年5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大部分手稿，但“一、费尔巴哈”章却迟迟未能结稿；此外，曾经与马克思恩格斯一同筹划《形态》组稿和出版事宜的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退出编辑工作，原计划出版《形态》的出版商也撤销了出版协议。在众多因素的联合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改变了最初以季刊方式发表的计划，决定将《形态》手稿以著作的形式尽早出版。两位作者在1846年6—7月间完成了“一、费尔巴哈”章的三个开头(H²、H³、H⁴)，它们是《形态》最后一批完成的手稿之一。这三份手稿的文献学特征^{[1]803&812-813&820}如下：

H²：标题：一、费尔巴哈　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

正文内容：青年黑格尔派只是抽象的哲学批判，相反应关注现实的物质关系。

手稿形态：由一个纸张(Bogen)组成，沿长边中间对折，正反两面(Blatt)构成四页(Seiten)。手稿由恩格斯所写，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改、增补和删除。手稿每页右上角有由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用蓝色铅笔标注的“3”-“6”页码，第一页上方还有疑似由伯恩施坦所写的“2)”的纸张编号。

H³：[被删除的标题：一、费尔巴哈]

[被删除的内容：对德国观念论的整体讨论与批判。(此部分手稿之后简称为“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

标题：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正文内容：现实的个人是一切历史的起点。(此部分手稿之后简称为“H³后半部分”)

手稿形态：由两个纸张组成，沿长边对折构成八页。手稿由恩格斯所写，前两页内容被全部删除，马克思在手稿上做了大量修改。手稿前四页右上角有伯恩施坦用蓝色铅笔写的“41”-“44”页码。

H⁴：标题：一、费尔巴哈

正文内容：对德国观念论的整体讨论，与H³被删除的前两页内容基本相同。

手稿形态：由一个纸张组成，含正反两页。手稿由恩格斯所写，几乎没有修改痕迹。每页右上角有由伯恩施坦用蓝色铅笔写的“1”-“2”页码，第一页上方中间位置有疑似为伯恩施坦所写的“1)”的纸张编号。

从形式上看，H²、H³、H⁴三份开头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①就文本在手稿群中的地位而言，三份手稿均有“一、费尔巴哈”这一主标题，表明了三份手稿作为“一、费尔巴哈”章的序言和开头的预计作用；

②就文本形态而言，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与H⁴的内容非常相似，H⁴应为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的誊清稿；

③就内容而言，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与H⁴均是对德国观念论哲学的整体讨论，H²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具体批判，H³后半部分则直接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不同手稿的主要内容各有侧重。

综合上述信息可知，H⁴作为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的誊清稿，其写作时间自然晚于H³，主要争议在于H²和H³的写作顺序以及几个开头文本内容间的关联。这是困扰《形态》文献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各代《形态》编者在编辑三个开头时，他们的标准在文本逻辑原则、写作顺序原则和页码编号原则之间徘徊。本文第二节将回顾各个代表版本在处理三个开头时采用的编排方式及其思路，以此为基础，对MEGA²针对三个开头的编辑方式进行评价，并运用最新的文献学结论，在第三节对三份开头的思想内容及其批判视角的差异予以分析，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复杂关联。

与《形态》大部分手稿的命运相同，H²、H³、H⁴三个开头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中断写作后，与《形态》的其他手稿一同被封存以“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2]，直至恩格斯1888年在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时被再次提及而为人所知。在1924年和1926年，梁赞诺夫分别以俄文和德文首次出版并公开了这三份手稿。此后，《形态》文献史上的几个主要版本都收录了它们，但编辑方式各有区别。

首先是梁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Marx-Engels Archiv)版。在1926年出版的德文本中，梁赞诺夫依据内容关联将三份手稿按照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H⁴——H²——H³后半部分的排列方式出版。梁赞诺夫的编辑一方面注意到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与H⁴之间的相似性，因而将两者合并放置于“一、费尔巴哈”章的整章开头处；另一方面对于内容相对独立的H²，他根据H²的内容特征把H²排列于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H⁴之后、H³后半部分之前^[3]。

在梁赞诺夫之后，1932年出版的、由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Vladimir Adoratskij)主持，帕维尔·维勒(Pavel Weller)等人具体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¹)第五卷基本延续了梁赞诺夫关于三个开头的处理方式，即按照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H⁴——H²——H³后半部分的顺序编辑出版。在MEGA¹卷末的“分页方案(Paginie-rungsschema)”中，MEGA¹编者罗列了手稿三个开头的纸张排序和页码，并按照纸张编号的数字顺序排列手稿。其中，MEGA¹编者赋予没有纸张编号的H³[1？]和[2？]两个编号，并将其置于“一、费尔巴哈”章最开头，随后则是纸张编号为“1)”的H⁴和纸张编号为“2)”的H²。在编辑正文时，MEGA¹以这一排序为基础排列了三个开头^[4]551。MEGA¹在三个开头的编辑上主要有三点成果：首先，MEGA¹通过赋予H³以纸张编号，将H³纳入了“一、费尔巴哈”章手稿的有机体系中，并以此暗示H³与H²-H⁴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并行存在的开头方案；其次，MEGA¹找到了为梁赞诺夫版所遗漏的、H³的第二个纸张，并将之放回手稿群；其三，以纸张编号的排序为基础，MEGA¹将《形态》编排为一部具备内在逻辑的著作。

但MEGA¹编辑方式的缺陷也十分突出。一方面，MEGA¹将H²、H⁴纸张编号的写作者判读为马克思^[4]551，并以此为根据排列手稿；但实际上，H²和H⁴纸张编号的写作者和写作时间存在争议，不能被用于确认这三个开头在手稿群中的位置。另一方面，MEGA¹在编辑“一、费尔巴哈”章时带入了编者对文本的主观理解，在排列部分内容时根据编者对手稿写作思路的想象进行了重组，又打乱了纸张编号和页码。具体而言，在MEGA¹的编者说明中，维勒把“一、费尔巴哈”的标题分为一般标题³、特殊标题⁴和一次性标题⁵三类，他根据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批注和分隔线等提示，又拟定了两个特殊标题和四个一次性标题。MEGA¹编者视“一、费尔巴哈”章为一部主题清晰的连续文本，为了使它的内容也能呈现出这种整体性，MEGA¹编者以上述标题为框架，对该章进行了剪裁式的重新组合^[4]561-563。对于三份开头，这种主观性充分体现在MEGA¹赋予H³新的纸张编号上，也是出于相同的思路，MEGA¹视H³为不成熟的文稿，并将H³“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的副标题列在了全书最后的异文表之中。MEGA¹的编辑意志破坏了“一、费尔巴哈”章的原始结构，给后续再现手稿原貌的工作带来困难。

在MEGA¹后，随着1962年“巴纳页”^[5]的发现，新一轮“一、费尔巴哈”章的编辑工作随即展开。1965年，由格奥尔吉·巴加图利亚(Georgij Bagaturija)主持、弗拉基米尔·勃鲁什林斯基(Wladimir Bruschlinski)等人具体编辑的俄语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是其中的代表。巴加图利亚在编辑手稿时不仅考虑了三份开头之间的内容联系，还给出了自己关于手稿写作顺序的判断。巴加图利亚将该章内容概括为由四条主线编织而成的有机结构，分别为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与结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对所有制形式的影响，“这四条基本线索相互交织在一起，彼此转换，组成整个这一章全部思想财富的复杂图景”^[6]。具体而言，在写作顺序的判读上，巴加图利亚将“一、费尔巴哈”章的写作分为五个阶段，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依次完成了①H^5a、②H^5b、③H^5c、④H³和⑤除了H³之外其它的手稿，这包括H²(4页)、H⁴(2页)、H⁷(6页)和H⁸(4页)^[7]93。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先写了H³，之后完成了H²和H⁴。

但与手稿写作顺序的判断无关，巴加图利亚对“一、费尔巴哈”章的编辑原则以手稿的纸张编号为基础：他将“一、费尔巴哈”章手稿按纸张编号排列，并基于文本逻辑将之分为四个部分，又分别命名了每一部分中的各小节。其中，上述写作顺序的第四阶段与第五阶段(即小束手稿)共同构成了巴加图利亚版“费尔巴哈”章的第一部分，该部分按照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H⁴(纸张编号“1)”)——H²(纸张编号“2)”)——H³后半部分——H⁷(纸张编号“3)”、“4)”)——H⁸(纸张编号“5.”)的顺序编辑出版，其中，H²标题中的“A.”被编者修改为“1.”，H³后半部分则被命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7]7。

综观巴加图利亚版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巴加图利亚明确给出了他对三个开头写作顺序的判定，认为H³先写、随后才写作了H⁴和H²。但在实际编辑时，他反而视纸张页码为核心的编辑原则，按照纸张编号顺序依次排列三个开头。至于没有纸张编号的H³，巴加图利亚则根据内容将之拆为两部分编辑。1966年由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等人发表的新德文版《形态》(Neuveröffentlichung des Kapitels I des I．Bandes der „Deutschen Ideologie“)是对巴加图利亚版的翻译，陶伯特延续了巴加图利亚的编辑方式，只是去掉了编者增加的小标题。在处理三个开头时，新德文版同样采取了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H⁴——H²——H³后半部分的顺序，但新德文版同时保留了H²和H³上恩格斯写的两个内容相近的小标题^[8]，使手稿的原始面貌呈现得更加清楚。

1972年，陶伯特与约翰娜·德纳特(Johanna Dehnert)等人又编辑出版了新MEGA试刊版(MEGA Probeband)《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从新德文版到试刊版，陶伯特关于三个开头之写作顺序以及《形态》总体编辑方针的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试刊版中，陶伯特将H²称为第一部分(Teil 1)，将H³与H⁴合称为第二部分(Teil 2)。^[9]405在陶伯特看来，引言的存在、对这一引言的大量修改、流传下来的誊清稿以及章节标题更符合第一卷特征的变化表明，第二部分的写作时间晚于第一部分。^[9]405因此，试刊版以写作顺序为根据，将三个开头按照H²——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H⁴——H³后半部分的编辑方式排列。除此之外，试刊版还特意考察了纸张编号的文献学特征。试刊版编者注意到，一方面H⁷、H⁸两份手稿上由恩格斯写的纸张编号“3)”和“5.”的字迹色泽与手稿的原始字迹有较大区别，可能是恩格斯在1883年后才补上的；另一方面，H⁴、H²和H⁷上的纸张编号“1)”、“2)”和“4)”可能由伯恩施坦所写。^[9]407陶伯特据此反对巴加图利亚版以页码和编号顺序为依据的编辑方案，她认为手稿上的纸张编号和部分页码无法直接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构想，鉴于两位作者并未就这部分手稿的排序给出过明确指示，不应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假定意图构成该章的开头为目标，而要停留在可以从手写证据推断出的结论范围内。^[9]416所以，纸张编号不能成为编辑三个开头的有效证据，相反这三个开头应该按照推定的时间顺序依次呈现。^[9]416陶伯特的观点构成了《形态》按照写作时间编辑的理论基础，并深刻影响了之后2003年先行版及2017年MEGA² I/5卷采用的编辑准则。

《形态》“一、费尔巴哈”章编辑史中的另一重要节点是广松涉于1974年出版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0]。广松涉指出，第{2}张手稿中有“A章标题”，从内容上来看是第一章的绪论。^[10]xvii他认为H²实际是该章丢失的[1]-[6]页。在这种理解的驱使下，广松先将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和H⁴并列排于“一、费尔巴哈”章开头；随后将H²正文排列于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与H^5a第[8]页之间，充当“一、费尔巴哈”章缺失的绪论。H³的后半部分则因其内容被广松判读为是H^5a[11]与[12]两页的异稿，与[11]-[12]排列于一处，使广松版在处理三份开头时，依照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H⁴——H²——H⁵(H³后半部分作为H⁵异稿)的排序出版。广松版对三个开头的排列方式并未考虑手稿的写作顺序，而是基于对内容的理解，在编者意志之下将之拆解插入一部完整著作，缺乏有力的文献学证据支持。

2003年，陶伯特再次主持出版了新MEGA先行版(MEGA Vorabpublikation)^[12]。在这一版本中，她更为彻底地尝试打破逻辑体系结构，将整部“一、费尔巴哈”章直接按照手稿写作的先后顺序排列出版。陶伯特在该版中将H²称为Ⅰ/5-5、将H³称为Ⅰ/5-6、将H⁴称为Ⅰ/5-7，并就这几份手稿的写作时间和手稿层次给出了判断^[13]3。与试刊版时期的观点相同，陶伯特认为，这三份手稿中H²先于H³、H³先于H⁴完成。此外，在先行版中，陶伯特对以纸张编号为准则的编辑方式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她认为H²、H⁴、H⁷和H⁸上的纸张编号既不能确定是谁所写，也不能确定写作时间，说这些编号体现了《形态》作者的意图“只是一种猜测”^[13]150。出于这些原因，陶伯特延续了试刊版的编辑方式，在先行版中继续依照写作顺序排列了三个开头，即按照H²——H³——H⁴的顺序编辑出版。

从整体上看，在处理三个开头时，上述各版本在两个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其一是对三个开头的写作顺序判定各有不同，其中巴加图利亚版认为H³的写作先于H²，而试刊版和先行版则认为H²早于H³；其二是对采取的编辑准则各有侧重，梁赞诺夫版、MEGA¹与广松涉版的编辑方式均依赖于编者对手稿逻辑内容的主观理解，巴加图利亚版按照手稿上的纸张编号和页码排列编辑，而试刊版和先行版则根据手稿的写作顺序排列。前一问题指向了对三个手稿本身内容及相互关联的讨论，后一问题则指向对三份开头在整部《形态》手稿中所处位置与各版编辑方针孰优孰劣的判断。对这两方面问题，MEGA²都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总体而言，MEGA²编者在处理全书时按照《形态》的整体逻辑框架进行编排，把“一、费尔巴哈”章三份开头放置在H¹“序言”之后和H⁵“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之前。而在具体排列三个开头的内部顺序时，MEGA²继承了试刊版和先行版的排列方式，按照编者对三个开头写作顺序的理解将之按H²——H³——H⁴的顺序进行编辑，同时运用了逻辑体系编排和时间顺序编排两种思路。

给出上述排序的关键在于明确MEGA²应当根据什么标准判断三份开头的写作顺序。在讨论试刊版和先行版时已经提到，陶伯特等学者反对按照纸张编号推测手稿写作顺序和逻辑排序的尝试，认为纸张编号的来源模糊，无法成为一个有效证据。MEGA²编者们继承了这种观点，不认为纸张编号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写作时的原始构想。他们注意到，出现在H²、H⁴、H⁷和H⁸上的纸张编号与同样出现在这些手稿上的、由伯恩施坦用蓝色铅笔所写的页码之间存在关联^[1]819。

如表1所示，伯恩施坦书写的蓝色铅笔页码从H⁴开始，一直标记到了H⁸，其中还与恩格斯的《福音书批判研究(Studien zur Kritik der Evangelien)》手稿^[14]混在了一起。这不仅说明，在伯恩施坦整理手稿时，H²、H³、H⁴、H⁷和H⁸并不位于《形态》的手稿群中，是之后才被人从其他手稿中抽出并放回了《形态》的；纸张编号和蓝色铅笔页码的一致性同时暗示，两种页码编号可能写于相近的时期，都只表明了这几份手稿在储藏与流转时的排列情况。因此，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不应将纸张编号理解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态》体系化构想的直接产物，自然也不应以纸张编号为标准去还原手稿原貌。

在否认了纸张编号的可信性后，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留下其他有助于判断手稿排列的文献学证据，MEGA²转向从三份开头的思想内容出发分析它们的关系和写作顺序。在H²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一、费尔巴哈　A．一般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为标题，给出了对以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家们”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将既往建立的普遍观念宣称为是宗教观念，他们主要的批判任务就是对这些宗教观念的改造。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只是用一些世俗观念替代了抽象观念，没能和物质世界之间建立起真正的联系，是失败的尝试。而在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和H⁴中，马克思恩格斯则以“一、费尔巴哈”为标题，对德国观念论及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概括性的批判。在写作这一部分时，两位作者不仅频繁使用文学化的语言，还在内容上刻意采取了更为抽象与宏观的方式表述，这与H²的具体批判相异。H³的后半部分内容则与前两个文本大不相同：在H³的后半部分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直接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正面观点，即如何从“现实的个人(die wirklichen Individuen)”出发，通过生产活动“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1]519。

横向对比三份开头的思想内容，MEGA²编者首先认为，H³被删除的前半部分与H⁴都概括和批判了德国社会及其思想状况，在文风上采用了类似于引言的、相对抽象且泛化的表述方式。相反，H²的写作不仅过快地进入了对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细节性论述，结尾处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的观点也未得到进一步展开就中断了，看起来更像是针对“一、费尔巴哈”章内容所做的具体讨论，而非一个开头或引言应有的样子。其次，H³的后半部分与几份手稿的其余部分在内容上是割裂的，前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面论述较后者对青年黑格尔派及德国观念论传统的批判显然有着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也能说明，H³的构想远比H²已有的部分要清晰，分量也重得多，自然也写得更晚。其三则是H²和H³的标题变化，即从“一般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到“一般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的转变，也能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逐级深入的思考与批判对象的进一步具象化。如MEGA²编者所指出的，H³中第一节的标题在处理的主题方面更具体，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果断地把“德国哲学”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一个特例来命名。^[1]819

综合以上三点理由，MEGA²编者给出了自己对三个开头写作顺序的理解，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6月至7月中旬之间依次完成了H²、H³、H⁴三份手稿，因此在排列三个开头的内部顺序时，按照H²——H³——H⁴的写作时间顺序编辑。MEGA²通过手稿之间思想内容的关联判断三份开头的写作顺序，并考察手稿呈现的文献学特征，对巴加图利亚关于三份开头写作顺序的判读与基于纸张编号的编辑方针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此外，相较于梁赞诺夫版、MEGA¹和广松版编者意志过强的编辑方案，MEGA²更慎重的处理方式避免了陷进先入为主地替马克思恩格斯设计一种组稿构想的误区，而是从手稿的文献和内容出发，基于这些更为直观的证据推测马克思恩格斯对手稿的设计布局。诚然，MEGA²关于三份开头的判读都延伸自间接的内容性证据，但相较于几个历史版本，MEGA²的理解仍然是目前立场最为客观、可信度最高的解释，其编辑方式较之前各版本也更为合理，基本满足了学界对《形态》编辑工作的期待。

除了在文献学方面给出更具说服力的编辑方案之外，MEGA²的解读和编辑工作对我们研究三份开头的思想内容及《形态》的理论成果也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编者们虽然注意到“一、费尔巴哈”章开头被马克思恩格斯重复三次这一奇怪的情况，但由于无法清晰判定三份手稿的写作顺序，其解读不仅没能解释马克思恩格斯为何要留下三份内容和功能重叠度都如此之高的手稿残片，也无法在三份开头之间建立起一致且连贯的解释思路。而MEGA²关于手稿写作顺序的分析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H²后，出于对文章结构的考虑与明晰立场的需要放弃了这一手稿。取而代之的是，《形态》的两位作者写下H³作为替代、随后又将之誊写为H⁴。通过分析三份开头内在思路和论战对象之间的变化，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作者在“一、费尔巴哈”章中试图建立何种体系、这一构想又发生过何种调整。本节将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形态》时变化的理论素材与批判视野为研究对象，对MEGA²将《形态》的重心确定为施蒂纳批判这一观点的合理性进行考察⁶。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明确三份开头各自的写作目的和旨趣。虽然三份手稿上都写有“一、费尔巴哈”的字样，但将它们视为笼统的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可能更为合理。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横向对比《形态》各章可知，“二、圣布鲁诺”和“三、圣麦克斯”两章的开头都直接进入了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具体批判，相较而言，“一、费尔巴哈”章这几份开头却从对德国思想界的整体讨论入手，论域更为宏大；其二，三份手稿中除了H³前半部分被删除的段落里单独提及了费尔巴哈之外，在其他地方费尔巴哈与鲍威尔、施蒂纳等人都并列出场，并未得到作者的特殊处理，因此如果不看“一、费尔巴哈”的小标题，根本无法通过这三份开头的具体内容将之与作为本章核心批判对象的费尔巴哈联系起来。即使在H³前半部分最后被删除的段落中，情况也不合常理：下面这段话位于H³手稿的第二页和第三页上，全部由恩格斯所写，上面叠加了三次删除的痕迹。在此根据MEGA²附属材料卷(Apparat)^[1]824及手稿图片，将这一段落按行组并列(Gruppierungen einer Zeilengruppenparallelisierung)的方式呈现如下：

Ⅰ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就德国哲学及其意识形态整体提出一些能揭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也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只有他的著作才会进一步阐明一般意识形态的全部前提。

(恩格斯第一次删除)

Ⅱ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就德国哲学及其意识形态整体提出一些能揭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也是必要的。

(马克思第二次删除)

Ⅲ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先提出一些一般意见来揭示他们所有人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

(马克思第三次删除)

Ⅳ (全部删除)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H³的前半部分被恩格斯誊抄为H⁴，本段并未收入H⁴手稿，外加本段叠加的删除痕迹分别出自两位作者之手，可以想见，其删除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讨论的结果。为什么在“一、费尔巴哈”章的开头，马克思恩格斯不去解释为何把费尔巴哈选作批判对象，反而把开头中唯一一处用以凸显本章作为“费尔巴哈批判”的句子删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心中真正的、最重要的批判对象或许另有其人，因此他们才会刻意删除这句突出费尔巴哈重要性的表述，避免削弱读者对他们真正的论敌——施蒂纳的注意力。这种猜想可以在H²中找到支持的表述。

在H²中，恩格斯写道，“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圣化了，直到最后可尊敬的圣麦克斯完全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葬送为止”^[11]51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就在于首次将“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11]515的本质通通予以揭露，发现这些东西本质上都只是某种在意识中生成的抽象观念，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而非现实存在的实体或不可撼动的客观事实。与马克思恩格斯相似的是，施蒂纳就曾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指出，“我们的报刊上充斥着政治，因为它们囿于偏见：人被创造出来就是要成为政治动物，诸如臣民在臣服之中，有德行的人在德行之中、自由主义者在人道之中过活，而丝毫没有对他们的这些固定观念施以批判的利刃”^[17]。在施蒂纳看来，自由主义者迷信于人道主义的本质论，道德主义者迷信于道德规范，君主主义者则迷信于国家与强力的统治，施蒂纳将这些观念明确指责为是超出个人本身的固定观念。把外在的固定观念视为真理，只会导致个体对“圣物”的绝对崇拜和固定观念对个体的统治。施蒂纳的解决措施是把这些抽象观念全部抛弃。作为以个人肉体为核心的唯一者，人应当将一切观念及由观念强加于他的外在规定从己身尽数剥离。只有“我”脱离了这种主客关系，才能作为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从其自身出发、实现自我规定。这种从个体身上“剥离”的东西不仅包括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共同批判对象的宗教意识或固定观念，也包括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用以替代之的自我意识、类等其他观念，赫斯所提倡的、个人在生存论意义上对他人的物质依赖关系也同样被施蒂纳视为对个体自由的制约而在哲学上被抛弃。

实际上，施蒂纳表面上以青年黑格尔派为对手，但其真正论敌是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传统，这既包括本体论视角下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对立关系，也包括在认识论层面将主体与对象世界区别开来的二分式理解。青年黑格尔派们虽然拒斥绝对精神或上帝等普遍物，但他们并未放弃康德式二元论哲学的基本立场，只是在内容上更趋近于个别和主体自身一侧。施蒂纳对二元论的批判方式是废除宗教意识这一对象性的“圣物”本身，代之以自我规定、自我持存的唯一者。通过彻底抛弃出离于自身之外的普遍性造物，施蒂纳否定了启蒙哲学的新教传统；而通过确立一个绝对的主体即唯一者，施蒂纳同时也与经验主义及形式主义的认识论哲学区别开来，不再要求在对主客关系的依赖中赋予主体以规定性；唯一者这一用词也仅仅是施蒂纳对“我”之自我持存的描述性话语，是一个非规范性的“无思想的词”^[18]。如帕格尔所述，施蒂纳不仅把宗教意识的决定范围扩大到了可能的限度，而且把启蒙运动的战线从哲学和宗教之间的传统路线转移到了具体个人的自我和外部规定之间的区别上^[15]572，使“我”成了唯一的实体和哲学思辨的唯一对象。

在H²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意识到了施蒂纳的特殊性，并在论述中将施蒂纳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相区分。纵向对比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和马克思的思想，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三个手稿开头中，马克思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描述为三个环节：青年黑格尔派首先宣称，一切政治、法律等观念均非本质存在，而是某种被误认的、抽象的宗教观念；他们进而认为，宗教观念外在于个体意识，应当被替代为个体一侧的其他观念；在他们看来，只要通过观念的革命，受观念决定的现实也将得到改变。

面对三月革命前社会变革这一共同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及施蒂纳的出发点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重合，并在论证的第一步上都表现为对宗教意识和观念的批判，但当青年黑格尔派们诉诸改造观念对象的二元论解决方案、宣布通过宗教批判就能完成意识革命时，施蒂纳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此予以否定。作为“最后的哲学家”，施蒂纳拒绝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做出基于因果性的简单切割，他否认对象的本质性和规范性，并代之以主体自我规定的一元论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则将自我与对象的一致性内核理解为现实的物质关系和个人的全部生产生活这个实践整体，以此出发解决观念的生成问题。以是否诉诸哲学话语为标准，施蒂纳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都缺乏物质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出于这一原因，《形态》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视施蒂纳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

由此一来，面对有关《形态》批判对象的争议，我们能够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形态》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费尔巴哈批判还是施蒂纳批判更有助于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决裂、全面转入唯物史观的新视野？前文的分析已经说明，对于两位作者而言，批判施蒂纳的优先级要高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因为施蒂纳本身已经构建了一套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完整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只需用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还原施蒂纳哲学构想的现实基础，就能实际上完成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部批判，这也正是“三、圣麦克斯”章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工作。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当马克思恩格斯尝试用现实的物质生活统一主体及其对象时，施蒂纳的一元论更具备借鉴意义，而非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思想家仍然囿于主体与对象、精神与自然之截然对立的二元论哲学。

文献学方面也说明了同样的结论，H³前半部分被删除的段落从侧面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即使是在写作“一、费尔巴哈”章时，仍然视施蒂纳为唯物史观的主要对手。这一段落的删除提示我们，在写作H³时，马克思恩格斯变更过自己对“一、费尔巴哈”章开头该写什么的构想，因为在该段之前，恩格斯写道：“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11]513。据上下文来看，此处“德国以外的立场”指的是世界史的立场，就在这句话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青年黑格尔派将他们发动的哲学革命“吹嘘和断言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11]513表达了不满，如《形态》所言，唯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是实现经验个人的普遍交往的运动，也即共产主义^[11]539。因此，一种非德国的立场就是强调要从历史、从交往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被青年黑格尔派们矮化为观念运动的社会历史。同时，就以“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命名的H³后半部分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打算探讨的首要话题是“历史科学”^[11]516，即“现实的个人”以生产与交往活动为手段，生成“全部人类历史”的过程。这种一元论视角不关心“现实的个人”在哲学或在自然科学维度上有何种本质，亦不假设某种先验前提的存在；其核心在于主体与行动对象在实践活动中的统一，马克思与恩格斯试图以此实证地描述历史，并提出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有效解读。

但是，如果将被删除的段落放回文本里，情况会完全不同。删除的文字意在说明，在“一、费尔巴哈”章中，首先需要诉诸讨论的不是费尔巴哈的具体理论或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即本体论领域中观念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由于费尔巴哈正处在这一分野的节点上，该段落作者计划从这个共同前提引出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这个思路和恩格斯数十年后在《终结》中的表述十分相似：在那里，恩格斯声称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19]296，并把费尔巴哈的基本思路描述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19]281，这种转变源于对“绝对精神”之超验性的怀疑，结果则是认识到可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也“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19]281。不过，费尔巴哈没能将这一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始终，他依旧将人的观念理解为与个体经验相对立的本质性存在。可见，无论是在《形态》这个被删除的段落还是之后的《终结》中，恩格斯都以费尔巴哈为核心总结青年黑格尔派，尝试将费尔巴哈描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中距离唯物主义最近的一个人。如果说要确定一个代表人物，以他为对象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意识形态背景，费尔巴哈是最好且唯一的选择。

在第二部分的文献学分析中，我们基于MEGA²对三份手稿写作顺序的研究认为，《形态》“一、费尔巴哈”章三个开头的写作顺序依次为H²、H³、H⁴，马克思恩格斯先完成了H²，随后又写作了用以替换H²的H³与H⁴。而关于H²的讨论又说明，H²的潜台词是通过重点批判作为批判者的施蒂纳，实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整体扬弃。与此相反，对H³被删除段落的讨论又说明，如果不作删除，H³前半部分反而与恩格斯《终结》里的论述相似，将重心放在了费尔巴哈身上，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删除H³前半部分最后一段的行为应当被理解为：为了继承H²中以施蒂纳批判为核心的思路而对H³文本作出的修改。

通过与写作顺序关联考察，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在1846年6—7月间写作三个开头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经历了从以施蒂纳批判为主(H²)、到以费尔巴哈批判为主(H³原稿)、再回归以施蒂纳批判为主(H³修改稿与H⁴)这样三个阶段。其中，考虑到恩格斯晚年的论述视角与H³原稿之间的相似性，费尔巴哈批判或许是恩格斯主导的理论转向，但这一趋势随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手稿H³的删改和誊抄而回归了由马克思确定的、以施蒂纳批判为核心的主题。

上述思路的变化进一步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一、费尔巴哈”章的最后时刻，他们核心的理论对手已经潜在地从费尔巴哈变为施蒂纳及其哲学。在建构唯物史观的道路上，也是施蒂纳而非费尔巴哈或其他人，充当了马克思恩格斯借以在批判中进一步醇化自身理论的关键性人物，由此为MEGA²强化施蒂纳之于《形态》时期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观点提供源自“一、费尔巴哈”章手稿本身的证据⁷。

综合而言，MEGA²对三份开头写作顺序的解读为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7月前后关于《形态》“一、费尔巴哈”章的整体构想提供了有效支持。这既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定位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思想关联，提出《形态》写作后期从费尔巴哈批判转向施蒂纳批判这一新的理解框架，也为唯物史观的思想形成提供了有待分析的新问题，特别是在二元论的唯物主义和一元论的历史科学之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形态》最后的观点转向。这将为下一步针对“一、费尔巴哈”章，乃至《形态》全书及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提供帮助，并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之“三大源泉”的内在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