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研究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从自觉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的阶级意识出发，考察社会经济形式的历史演变和阶级实质。在阐述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迁和重大变革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考察从自然联系状态中的个人向自由竞争的现代个人的历史性过渡，自然联系与社会历史因素作为两种不同经济形式的历史性对立，以及平等和自由完全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的历史逻辑，揭示了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这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使用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不仅体现了历史性与阶级性的内在张力，而且体现出特别鲜明的、经验上可感知的具体性特征，展示了一个思想大师从宏观视野和微观环节的有机统一中，进行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惊人的哲学智慧、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卓越的表达能力。
一、从自然联系状态中的个人向自由竞争的现代个人的历史性演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制高点，基于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批判的阶级意识，考察了传统社会中的个人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的历史性区别。
马克思考察人和个人的问题的前提或出发点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22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是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前提性条件；二是任何物质生产都是历史性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物质生产。必须在两个方面的统一中来把握物质生产的规定。“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29因此，脱离特定形式的物质生产去考察人，只能陷入孤立的、抽象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过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1]22马克思把这种孤立的、抽象的、自然主义的个人和个人主义，这种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的美学假象，看作是非历史的、脱离了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考察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特别是“现代市民—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而且，马克思总是把这种个人置于前现代与现代的相互参照的历史性对比中，并由此赋予这种个人以特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规定性。斯密、李嘉图以及卢梭等在个人问题上之所以说是非历史的虚构和假象，是因为这种个人不过是对存在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的一种非历史的抽象，是对16世纪以来就开始准备而在18世纪已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一种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1]22，25马克思指出，对斯密和李嘉图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来说，关于合乎自然的个人和人性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自然本身具有的结果；而这种关于个人和人性的观念是迄今为止每个时代的思想家所共同具有的非历史的、超阶级的理论错觉。关于马克思这里谈到的个人的历史形态的演变问题，内田弘把英国看作是发生这种历史演变的典型国家，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由于经过了两次市民革命到产业革命的历史演变进程，所以在社会中形成了大量获得个人利益且以货币关系为杠杆而成了独立的个人。“在劳动产品中，最初是多余的剩余产品成为商品，剩余劳动被货币关系组织起来，接着这种编程原理扩大到必需品，消费必需品而进行再生产的劳动能力也成为商品。随着这种关系向农村内部的渗透，生产的农村个人也从共同体中被排挤出来，进入到商品世界的共同体中，其生产力也转化为货币的力量。只要个人尽量以这种货币的力量来支配产品，个人就从社会独立出来。这种独立的个人即鲁滨逊式的个人就是把自己在专业分工中生产出来的成果转化为货币，然后购买其他专业分工中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以满足自己多方面的消费欲望，这是从近代的社会物质代谢过程中
产生出来的人的形象。”[2]34-35马克思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背景始终是欧洲和世界的现代史，他关于从前现代的自然联系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中的个人向现代市民社会的“商品—货币”世界的共同体中的个人的过渡和演变，内田弘以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演变的具体历史考察作为例证作了具象和生动的阐述。因此，熟悉乃至熟读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对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资本—社会”历史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对个人问题的考察包含着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方面。一方面，置于作为自然联系附属物的封建社会的个人与摆脱了自然联系的现代市民社会的个人的历史性对比中，强调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意味着个人所属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斯图亚特由于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相对立，并且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18世纪预言家们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资本的阶级观点出发，强调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观念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阐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的阶级性质，并把这种个人看作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个人概念是从历史性与阶级性的具有历史辩证法性质和张力的结构形式上加以规定的。马克思的个人概念是历史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产物。
马克思从关于个人概念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出发，从独立与否以及孤立程度大小的角度，强调我们越是历史地往前追溯，个人特别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不独立，而是从属于一个具有人身依赖关系的较大的整体，从而进一步考察了前现代条件下的个人与现代条件下的个人的历史性区别，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具有的不同的规定性：“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1]25。这是一个从自然联系状态中的个人向自由竞争的现代独立的个人的历史性演变的深刻变革过程。
马克思还强调指出，人作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纯粹孤立于社会之外而进行生产的个人，只有在极其罕见的特殊情况下才会存在。对于持孤立的个人观点这种现象，马克思以批判的和嘲讽的口吻说，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还是可以理解的，
二、自然联系与社会历史因素作为两种不同经济形式的历史性对立
马克思基于宏观与微观、本质与现象、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原则，揭示了从简单的交换价值向发达的交换价值演变和飞跃的历史逻辑与内在机制。这里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即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向现代的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的历史演变问题。
马克思从考察资本的形成史和现代史的内在要求出发，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形式和话语形式，阐明了传统社会何以终结、现代社会何以诞生的内在秘密和历史逻辑。在以经济学范畴揭示社会经济形式历史演变的理论语境中，马克思通过交换价值这一范畴的历史性考察，强调简单的交换价值意味着自然联系占优势，体现了传统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而发达的交换价值则意味着社会、历史创造的因素占优势，标志着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特征。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飞跃。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在这里具体地体现在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识中，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诸范畴特别是交换价值这一范畴的深入而具体的历史性考察中。
马克思基于从后思索的科学的历史方法论原则，并总是以极其鲜明的对比性文字，清晰地界定了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历史性区别。深受黑格尔哲学历史辩证法的历史感的影响，并且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而实现了革命性变革的马克思，赋予从后思索法以科学的经典形式，对考察前现代与现代的相互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方法论意义。黑格尔强调越是晚出的概念越是丰富，并以扬弃的形式把此前相对抽象的概念包含在自身之内。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从后思索的透视视角和历史意识，即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制高点上，对以往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式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和反思，不仅强调最晚出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历史地扬弃在自身中，而且还特别强调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时，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等等一切前现代的经济形式。[1]47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制高点上，对前现代诸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大量深刻而生动的阐述，以丰厚的历史知识、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清醒的历史意识，展示了从资产阶级经济出发透视古代经济的这一贯通古今的研究方法的科学魅力。马克思认为：“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1]49在古代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以及中世纪的伦巴第人和犹太人那里，由于资本在社会中还没有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因素和经济力量，所以尽管存在着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也仍然用于它们的单纯的抽象性而属于前现代的范畴。
马克思从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和冲突这一特定的历史性视角出发，考察了现代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变中，农业日益成为工业部门之一，农业及其地租越来越由资本支配。“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1]49
资本作为一种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生产方式，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具有消除和瓦解一切自然形成的生产方式和传统力量的革命功能和发展趋势：它“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存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这就是资本的趋势”[1]525。在前现代的诸经济形式中，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地租是自然联系的典型形式，其阶级关系表现为奴隶主与奴隶、农奴主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则意味着“社会—历史”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和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代表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形式上的自由交换，但实质上却是剥削、奴役和支配关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洛贝尔图斯在《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中，也谈到过这种自然与历史的区别：“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自然界的影响占有主要地位，后来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社会的生产率‘日益成为人的活动和才能的单独成果’，在这一点上，‘人的活动是通过工艺分工、生产过程合理化、工具和机器的改进来施加影响的’”[3]41-42。这说明马克思关于自然与历史的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等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合理借鉴的产物。
马克思强调，在资本占主导地位而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与这种经济和社会权力相适应的信用形式：资本消除一切偶然性因素的办法、手段和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产生出信用这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现代经济形式，强调“稍为发达形式的信用在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没有出现过。在以前的状态下也有过借和贷的事情，而高利贷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但是借贷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1]534。也就是说，前现代的信贷关系发展为本质上发达的生产关系的现代信用，前现代的强制性的劳动发展为现代的自由的雇佣劳动，是与资本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演变过程。
成长在发达的交换价值基础上的发达形式的信用，与发达的交换价值一样，代表着一种新的现代的社会经济形式，前现代的高利贷等借贷形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形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才是信用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信用与借贷、劳动与雇佣劳动等经济范畴的历史性阐释，把现代与前现代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明确地区分开来，体现出其考察社会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
从前现代与现代的历史性对比中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关系和范畴，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这一问题的考察，阐述了社会经济形式的历史演变和重大变革。他在奴隶、农民与资本家的区别中，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中，即在从传统经济关系到现代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对立及其过渡中，阐述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所需要具备的社会历史前提。马克思指出，一旦奴隶主变成了资本家而奴隶变成了雇佣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封建农民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中世纪行会师傅和帮工的等级划分变成了资本家和手工业者、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那么原先一切具有前现代社会性质的生产过程就转变成为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前独立的农民，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变成为指挥这个生产过程的资本家的从属物，这种农民的职业本身取决于他作为商品占有者(劳动力占有者)事先同作为货币占有者的资本家签订的契约。奴隶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使用者的生产工具了。师傅和帮工的关系消失了。师傅过去是作为手工业的师傅来对待帮工的。现在，师傅只是作为资本的占有者与帮工相对立，同样帮工只是作为劳动的出卖者与师傅相对立。在生产过程之前，他们双方都是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他们之间只存在货币关系，在生产过程内部，他们是作为这个过程各因素的人格化的职能执行者互相对立，资本家是作为‘资本’，直接生产者是作为‘劳动’，他们的关系决定于劳动成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单纯因素。”[1]500-501
只有在中世纪的师傅和帮工的等级的依附关系已经历史地消失，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形式才具备自己的社会历史前提，资本才成为支配一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马克思之所以总是把现代社会问题置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性坐标中加以考察，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相互参照的坐标形成的历史性对比中，才能真实地凸显出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范畴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
而一旦资本取代并支配了地租，社会的历史的联系取代了自然联系，自由工人取代了奴隶和农奴，自由的雇佣劳动取代了强制性的奴役劳动，信用取代了高利贷等，即资本的生产一旦成为一种决定其他一切生产，且资本的生产关系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社会历史就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资产阶级工业社会，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开启了历史与自然、历史与伦理之悲剧性冲突的现代历史和世界历史时代。
三、“平等和自由完全是现代世界的产物”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货币转化为资本都是意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性时刻，它是传统经济形式消亡、现代经济形式诞生的关键性的历史环节，是经济的社会形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捩点。马克思揭示了货币转化为资本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所具有的前提性和关键性的意义。
自由工人的产生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马克思特别重视自由工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强调个人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这一现象，本身是以往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马克思阐述了现代经济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形式自由的一系列特征：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的每一个个人，都是占支配地位且具有决定作用的排他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把自己当作手段，或者说当作提供服务的人，只不过是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和主宰地位的手段；最后，是自私利益，此外并没有更高的东西要去实现；另一个人也被承认并被理解为同样是实现其自私利益的人，因此双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1]199在这里，马克思从前现代与现代社会进行历史性比较的意义上，客观地肯定了现代自由工人之于强制性奴隶制度的历史进步意义。
马克思阐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交换关系的自由，从形式上来说是一种非暴力强制的、完全自愿的个人自由；而从实质上来说，这种交换主体之间的自由只能是自私自利的自由。而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一般利益，也只能存在于作为各个独立的交换主体的自私自利的利益交换关系中，只能是各个交换主体的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从价值观与生产目的的关系上对比了古代与现代的区别，认为古代观点和现代观点相比要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479。马克思关于生产目的问题上的古代观点与现代观点的历史性对比，是否流露出对古代生产的历史浪漫主义态度呢？马克思在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再运用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考察方式，是否有一个如埃尔斯特反复强调的所谓“受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指导”[4]97或“历史目的论的期待”问题呢？这都是尚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而不能未经深入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就轻易或贸然地作出独断式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的结论。这说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意识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结构形式，不能因为他强调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性区别以及从前者向后者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就得出他完全否定前现代的结论。
马克思在历史与逻辑、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考察了价值概念与资本概念之间的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认为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价值之后接着就是资本，而在历史上则是先有其他制度作为尚不充分的价值发展的基础条件，并以此阐明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的生产方式诞生的历史和逻辑的关系：“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展开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1]207马克思进一步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土地所有权与资本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阐明了作为现代经济形式的资本在历史上取得支配地位、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在前现代条件下，“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之旁只起次要的作用，所以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相反，现代土地所有权如果没有资本这个前提就根本无法理解，因为它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存在，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表现为由资本把以前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态改变成适合于资本的形式。因此，正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中才能研究资本逐步取得的胜利和资本的形成”[1]207。
马克思还对李嘉图在这些关系的考察上作出的贡献，作了既肯定又批判的双重评价：“现代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为了确定资本、雇佣劳动和地租的关系的特殊形式，以伟大的历史眼光把这些关系放在土地所有权范围内进行了考察。产业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关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以外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作为现代租地农场主对地租所得者的关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内在关系，而土地所有权则表现为只是在对资本的关系中才存在的关系。”[1]208马克思这里高度评价李嘉图把资本、雇佣劳动和地租的关系形式置于土地所有权范围内进行考察的伟大的历史眼光，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识。
土地所有权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的演变形式，特别是由于其自身所包含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及其地位的历史演变，表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诞生的历史和逻辑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过程：“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也许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1]208。马克思考察土地所有权历史演变的自觉的历史意识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由此阐明了资本的现代史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历史逻辑这一重大问题。
马克思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制高点上，考察了古代的平等自由与现代的平等自由的历史性区别。在考察了自由工人具有的基本特征后，马克思又进一步从古代与现代在平等自由问题上的历史性区别，强调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经济形式的确立，决定了交换双方具有的平等自由完全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并由此阐明了它与古代以及中世纪的平等自由的根本性区别：“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1]199-200。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古代世界的共同体建立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中世纪的劳动本身也是一种特权，是仍然处在特殊化状态的、因而还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之所以鲜明地标示出在平等和自由问题上现代与“古代—中世纪”的根本区别，目的就在于阐明从简单的交换价值条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发达的交换价值条件下的自由和平等的交换关系，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强调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终结，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具有的根本性意义。
内田弘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自由时间这一主题时认为：“马克思在《大纲》中进行经济学批判时，……对资本一般进行了概念的把握，展示了在资本发展中，自觉的个体从文明总体中重获自由时间的成长过程。一句话概括，就是重温作为文明的资本概念的发生史，从中发现自由时间主体的形成过程，这正是我们应该从《大纲》读取的主要内容。”[2]28-29《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关于资本发展的自由时间和自觉的个体的一系列论述，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中的自由个性是完全一致、内在贯通的。
四、结语
马克思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的有机融合和完美创制，体现了他的“资本—社会”历史理论演进历程中日益成熟的自觉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和批判的阶级意识的具有历史辩证法性质和张力的理论结构的基本特征。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内在贯通和有机统一，体现在作为马克思一生黄金时代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一经典文献中。这是马克思“资本—社会”历史理论从根本上与把资本范畴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的基本原因。
① 马克思关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关于个人孤立的荒诞无稽的看法还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观点和论断，说明他并没有简单地、抽象地和笼统地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把18世纪的个人主义与19世纪的个人主义历史地区别开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念的认识、理解和批判，同样持一种历史主义态度，体现了他从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出发，形成了具有历史辩证法性质和张力的结构形式和理论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