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在西方后工业社会, 工厂已经不复存在, 传统的工业制造业衰落, 大量的工人失业, 传统的工人人数大量减少, 旧的劳工运动几乎绝迹, 文化和身份问题渗透到人类生活中。随着去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 阶级、阶级意识和剥削获得了新的复杂性, 兴起多种话语、身份和诉求的多元对抗性社会运动。在此情况下, 当代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界, 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阶级、阶级主义政治以及工人阶级中心论等, 越来越感到不满, 认为阶级这个概念与当代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下降, 阶级几乎不再具有解释力。一些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展开了阶级解体或死亡的辩论, 兴起了对阶级或阶级分析的各种替代性重建,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 一词成了当代历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或空间社会学的流行用语, 马克思的经济—阶级社会批判和分析方法被边缘化。

扬·帕库斯基(Jan Pakulski) 是以最有力地证明和宣扬“阶级死亡”论而著名的西方学者代表, 也是对阶级概念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他极力将阶级语言和阶级内容彻底排除出社会理论和实践运动空间, 认为当今流行于社会学领域中的各种阶级概念和分析方法, 实际上“都是为了在阶级不再作为有意义的社会实体而存在的情况下制造阶级”^[1], 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社会阶级的终结源于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在欧洲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撤退, 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 以及阶级意识形态不再影响西欧的事实。最发达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阶级社会……阶级正在瓦解, 最先进的社会不再是阶级社会”^[2]。然而, 帕库斯基那里解体或死亡的“阶级”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和分析方法存在怎样的误解与歪曲? 他的“阶级死亡”论是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 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权力主导和支配控制下的根本社会矛盾, 在当代西方社会是否真的已经解体或死亡了?

帕库斯基根据当代西方先进社会的表象特征推论存在两种意义的阶级彻底解体:一是作为成员、身份和冲突决定因素的经济关系, 特别是以财产和生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关系衰退; 另一种是“阶级机制”的彻底解体, 如旧工业阶级的消亡, 新阶级分裂和冲突的兴起。^[1]帕库斯基为拆解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 对“阶级死亡”作了四项限制: 第一, 最低限度地讨论阶级概念在分析不平等、社会分裂和冲突时的不恰当性。第二, 阶级解体, 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 也不意味着社会分层的消失, 更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减少。第三, 阶级这个词具有多种社会学意义, 需要澄清“阶级”和“阶级分析”概念的一些语义问题。第四, 只讨论澳大利亚、东亚、北美和欧洲西北部的先进工业社会。^[1]帕库斯基在地缘上把阶级解体或死亡局限在西方先进社会, 抹去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及其社会分化、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必然联系, 以日常生活条件上的差异遮蔽或模糊阶级分化, 把马克思那里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实现全人类普遍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事业^①, 仅仅局限于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某一人群。

帕库斯基虽然看到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界存在阶级概念延伸和语义多元性, 导致阶级解释的优先性或万能性问题, 但他把这归属于马克思主义阶级传统。他批评阶级的外延(覆盖范围) 已经扩展, 被不加区分地应用, 以牺牲清晰度和精确度为代价, 一方面将社会现实的各种不同方面集中到一个“容器”中, 使阶级分析成为“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 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的语义学, 使阶级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各自看似合理, 只要不互相讨论。^[3]例如, 克拉克和李普赛特将“阶级”与“阶级分层”及“差异层次”在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文化观点和对社会变革支持的持久性等同起来^[4]。豪特等人将阶级定义为一个人与生产资料或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认为只要个人经济生存和财富的来源不同, 阶级就存在, 由此阶级在所有现代社会中都存在^[5]。帕库斯基批评社会学理论界的阶级意义和用法存在混乱、泛化的问题, 要澄清它们与马克思主义阶级传统的关联性。

帕库斯基对当今社会学界阶级研究文献中流行的各种阶级概念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梳理和描述。首先,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主流传统中的阶级概念和用法, 主要是与财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解释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 属于“生成/解释”类型^[3]。这类阶级概念通常关注经济角色, 强调阶级的两极化和冲突, 阶级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客观位置, 这些不同位置之间存在客观的和对立的利益, 结构性地形成集体行动的主要推动力。这类“生成”概念使用者阵营, 又存在结构主义客观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间的分歧^[3]: 一方面, 结构主义客观主义者将阶级视为主要的内部冲突产生者(劳动力与资本); 另一方面是行动的主观主义者, 他们用激进的方式挑战现状的集体行动者来识别阶级。这两种阶级概念使用者都认为阶级和阶级冲突在现实社会中无处不在。帕库斯基把另一种与阶级的生成/解释性概念相反的模式叫作分类/描述性阶级概念, 用于概述几乎所有社会不平等的模式, 把阶级作为阶层划分的单位——社会权力、经济生活机会、职业声望等方面的不平等, 但它们不一定构成认同和冲突的基础。分类/描述概念在内部同样被划分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类型。前者认为阶级主要是由财富、收入、职业、教育等有形资产或有形资产的组合决定的, 用于衡量阶级地位, 通常表现为各种垂直的阶级分类; 后者着重于行为者的意识和身份所反映的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方面及其相关因素——价值观念、规范、生活方式、风格等。同样, 这两种阶级类型的使用者也认为所有阶级类型都可以在持续的代际再生产的社会文化阶层背景下表现出来。

在帕库斯基看来, 上述生成性和描述性的类型学阶级概念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和假设的修正、替代或延伸, 其中包含马克思主义阶级传统的四个核心要素^[3]: 一是经济决定论的生产性财产关系, 即一个人与生产资料/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是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关键决定因素; 二是结构决定论地假设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不平等之间存在强烈的因果联系, 认为在财产或市场中既定位置的阶级成员关系, 影响政治倾向、生活方式的选择、养育子女的做法、身心健康的机会、接受教育的机会、婚姻模式、职业继承、收入等; 三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论证假设了阶级不平等的累积性质、阶级结构的简化和阶级冲突的两极分化; 四是假设阶级是社会中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潜在的集体行动者。帕库斯基认为与上面四种阶级要素相关的所有阶级语义和用法, 在当今的先进工业社会中都已经表现出解体或死亡的明显迹象,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分析体系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根基^[3], 甚至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流行的几乎所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 在“四种基本意义”上已经衰败解体或死亡了^[1]: 第一, 经济生产、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不能被视为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机会的关键决定因素; 第二, 当代社会的主要群体是在非经济、非阶级的民族、性别、价值承诺、生活方式和消费基础上形成的; 第三, 阶级不构成身份、意识形态、社会分裂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基础和关键参照, 它们也不能充分预测收入、生活方式以及获得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机会; 第四, 当代社会的变化模式不是由阶级竞争决定的, 更不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

帕库斯基得出阶级解体—死亡的上述四个结论, 主要建立在对先进工业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各方面差异的社会文化学解释和比较分析基础之上, 他把马克思阶级概念与社会学意义的个体生存要素、生活内容和社会活动的各种差异性特征混为一谈。当代西方社会学界重建的各种阶级研究, 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及其阶级剥削、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等的“实证”性阶级分析和实践批判, 抽象为分离孤立和碎片化的经验事实、概念范畴, 根据不同指标参数或类型学标准对其进行应用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或比较社会学的量化统计、分析比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级分析, 被化约成一种经验实证的社会分类学、统计学和解释学的万能性社会科学方法、工具, 普遍用于分析描述和解释一切社会日常生活表象, 包括职业、岗位、收入、教育程度、居住区域、消费方式以及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子女养育、休闲旅游等结构性特征, 回避了对后工业时代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制造的各种更加隐蔽而普遍的异化劳动和剩余剥削的批判分析。然而, 帕库斯基却自诩他的四种“阶级死亡”结论并非纯粹理论推测, 而且存在事实和实践上的经验依据, 主要表现为当代西方先进社会大规模兴起产权分化、股票、基金、保险业, 以及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典型新社会运动或新政治文化等的学术视野和实践活动, 他具体从下文几个方面分析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传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趋于解体或死亡。

帕库斯基和沃特斯为证明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首先拆除阶级分化和不平等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生产性资本所有权, 把作为支配控制社会生产和劳动的资本权力替换为以个人财产—收入为核心的财产权, 以此作为阶级划分的基础。他们认为西方先进社会中生产性财产权的向下扩散、转移, 以及非生产性财产投资与收入的提高, 已经模糊了传统的以财产—收入划分的阶级界限。其经验证据是, 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西方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 促成了生产性财产分解的趋势, 这些先进国家的成年人口中多达20% 的成员已成为直接股东, 生产性财产权向下分配转移现象造成工人的间接所有权: 通过工资支付和累进税制逐步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 提高了一般的可支配收入和可投资收入。对生产性财产的投资不仅通过私有化和公开股份流通, 而且通过单位和现金管理信托、退休金计划、保险政策、雇员股份所有权计划和雇员购买等方式进行, 等等, 表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基本阶级差别因此而变得非常困难了。^[1]财富再分配的另一个因素是非生产性(非资本) 财产所有权水平的提高, 家庭财产如第二套度假屋、可出租房屋和储蓄等住宅性物业地产, 模糊了传统的阶级划分、市场能力和利益。帕库斯基和沃特斯据此简单地以为, 传统的以有无财产(不论生产性或非生产性) 来决定或划分阶级地位与权力的经济主义基础不再存在: “向下的财产再分配对阶级分析有重要的影响。首先, 它使在财产基础上建立阶级之间的任何界限成为不可能, 排除了关于财产所有权的任何斗争。其次, 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不再是社会权力的核心构成, 它们已经转向政治组织、精英和地位的传统范畴。”^[1]

然而, 帕库斯基和沃特斯误解了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经济基础, 把它简单理解为个人的财产收入, 而不去分析私有财产(资本) 与劳动的相互对抗关系。况且, 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金的投资及收入, 并不像帕库斯基说得那么简单就打破了以生产性资本所有权为基础的阶级界限。一方面, 各种基金投资, 如养老基金, 基金会资本的特权受益人是基金经理, 许多情况下, 他们的真实社会经济地位是养恤基金、共同基金等的主要受益人, 也是养恤基金、共同基金等的经济拥有者。因此关于民主资本主义的口号不过是空话, 股票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富裕的资产阶级手中。^[2]另一方面,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分配只是与100年前相比可能更加平均, 但这并不意味着分配已经均衡到阶级和资本资产持有之间的基本联系已经被打破的程度。“以养老基金等事物为代表的各种间接资产所有者形式, 实际上并不构成对生产性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阶级关系的重大侵蚀。”^[6]150更重要和关键的事实是, 资产所有权的向下分配转移是以不触动大资本家的根本所有权为前提的, 工人的养老金和公司股票等生产性资产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非常小。1990年, 美国最贫穷的90% 人口的平均家庭收入只有大约29000美元, 其中平均只有不到10% (约2400美元) 来自资本资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这些与资本所有权产生的收入相关的不平等大大加剧。^[6]149

帕库斯基和沃特斯认为阶级解体的另一个经验证据在于, 当代社会的资本形式主要是非物质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 而非传统的物质生产资料形式的资本, 把阶级局限于资本的特定存在形式上。“新兴的、至关重要的资本形式不是物质资本, 而是人力资本。……在一个后现代化的世界里, 最重要的产品是文化上的, 而不是物质上的, 它由审美和信息符号组成…… ”^[1]另外由于技能的认证和专业封闭都将与报酬、生活机会和身份与教育认证联系在一起, 涉及技能和实践权利的垄断, 得到法律和政治交易的保护, 这进一步模糊了工人与雇主的阶级划分, 侵蚀了旧的阶级分化。对于资本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自由资本可以跨越一切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特殊形式和界限, “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 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7]179。资本自身外在形式由具体的物质资料转向抽象的数字化、信息化和金融化, 并不意味着它追求自身增殖积累的本性及其蕴含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本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另外, 高级工人在专业知识、技能、资质方面的法律保护和地位、收入的提高, 不可能跨越与大资本家的阶级界限。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摘引舒尔茨《生产运动》时提到虽然有1000名“一类工人”相比于100万“二类工人”的成倍收入差异及成倍提高的平均收入, 但实际上仍有99.9万人并不比50年前生活得更好, 甚至生活得更坏。^[7]1251000名“一类工人”专业技能、管理权威及其财产、收入的大幅提高, 不能充分说明他们自身阶级地位的根本改变, 更不能证明其他99.9万“二类工人”摆脱了阶级地位和贫困。帕库斯基无论以雇员职位、专业技能和管理权威及其财产—收入的提高, 都不可能说明资本与劳动之间阶级界限的打破或者消失, 根本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下的资本权力结构。

帕库斯基认为与19世纪马克思分析的阶级冲突相比, 当代冲突以及表达冲突的大众运动更加多样化, 更加脱离了结构性的经济分化, 与阶级身份的联系更少, 生产过程(财产或市场关系) 中具有的相似社会经济位置和利益, 作为共同阶级身份以及各种冲突对抗的客观基础, 已经解体。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运动, 等等, 将一系列非经济问题和历史不公有力地提上了政治议程, 动摇了人们对身份认同的根深蒂固的假设。“阶级视野的丧失, 部分可以从另一种政治视角的兴起中找到原因, 这种政治视角关注身份认同, 强调一种文化而非经济根源的政治”^[8]。“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阶级模式逐渐被侵蚀。美国民权运动, 西欧生态和反核(绿色生态和平) 动员, ‘新社会运动’或‘新政治’, 无论是行动者的主导取向和身份, 还是这些运动的社会构成, 都不能很好地用阶级术语来解释。”^[9]帕库斯基认为当代社会流行的各种主题、形态的非阶级的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 须引入“公民社会”的解释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 “公民社会”和“新社会运动”的标签在欧洲社会学家中开始流行起来, 帕库斯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权力和经济阶级, 对于理解新社会运动是不够的, 需要一个身份群体和身份政治的非阶级理论, 即“公民社会”理论。当代的社会运动, 如生态和平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政治、动物解放、老龄化政治、儿童权利运动等, 代表了“身份”和“身份群体”的斗争, 以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的方式, 争取对其独特性、需求和利益的政治认可。新社会运动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理论范式, 即“去经济” “去阶级”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 代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主义阶级理论范式。“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新社会运动”的新颖性, 定位在更广泛的“公民社会”范畴内, 而不是在财产关系之内, 他们既反对阶级理论, 也反对无产阶级立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拉克劳提出,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与人类解放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认为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有望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这是错误的”^[10]。拉克劳也试图拆除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联系, 转移对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批判与变革, 把经济解放与意识和文化的解放对立起来。

帕库斯基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局限于社会经济冲突及单一固定的工厂工人身份, 把分散的、多样的以及身份不固定的“新社会运动”, 视为非经济和非阶级的“公民社会”实践。公民社会概念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核心, 它指的是“私人”的社会实践, 包括自发形成的社会主体在自我认同和自我组织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 非正式群体、性别类别、地方社团等等, 运动行动的焦点是社会文化, 而不是经济和直接的政治。这些新的运动吸引了按地区、性别、种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路线形成的分散的社会类别, 他们的成员是短暂的和流动的, 他们的组织结构是分散的、非正式的和多形态的。帕库斯基因此主张新社会运动的群体和角色, “不能从阶级分析公式中推导出来, 也不能简化为阶级分析公式。新社会运动反映了新社会力量”^[9]。当代的社会运动不再有任何明显或直接的阶级基础或阶级联系, 它们的重要性可能恰恰在于与结构性经济分化和冲突脱钩, 阶级已经不再有什么启示价值和动员意义了: “当代的群众运动与传统上被认为是阶级基础(即市场和财产关系) 和阶级关切的联系很少。他们比阶级主题所显示的更多样化、更分散、更脱离社会经济基础。”^[9]

帕库斯基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固定在工厂工人身份及其共同的物质经济利益上, 把“公民社会”或“新社会运动”理解为非经济、非阶级的社会文化冲突, 认为后者已经代替或消灭了前者, 把物质经济利益与社会文化分离和隔绝开来。然而, 马克思所讲的阶级和阶级对立首先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方式, 本质上是非劳动者资本家与无产劳动者之间根本对立的经济关系, 后者的生存和劳动对象依赖于前者, 受前者的支配和控制。这种经济—阶级关系是指处于同一社会生产地位或生存条件的阶级, 不论职业、身份、种族、性别、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 也不论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文化、意识、话语和诉求等。在无论什么形式的私有资本权力主导下, 大多数身份群体属于劳动人民, 资本剥削影响所有身份, 劳动者存在于每一个身份群体中。

帕库斯基认为当今社会处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融合时代, 阶级身份决定生活机会和收入的定义不再有效。当代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家们通常把阶级身份定义为: 具有共同工作条件、雇佣关系和生活机会的职业的分层组织的集合, 或者说是具有共同回报特征的职业群体。帕库斯基不满意这种定义与马克思主义阶级传统仍然存在关联, 认为后现代主义新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消费和生活方式, 生产不再是作为身份的关键来源, 消费成为自我表现的主要形式和身份的主要来源。^[1]对大多数体力劳动者来说, 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现在集中在获得一系列消费项目上, 包括住房所有权、私有化交通、电子媒介的大众娱乐、异国度假、技术化的休闲设备、高质量的医疗、养老、教育机会等, 阶级认同因此也随之相应减弱, 人们现在很少在阶级上认同和描述自己。

帕库斯基认为阶级身份解体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通过“想象社区”的形成, 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 人们开始将自己视为具有共同关注(比如环保人士)、习惯(如不吸烟的人)、品味(如素食者) 甚至某些特殊特征(如黑人)。这种想象中的社区提供了身份认同, 甚至鼓励了一种团结感, 并促进了共同行动, 它们并不反映社会相似或共享的经济或政治地位。公民权利的扩展, 特别是许多类别中的“特殊地位权利”, 如土著民族、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群体, 将生活机会与政治定义和法律保护的权利联系起来, 也进一步削弱了旧的阶级分化。“阶级理论最初诱人的解放承诺已经越来越少了。它在意识形态上的自命不凡和它的激进主义已经消失了, 它的很大一部分吸引力也随之消失了……阶级分析所暗示的进步主义概念本身也越来越成问题。”^[1]西方社会兴起的多种话语、身份和诉求的多元对抗性社会运动的行动者, 主要是社区协会、互助网络、学生运动、妇女组织、民权抗议, 社会冲突已经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帕库斯基等西方学者声称, 身份政治、差异和异己取代了阶级政治, 以阶级语言表达政治诉求的政党性政治组织、国家化的和大众意识形态构建的阶级形式解体, 先进社会中阶级政治的相关性下降。与旧的阶级政治相区分的“新政治”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层次的变化, 这些价值观涉及到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 它们所涉及的问题跨越了旧的政治忠诚, 不适合基于阶级的意识形态分裂。^[1] “新政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们缺乏意识形态基础, 显示出对意识形态蓝图的抛弃, 进一步削弱和侵蚀了与“阶级政治”密切相关的旧的意识形态包装、左/右两极化阶级。^[11]

帕库斯基把“阶级政治”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投票、政党忠诚、左右翼阶级分化或意识形态斗争, 区别对立于当今西方世界流行的自由、多元、开放的“新政治”或“新政治文化”, 认为后者的出现证明前者已经解体。然而, 马克思“消灭阶级”的人类解放事业, 从来不是纯粹政治意义的左/右两极意识形态斗争或党派斗争, 相反投票选举、党派斗争、法律和政治权力的斗争等, 不过是少数富有阶级或利益集团谋求自己特殊利益, 争夺物质经济利益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控制权力, 政治权力、法律制度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斗争, 与物质经济利益和社会控制权力, 从来不是完全各自独立和分离隔绝的。当代西方社会兴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追求个体价值和主体权利的“新政治”, 可以说是迈向人类解放事业的必要环节和应有内容。但是, 不同身份、话语、主题和诉求的“新社会运动”或“新政治”, 是分散、断裂且相互排斥和分离的, 每一种运动或政治都只是为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利益, 并不触及根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而且能够发出声音、发起反抗行动的这些人, 满足于自己身份认同和特殊利益的实现, 与那些最需要反抗和发声的社会底层人和边缘人是对立、分离和隔绝的。

“新社会运动”或“新政治”使社会越来越撕裂、相互排斥和碎片化, 其致命缺陷就在于, 它们自由反抗和运动的目的只是局限于某种单一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 很少甚至从不考虑根本变革私有制生产方式主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而每一种特殊身份、文化、话语要获得认同和平等权利, 都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和制度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 阶级分化的制度基础没有丝毫动摇。当今西方先进社会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 以“自由、民主、平等”之名鼓舞了种族、性别、性取向、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身份的认同政治、差异政治, 实际上撕裂了社会凝聚、团结和联合的行动和力量, 便于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统治秩序和安全, 给人们提供一种虚假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个意义上, 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新社会运动” “新政治文化”可能是对马克思“消灭阶级”事业的打击和挫败。

帕库斯基认为阶级解体的一个重要表现还在于, 作为社会变革集体行动者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工会组织, 在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的独特性以及意识、特性和团结等方面衰落、解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在西方后工业社会, 传统工业生产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 资本从传统工业转向了金融、信息和服务业, 工厂已经不复存在, 传统的工业制造业衰落, 打破了稳定的阶级形成特别是工人阶级形成, 大量的工人失业, 传统的工人人数大量减少, 工会组织或劳工党日渐失去势力、信任和支持, 阶级基础萎缩和团结文化破裂, 工党面临巨大的选举问题。“后工业时代的工人阶级是支离破碎的: 他们缺乏明确的政治或阶级身份, 被利己主义而非阶级意识所主导。因此, 每个人都有自己投票的理由, 阶级意识也就不那么重要了。”^[12]

帕库斯基认为工人阶级的解体、消失, 重点表现在典型的“工人阶级代表”——传统工会——在整个工业化世界的衰落, 这意味着工人阶级不再作为一个团结的、有组织的和有意识的变革社会的集体行动者群体存在。在美国, 劳动力下降最迅速的是大型工会, 它们一直是阶级认同、意识和团结的主要推动者, 在核心就业领域的衰退削弱了工人阶级社会再生产的一个主要机制, 从而导致了其阶级—政党的结盟和阶级纽带的瓦解^[11]。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充满冲突、分裂和突变的时代, 任何形式的团结都将越来越少, 更不用说阶级团结, 工人阶级只是虚构的主体^①。例如, 1980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帕库斯基认为不能用“工人阶级”或“新社会主义中产阶级”来解释, 因为对这场运动最有力的支持来自技术工人、“专业人士”(工程师和医生) 和学生, 支持者中最缺乏代表性的是无技能工人、普通白领工人, 以及最弱程度意义上的农村工人。这很难将团结运动的问题和关切与任何阶级利益、阶级关切或阶级身份的一致模式联系起来, 而且运动的焦点是政治自由, 国家主权, 民主、人的尊严、正义、公民身份、人权、宪法法制, 运动参与者绝大多数都认同民族认同, 强调民族团结。帕库斯基把技术工人、专业人士、学生视为“非阶级”身份, 与作为“阶级”的普通工人、农村工人区分开来, 同时把非经济的民族团结和人权尊严排除在阶级斗争之外。然而,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一方面, 既不是基于人群身份、职业、技能、收入、教育等外在差异性特征的人群划分, 也不是依据个人主观意识、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等内在特性差异的分层, 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服务于、服从于资本统治, 或被资本雇佣或被排斥而多余的劳动者; 另一方面, 消灭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 并不是固定在单一的、特定的身份、形式和内容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3]50和《哥达纲领批判》^[14]438中曾提到, 首先是本国民众团结和组织起来, 消灭本国的阶级统治, 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当然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内容。不过, 全国乃至全世界无产者有意识地团结行动和联合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 是一个漫长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

帕库斯基固执于社会—经济的阶级理论偏见, 把处于社会—文化冲突前沿的“中产阶级”或“新阶级”视为“非阶级”或阶级消失, 而把其他普通劳动者和底层人群排除在阶级之外。他认为“中产阶级”是明确的社会文化而非社会经济参照, 即不出于阶级利益, 拥有高水平的教育、相对较高的经济安全和具体经验的精英分子, 他们具有提高其政治行动效率的知识和技能, 并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免于墨守成规的自由, 因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国家行政体制的矛盾, 常常处于各种抗议运动的前沿。但是, 帕库斯基认为称他们为“新阶级”或“新中产阶级”是有问题的, 它充其量描述了一种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主体意识、自治权利觉醒的抗争性文化心态, 关键的阶级冲突是社会—文化的, 而不是社会—经济的^[9], 故带上“阶级”字眼的称呼是不恰当的, 处于社会—文化斗争前沿的“中产阶级”或“新阶级”实际上意味着“无阶级”时代到来。然而, 根据马克思的阶级观点, 所谓的“中产阶级”或“新阶级”只是职业、岗位、收入以及生活品质上优于普通的、低端的劳动阶层, 他们仍然属于为资本服务的雇佣劳动者^[15]218, 他们只是劳动阶级内部层次划分中的上层, 而且在少数富有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本所有权核心要素的私有制经济条件下, 特别是资本的全球竞争和世界市场波动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 使他们的优越处境和优质生活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帕库斯基的“阶级死亡”论, 作为非历史的社会解释学分析结果,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对马克思经济—阶级社会批判和分析方法的误解和歪曲。

首先, 把马克思的经济—阶级分析范式化约为万能的社会解释学方法。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流行的各种阶级概念, 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及其阶级剥削、阶级分化等的“实证”性社会批判和实践改造, “技术化”为一种应用实证的社会分类学、统计学和解释学的万能性社会科学方法、工具, 用于描述和解释一切社会日常生活表象, 包括职业、岗位、收入、教育程度、居住区域、消费方式以及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子女养育、休闲旅游等日常生活结构性特征。尽管马克思的经济—阶级分析并非一种关于社会人口结构或社会分层的社会学分类统计和解释方法, 帕库斯基却把西方社会学界的各种阶级研究都贴上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标签, 对其加以彻底否定和批评, 声称一切阶级语义和用法在后工业时代都不再具有解释性地位, 特别是在当代西方先进社会中已经彻底解体或死亡。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家欧林·赖特, 批评帕库斯基和沃特斯“似乎错误地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日益复杂看成是阶级的完全解体”, 错误地把马克思阶级概念理解为“社会解释学上的阶级至上或阶级优先” ^{[6]155, 143}。实际上, 帕库斯基所谓的阶级解体或死亡, 不过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界制造的各种类型学、统计学的阶级范畴和分析方法, 马克思所批判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权力结构主导下的根本生产关系或“实证”阶级远未消失, 只是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了。

其次, 将生产性资本所有权泛化为消费性生活财富, 抽掉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为切断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必然性联系, 他把作为阶级分化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 即支配控制社会生产和劳动的资本所有权, 混同于作为个人生存生活资料的财产, 以雇员个人生活消费的财富或收入为核心的财产所有权代替资本所有权, 认为西方先进社会的公司雇员物质生活财富增长, 如房屋、积蓄和各种收入的提高就等于打破了以资本所有权为基础的阶级界限。殊不知作为个人物质生活资料或生活消费的财富根本不同于, 更不可能触动作为控制社会生产和劳动的核心资本权力, 相反必须依赖和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 由资本所有权决定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收入, 仍然是影响人们的物质福利水平以及整个家庭的社会生存机会及面临各种风险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 从资本权力主导的制度批判转向对个人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特征分析。帕库斯基抛开了以私有资本为核心主体的社会关系和决定性社会权力, 转向对个人日常生活构成的外部特征及内在的主观体验、个体价值、文化意识、话语诉求等个体差异为中心的类型学划分和统计分析, 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即作为劳动和资本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历史的感性生存实践, 静态化、类型化为若干孤立分离的经验事实、社会学范畴和指标体系, 在历史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的个体主义解释框架内, 分析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因果联系。这就将马克思批判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权力结构本质缺陷的阶级分析, 转换成了对个人日常生活及其社会活动表象的社会学观察和知性分析。在马克思看来, 个人是否处于阶级地位或受到阶级剥削, 跟他们的劳动对象、劳动性质、劳动环境, 及其职业、岗位、收入、消费方式、价值观念、信仰和文化等特殊的主客观自然属性、物质属性、社会属性没有必然联系, 而是根本地在于他们的“劳动转化为资本, 并为资本家创造利润”。^[15]222

第四, 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框架下将经济-阶级分析凝固为非历史的静态概念。帕库斯基构造了诸多“二元”对立范畴, 如经济利益—社会文化、物质—意识、客观—主观、集体—个体、左翼—右翼等, 把阶级狭隘地固定在单一的、客观的和静止的物质经济利益、工人阶级身份、工会组织、集体行动、劳工党等旧的阶级存在和斗争活动的经验表象上, 认为当代西方先进社会的人们在价值观念、身份、话语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各种分散而排他的对抗性冲突, 属于个体的、主观的、主体的、意识的社会—文化差异, 已经代替或消灭了基于共同社会经济利益而集体反抗、团结行动的传统阶级概念, 以此证明阶级解体。然而, 正如马克思所说: “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 相反, 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 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6]3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或生产地位的不平等, 主要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抗和复杂关系, 不仅包括经济利益、物质福利, 而且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 人们在生产地位、生存条件和物质生活上的不平等, 必然会深入蔓延到政治、文化、观念、意识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

第五, 根据社会分层而不是资本与劳动关系来定义“非阶级”或“无阶级”。帕库斯基把“(新) 中产阶级”视为“非阶级”的, 把普通或低端的劳动者视为传统工人阶级的衰退落后, 而那些没有任何职业和财产的广大失业者、穷人、贫困妇女、失学儿童以及无家可归者, 被排除在阶级话语之外, 由此判断“无阶级”时代的到来。“新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当代西方先进社会中拥有体面职业、稳定收入和决策权威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或政府工作人员, 属于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他们不是因共同的物质经济利益而集体反抗, 而是处于身份、性别、性取向、价值观念等社会文化冲突的“新社会运动”或“新政治”斗争前沿。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底层人最需要反抗却无力发声, 无法凝聚和团结起来, 他们缺乏吃喝住穿、医疗、教育和文化等最基本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帕库斯基不根据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控制关系来分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制度根源, 也不考察资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普通低端劳动者乃至底层贫困人口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实际上, 越来越多不成其为阶级的普通、低端人群以及底层“垃圾”人群的产生, 正是资本增殖扩张本性的全世界、全方位肆意蔓延的必然结果。特别是信息化时代蓬勃兴盛的金融资本、数字资本, 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贬值甚至多余和没用, 资本对劳动的“吸食”很少再通过直接的雇佣关系, 而是将人类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和要素都通过“大数据”或“智能算法”, 全面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以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变得越来越隐秘, 造成阶级解体或消失的假象。

第六, 缺乏马克思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历史性实践视野。首先, 西方先进社会的少数发达国家、民族或地区的生产力高度发展, 小部分人的资本扩张、财富积累及个人利益、特权和能力的增长, 不仅不能证明阶级消失,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和剩余劳动以金融资本形式加以掠夺和转移。其次, 西方先进社会中各种社会—文化的冲突斗争尚处于各自独立分离、零星分散和排他的局面, 将普通的、低端的劳动者以及底层穷困人群排斥在外。最后, 劳动阶级从一个国家内的分裂排斥到世界范围内的团结联合, 从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到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意识觉醒, 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概言之, 一国之内的劳动者还不能作为一个阶级团结和联合起来, 反抗和消灭本国内的资本统治和阶级剥削, 更何谈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消灭和反抗一个民族或国家对另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剥削。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与世界生产力普遍发展相适应的世界性交往和联合的历史发展过程。^①意即, 消灭阶级的全人类解放事业, 是世界的和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感性的和经验的现实批判和变革行动, 需要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和普遍发展, 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紧密团结和携手联合^②, 反抗和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只为资本不断扩张积累和社会权力的增长, 而以牺牲、摧毁自然界生命力和人类生命力为代价的灾难性、破坏性生产方式^③, 努力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和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实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繁荣富裕、可持续的和平发展。这必然是一个艰辛复杂而漫长的世界历史过程, “现在就宣告阶级的死亡还为时过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