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物教”指物的属性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 人们崇拜并从属于物的现象, “是一个在资产阶级意识中以颠倒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事实, 它既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形式, 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客观思维形式’ ”^[1]。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新“拜物教”形式, “这种拜物教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 而是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 即智能拜物教”^[2], 它指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过度依赖甚至盲目崇拜, 并将其神圣化, 甚至把它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万能工具。如何理解“智能拜物教”这一新兴现象?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解“智能拜物教”的独特视角。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 深入探讨“智能拜物教”的生成根源, 充分揭示“智能拜物教”的本质内蕴, 全面分析如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对“智能拜物教”的超越, 以寻求一种更合理的人类与技术的相处之道, 从而抵达人工智能应用与人类解放相辅相成的理想社会状态。

异化: “智能拜物教”的生成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技术异化显现为“智能拜物教”的生成根源, 这一现象源自资本逻辑对人工智能的经济基础与技术演进的深度影响。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使技术发展趋向于服务资本增殖的目的, 人工智能被设计成强化资本积累过程的工具。然而, 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 资本不仅在经济层面对科技进行驾驭, 而且通过对技术使用权的控制, 导致人类劳动的进一步异化。人工智能从为人服务的工具逐渐转变为资本控制劳动力的手段, 甚至在某些情境下, 它被赋予了类似神格的位置, 人们开始崇拜并过度依赖它。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生产的核心动力。这一动力不仅形成了“经济理性”, 驱动资本家不断寻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手段, 更催生了科技创新的潮流。在此背景下,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资本积累的强大推手, 其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需求紧密联动,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不仅是技术界的一次跃进, 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相契合的历史现象。

资本家在投入资本于人工智能技术时的期待是显而易见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成为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途径,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的产出。人工智能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降低了对人力资源的依赖, 体现为对传统劳动力的替代和对工资支出的减少。^[3]技术优势也成为众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复杂数据分析和决策过程得以简化, 加速了产业升级和转型。这些变化不仅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和积累, 也重塑了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同时,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中, 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和方向受到了思想、政策、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塑造。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包括市场竞争、资本布局和科研投入等多元要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路径施加了诸多制约。这些因素不仅定义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和范围, 也影响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社会层面的应用深度。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本身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替代人力, 改变了劳动市场的需求格局, 促使劳动者的技能需求向技术适应性转变。^[4]另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广泛化, 伦理、隐私、就业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促使公众和决策者对科技应用进行重新审视, 并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所谓的“智能拜物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自然延伸。这种现象一方面将人工智能视为现代化、进步和经济效益的象征, 赋予了它超乎其本质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另一方面, 也表现了人们对于技术进步的神话式期待, 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外化。这种简化了的技术理解忽视了技术发展的社会维度, 未能充分认识到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要深刻理解“智能拜物教”现象的形成根源, 必须探讨资本逻辑如何塑造人工智能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演进。这不仅要求我们关注技术创新本身, 更要求我们重视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作用, 它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下, 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劳动异化现象愈发明显,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人工智能技术从工具性角色逐步转变为被崇拜的对象, 这种转变反映了资本对技术的深刻驾驭以及劳动本身的根本性异化。就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言, 技术本应成为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5], 释放生产力, 促进社会结构演进, 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解放。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资本与技术媾和, 形成了资本对劳动能力和劳动主体的规定”^[6], 技术却被抽离出其为人服务的原始目的, 成为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工具, 以至于技术本身的解放潜能在资本的驱动下产生了质的转变。

资本家通过对技术的控制, 如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一样, 寻求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人工智能的出现被用以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目的在于降低对人力资源的依赖, 减少成本。这种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过程, 使得劳动者的角色和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导者, 而是变成了被动的跟随者, 他们的技能和经验在面对精密算法和智能机器的竞争中显得苍白无力。^[7]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逐渐丧失, 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认同感也在不断下降。此外, 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也因人工智能而变得更加疏远。随着劳动者在具体生产劳动中的参与度下降, 对生产成果的控制权也随之削弱。这不仅削弱了劳动者对工作的价值认识, 也导致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力下降。这种异化现象, 不仅反映了劳动者对劳动本身的感知变化, 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体的本质属性的异化。

技术进步和应用导致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神秘化态度。人工智能被视为具有独立价值和力量的实体, 这种技术崇拜超越了对技术实际功能的理性评估。技术崇拜并非仅仅是对于技术本身的“迷信”, 而是对于技术所代表的资本力量的盲目信任和顺从。人工智能在此过程中, 从一个简单的生产工具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符号和图腾, 显现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对技术的深刻影响和对人类自身的强烈异化。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心理态度正是我们对技术发展所持有的矛盾情绪的反映。一方面, 技术带来了生活便利和社会进步的期望; 另一方面, 快速的技术发展也带来了种种社会、经济和伦理层面的挑战。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与劳动深刻的关系变迁, 以及人工智能成为资本工具所带来的影响, 构成了“智能拜物教”现象的生成根源。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体现了技术发展的潜能, 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内在矛盾, 特别是在技术与劳动、资本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张力。接下来的分析将深入探究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重塑生产和社会关系, 以及“智能拜物教”的本质属性, 以更好地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并在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价值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

共谋: “智能拜物教”的本质属性在“智能拜物教”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资本逻辑与技术决定论的交织影响。技术, 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被人为地塑造成资本的有力延伸, 其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角色加深了劳动者对技术的依赖, 同时放大了资本对现实生产过程的掌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技术崇拜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幻象不仅蒙蔽了大众对技术本质的认识, 也隐藏了资本如何通过技术形塑社会结构和人们认知的现实。因此, 揭穿这一幻象是认清“智能拜物教”本质属性的关键。

“智能拜物教”不仅仅是现代社会对技术的一种狂热, 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技术决定论的一种特殊重构。技术决定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立场, 认为技术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首要动力。然而, 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中, 这一论点被重新解释和整合。技术, 这一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 从古至今都被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然而, 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 技术被重新定位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它不再是简单的工具或人类进步的副产品, 而是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张的一个核心支点, 技术决定论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智能拜物教”的理论特征在于它不仅是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盲目追求, 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体现了资本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在这个过程中,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被视为一种宗教般的信条, 无论其背后的动机和可能的社会后果如何, 都应得到支持。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智能拜物教”, 构建了一种看似自然而然的信念体系, 即人工智能技术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关键, 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崇拜的态度, 掩盖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真实驱动力——资本增殖的需求。人工智能技术的每一次革新, 每一次突破, 背后往往是市场需求和资本运作的结果, 而非单纯的科学家的灵光一闪或对知识的纯粹探索。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 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引向了那些能够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方向, 而“智能拜物教”正是这一逻辑的文化体现。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 技术决定论变得更加强化, 技术自主性被神话化, 其与社会结构的紧密联系被淡化, 人工智能技术不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而是推动历史进程的独立力量。这种观点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就是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产物, 它的发展路径和应用方式深受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影响。“智能拜物教”将技术决定论的这种理论特征具体化, 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 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追求几乎成为一种社会义务。这种现象表明, 资本主义利用“智能拜物教”不仅促进了产品的消费, 还加深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带来更好生活的信念, 巩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与市场需求呈现同步化, 人工智能技术革新的速度不仅由科技本身的进步决定, 而且更多地受到市场和资本的控制。这种资本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过度干预, 有时也会造成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中的不平衡发展, 导致社会资源被错误地配置, 技术红利无法公平地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

智能拜物教的本质属性是资本逻辑下对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应用。它将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和决定性神话化, 遮蔽了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这种现象不仅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更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维系和合理化提供了支撑。

“智能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非无足轻重的现象, 而是真实地充当了资本控制的有力工具。资本利用技术决定论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无限潜能和价值观构建了舞台, 而“智能拜物教”便是在这个舞台上所展开的一幕幕戏剧。这一过程中, 技术崇拜与资本控制如何相互作用和融合的, 成为了对“智能拜物教”本质属性进行深入理解的关键。

资本逻辑通过“智能拜物教”展示了多元功能。首先是消费市场的塑造。资本家利用技术崇拜的浪潮, 推出一系列高端人工智能技术产品, 这些产品往往以创新性、便捷性与智能性来吸引消费者, 同时也将这些产品标榜为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力象征。如最新款的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甚至是智能家居系统, 它们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现代性的标识。在这个过程中, “智能拜物教”通过市场的力量将技术消费主义不断内化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链条则在这种崇拜中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和深入人心的力量。不仅如此, “智能拜物教”还起到了社会控制的作用。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无限好的渲染和神化, 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追求上, 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投入到人工智能技术的购买, 更在心理上成为了资本的俘虏。社会成员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念都受到“智能拜物教”的影响。资本通过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市场来调控人们的生活方式, 巧妙地将个体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循环中, 从而巩固了其经济与文化的统治地位。在“智能拜物教”的强力带动下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及其服务快速迭代成为一种常态, 这不仅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加剧, 还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对人工智能技术潜在风险的忽视。例如, 个人隐私的泄露、数据安全的威胁, 以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道德和就业问题,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在未经充分讨论和准备的情况下带来的挑战。“智能拜物教”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赞美与推崇, 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因此, “智能拜物教”作为资本逻辑的展现, 其实质并不是简单的人工智能技术崇拜, 而是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联手推动的社会控制与文化塑造过程。在“智能拜物教”的影响下, 个人消费者不断追逐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 企业不断寻求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以保持市场竞争力, 而社会整体则越来越深入地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链条之中。

“智能拜物教”反映了技术发展并非孤立、自我驱动过程, 而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的复杂现象。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是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生产力的体现, 也是资本积累的手段, 更是社会控制与文化形态的工具。“智能拜物教”使人工智能技术的意图和结果与资本主义的目的同步, 这一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单纯的工具, 而是被置于特定的社会经济体系下成为了资本增殖的手段。要理解“智能拜物教”的多元功能, 就必须透过技术的表象看到资本的本质, 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来实现其更广泛的目的。“智能拜物教”在资本逻辑中扮演了多元而复杂的功能, 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进步的文化反映, 也是资本对技术势力的利用和控制。通过对技术的神化和崇拜, “智能拜物教”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层面为资本主义的运作提供了有力支持。“智能拜物教”作为资本逻辑与技术决定论的融合体, 其功能超越了对技术的单纯崇拜, 它实际上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控制的工具, 通过塑造人们对技术的看法和期待, 为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服务。

超越“智能拜物教”的理论与实践“智能拜物教是物态形式的崇拜机制。实质上仍是对物化社会关系的崇拜”^[8], 在资本主义的阴影下, 技术崇拜如同一场幻觉, 将人工智能置于神坛, 而忽视了其对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穿透资本主义构筑的智能幻象, 必须将目光投向更为自由的生产关系。为了向自由的生产关系迈进, 必须超越这种“智能拜物教”。需要审视并重构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确保人工智能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应该拥抱“科技社会主义”的崭新愿景, 将人工智能的潜力与人类自由的追求相结合, 探索一条智慧科技与社会正义协同前行的道路, 共创人与机器和谐共存的未来。

消除“智能拜物教”的影响, 并不仅仅需要在技术维度进行调整, 更需要对现有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进行深刻的反思与系统的改革。这些任务的核心在于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这种关系, 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面向人工智能技术本身, 可以进行如下具体操作。首先, 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设计理念进行重新定义, 不再是单纯追求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 而是将人工智能技术置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之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当聚焦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比如气候变化、医疗健康、教育公平等问题。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公正与环境可持续性, 还有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长远发展。在设计人工智能系统时, 必须确保它们能够涵盖多元视角, 避免算法的偏见及歧视, ^[9]不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或对某些群体造成不利影响。其次, 需要明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应当基于对人的尊重和促进其创造力的考量。人工智能在自动化和提升效率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让人类得以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从事更多的创造性工作与休闲活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对劳动市场和教育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教育体系应培育出能够适应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经济形态的劳动者, 帮助他们转型和升级技能。最后, 需要在政策和立法层面建立一套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框架是势在必行的。这包括制定和实施数据隐私保护法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 以及对智能化工作环境的劳动法律进行相应调整, 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保障公众利益, 并减少技术滥用的风险。

面向人工智能技术所存在的社会本身, 必须对人类现有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刻反思与深度变革。社会结构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组织形式, 而是包括了广泛的文化、教育、伦理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若不在这些层面上得到全面的考虑和整合, 就不可能促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需要问自己, 现有的教育是否能够培养出能够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 我们的文化是否能够接纳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自身的扩展与创新?我们的伦理体系是否能够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供明确的指导? 为了促进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 需要在多个层面上进行实践。在经济层面, 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创造价值和分配财富, 以便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下, 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公平的经济成果。在教育层面, 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科技知识纳入到基础教育中, 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包括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化层面, 需要促进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变化的理解, 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技术革命, 而非被动接受。在伦理层面, 需要明确界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范围, 确保其不会侵犯人的基本权利或造成不公正的后果。

总而言之, 重新审视和重构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意味着不应将人工智能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 而应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这不仅需要社会各界的深入参与, 而且要求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在政策上做出共同努力。只有通过集体努力, 才能真正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潜力, 使它成为建设更加和谐、平等的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一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不断地实践、反思和调整。只要保持清晰的目标和持续的努力, 最终能够使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社会的积极力量, 带来更加美好和公正的未来。

“科技社会主义”的远景不是简单的乌托邦式设想, 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 以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远见, 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深刻反思和勇敢设想。这一崭新远景认为, 技术, 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是推动社会平等、自由和正义的核心动力。

在这一远景下人工智能技术被定位为促进个人和集体福祉的动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的应用, 劳动力从重复性和体力劳作中解放, 为每个人提供了追求个人成长、自我实现和社会参与的空间和机会。“科技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设想, 在物质层面上, 人们将不再受限于生存的基本需求, 而在精神层面上, 将超越现有的社会关系, 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再是资本积累的工具、不再仅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路径, 而是成为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关键媒介。

在工作模式上, “科技社会主义”认为,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还能够缩短工作时间, 使得工作变得更加人性化, 并为个人提供发展创新潜能和个性的空间。工作将不再是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受的负担, 而是成为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途径, 各种社会支持措施, 如基本收入保障、终身学习和职业再培训计划, 将确保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得到平等分配。为了实现这一理念, 必须对现行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需要通力合作, 构建在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之间达到平衡的新系统。这意味着“制度、伦理、教育、技术等层面”^[10]将面临全面改革, 同时资本积累和分配的机制也将被重新考量, 以确保技术发展的成果能够普惠所有人。

“科技社会主义”的愿景不只是追求技术的高度发展, 而是基于技术之上建立一个促进人类解放、个人自由发展和社会整体繁荣的社会。这一社会中技术是解决共同问题的亲密伙伴, 不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通过“科技社会主义”的实践, 推动人工智能与人类福祉和自由的同步发展, 探索通往更加人性化、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未来的道路。“科技社会主义”呼吁我们重新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 以及技术在一个更为民主和公平的社会框架下的设计和应用。在这样的社会中,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而不仅仅是资本的拥有者。这种愿景的实现要求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科技的发展和监管实践, 从而确保技术创新与公民利益能够协同增长。“科技社会主义”深知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不具备人类的价值观, 它的方向取决于人类社会的集体决策。因此, 我们有责任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符合人类根本利益。民主决策过程在这里至关重要, 因为它保证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策略是反映了广泛的社会利益, 而不仅仅服务于某些人的相关私利。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沉迷于技术拜物教, 只有正视技术被谁所控为谁所用, 才能科学驾驭技术并推动社会进步”^[11], “科技社会主义”的远景是动态发展的蓝图, 它需要社会各界成员的智慧和努力, 挑战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 建构以技术为核心, 以人的全面解放和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构想。通过这一构想的实践, 可以实现一个更加平等、自由和繁荣的未来, 科技和人性的和谐共处将成为现实。

技术并非中立, 其发展轨迹深受资本逻辑的塑造与驱动, 人工智能技术的盲目崇拜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层矛盾的具体表现。为了突破“智能拜物教”所带来的限制, 我们必须基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 重新构思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新范式, 实现技术发展的社会主义转型。这一转型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重构, 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 它要求我们重新分配技术所带来的权力与资源, 确保技术创新既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又能发挥人工智能的潜能, 同时防范技术异化的风险——“在强人工智能条件下, 人类整体上反而是‘无用阶级’ ”^[12]。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社会, 人工智能成为人类自由、创造力与社会正义的有力增强器, 而非“压迫者”, 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解读, 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美好愿景的实践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