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被判定为马克思不成熟的作品: 阿尔都塞以1845年为分割线, 认为1844年写作的《手稿》属于“意识形态”阶段, 而非成熟“科学”阶段的文本。[1]广松涉表明, 《手稿》的异化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批判并被物象化逻辑取而代之。[2]异化逻辑意味着马克思以价值规范现实。宽特指出马克思此时持有类存在形而上学, 在“本体论维度上存在着对恰当个体视角的需求和对他人需求的……隐含的伦理规范”[3]122-123。这些观点都将《手稿》的不成熟归于其人本主义规范性的强势在场。然而, 《手稿》并非一部完整的著作, 而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初步研究国民经济学时所写下的四本手稿的总称
一、“笔记本Ⅰ”: 规范性前提下的私有财产批判
马克思对“笔记本Ⅰ”的写作从国民经济学家的前提“工资” “资本的利润” “地租”出发, 指出“私有财产的事实”[4]155并非现代社会不言自明的前提, 应当对事实背后的本质进一步分析和阐明。然而, 虽然面对经验事实, 马克思却从规范性的视角即先在的人的自由存在状态的规定出发, 外在地批判私有财产的事实阻碍了自由实现的对象化进程。
“笔记本Ⅰ”的规范性集中于对自由存在状态的根本规定: 人作为“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即“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4]161而存在。具体而言, 包括两点: 第一, 马克思以活动的对象化模型为规范, 表明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对象世界, 在对象化产物和对象化活动中直观和确证自身的类本质, 从而实现自由。宽特认为, 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行动的对象化”模型的影响, 将生产性行动变为唯一的行动理论模型, 所有行动都变为了产生物质对象的对象化过程。[3]32-34在黑格尔看来, 自由意志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思维领域, 必须外化到客观世界中, 而主观内在性的目的和意志以行动的方式对象化自身的过程即实现自由的过程。马克思正是受到黑格尔的启发, 将对象化活动视为向类本质复归与自由实现的过程, 他进一步将黑格尔广义上的对象化活动定位为生产活动即劳动活动, 将对象化产物指涉为劳动产品
第二, 人具有对自身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觉意识, 将自身及类都作为对象, 这种类意识既面向自然界, 又面向理论和实践领域, 既是类生活的前提, 又在进行类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和确证, 进而在对象化活动中, 个人拥有对自由实现这一过程的明确意识。这一要点从马克思强调的“有意识”的系列概念中得到显性表达。马克思指出, 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进行的是“有意识(bewußte)的生命活动”[4]162, 生命活动是“自己意志(Wollens) 的和自己意识(Bewußtseins) 的对象”[4]162。正是由于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将类“当做自己的对象”[4]161, 将自身作为“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4]161, 故而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伯特尔·奥尔曼明确指出马克思此处涉及自我意识, 涉及“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作为积极主动的个体的自我认识”[5]。因此, 类存在物的自为意识主要体现在两点: 对自身作为自由的类存在物有明确意识, 以及对进行对象化活动是对自由的实现有明确意识。
由此可以推出, “笔记本Ⅰ”规范性的逻辑如下: 从规范性前提的预设出发, 将人视为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 拥有对自身和对象同时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觉, 对类本质的自觉意识促使人进行自由的对象性活动, 在对象化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完成对类本质的肯定和确证, 从而实现自由。
面对“私有财产的事实”, 马克思以规范性为前提, 以应然批判实然, 指出私有财产的统治切断了从对象化产物和对象化活动中确证类本质的路径, 从而断定私有财产的存在是消极的, 批判私有财产阻碍了自由的实现。
一方面, 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之下, 工人与劳动产品之间并非自由的对象性关系, 而是异己的对立关系, 工人丧失了将劳动产物视为对象的前提、在劳动活动中自由地发挥体力和智力的自主性, 沦为物性和肉体存在。马克思指出, 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即劳动的对象化产物不仅不能使工人在其中直观自身, 还被他人所占有, 而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 占有了越来越多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因此, 工人的劳动产品作为他人的私有财产与自身相对立, 工人在劳动活动中投入得越多, 他所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不仅如此, 工人为了赚取更多的工资, “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 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 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4]119。这意味着, 工人自身私有财产的获取与自由的获得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因此, 无论是他人的私有财产, 还是自身的私有财产, 都无法使工人实现自由, 工人失去了对象化的基本前提即对象化产物, 即使通过工资购买了他人所生产的对象化产物, 工人也无法在其中直观自身。因为以工人身份生存的人只是一个仅仅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动物式的人, 而动物式的人无法拥有对劳动活动作为对象化活动的自觉意识。
同时, 在劳动活动中, 工人丧失了自主性, 他既没有决定是否劳动的自由, 也没有决定如何劳动的自由, 他只能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折磨, 而不能自由发挥体力和智力。劳动作为类存在物所进行的对象化活动应当彰显人在实践中改造对象世界和无机界的自主性, 但“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 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4]163。由于私有财产的统治, 工人实现自由的规范性路径被切断, 既没有可以被自觉意识把握和对待的对象, 也无法进行自主自由活动, 从而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
另一方面, 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 人与人之间处于敌对和斗争状态, 违背了在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规范前提下人与对象之间的肯定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非对象性关系, 马克思从生产领域中工人对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的异己关系中直接推论出他人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占有和主宰、他人对工人劳动活动的支配和强制, 指出工人与对象之间的异己关系“也都适用于”[4]163人对他人之间的关系。他并未对同样作为类存在物的他者作过多描述, 仅以“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4]161一笔带过。马克思此时对人与人之间的非对象性关系没有予以完整而详细的理论阐释, 根据“笔记本Ⅰ”摘抄经济学笔记部分凸显出的劳动与资本的紧张关系, 工人之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 可以推测, 马克思对人与人之间非对象性关系的说明来自对现象的直接描述, 而不是对现象进行本质分析之后得出的事实性推论。
MEGA编委就此指出, 马克思在异化劳动部分所描述的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6]41。有学者则认为马克思通过意识到工人的贫困源自工作条件, 从而觉知到工人并非“穷人”, 而是一个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7]这些观点都表明“笔记本Ⅰ”描述的是一个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工资” “资本的利润” “地租”部分, 马克思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同行业之间的竞争进行了详细说明。工人私有财产的获取已经昭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 [4]115即使处于财富增长的社会状态下, 工人也不会分享社会的好处, 反而由于投资的增多工人内部的竞争愈演愈烈, 其命运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 沦为机器, 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 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4]121。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小资本家陷入破产, 沦为工人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 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工人与整个社会的对立。
总之, “笔记本Ⅰ”的私有财产批判以规范性为前提, 工人的对象被他人所占有, 无法通过劳动产品的复归确证工人类本质的对象化, 工人与他人之间处于敌对与竞争状态, 与类存在物所要求的对象化关系和自觉意识相悖。此时马克思认为, 私有财产的存在阻碍了人的对象化进程, 无法促进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实现, 他关注的是在私有财产统治下类主体无法返回的对象化所造成的否定性后果。虽然他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 但他以规范性对经验现象进行外在批判, 没有深入事情本身。对私有财产进行内在性的认知和批判是“笔记本Ⅲ”所取得的理论进步。
二、“笔记本Ⅲ”: 推进对私有财产的事实分析
山之内靖对比“笔记本Ⅲ”对“需要、生产和分工”和“笔记本Ⅰ” “工资” “资本的利润”“地租”的相关论述, 认为“笔记本Ⅲ”对社会科学的批判和国民经济学的认知产生了质的飞跃, 从立足现代世界的外侧到内在于现代世界进而发现超越它的可能性。[8]本文赞同这个结论, 并尝试从规范到事实的角度来进行论证: “笔记本Ⅲ”开启了对私有财产作为关系的历史性剖析以及从生产转换到流通的私有财产分析新视角, 从而获得了私有财产具有积极本质的新体认, 开拓了私有财产批判的新维度。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作为关系的认知从现象层面的描述推进到私有财产内部矛盾运动的辩证性和历史性分析。“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对私有财产的明确描述都指向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前者指出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4]168, 包含着两种关系: “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 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4]168。此时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分析建立在劳动的视角之上[6]40, 由此他区分出劳动者以及非劳动者的双方关系。正是在“笔记本Ⅰ”的末尾, 马克思意识到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 因此“笔记本Ⅱ”对私有财产的关系进行了专门讨论, 进一步指出其中还包括作为资本和劳动的私有财产的“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4]172。
“笔记本Ⅲ”开辟了对私有财产历史性的独特解读。诚然, “笔记本Ⅰ”也指出所有者和财产之间的人格关系、政治色彩都将归结于“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4]151, 但这不过是对历史经验材料的总结, 是国民经济学家也赞同的共识。实际上, 国民经济学家阐释了私有财产的经验历史发展过程, 却没有把握其发展的历史性特征。无论是重农主义将财富理解为农业还是重商主义将财富理解为货币, 都是对私有财产某一特殊存在形式的非历史性把握。国民经济学承认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的统治地位, 他们观测到私有财产的事实, 却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 这是对私有财产发展历程的非历史性认知。
而“笔记本Ⅲ”对作为关系的私有财产理解深入到历史性的辩证本质之中。劳动与资本产生的对立是“能动关系” “内在关系”上的对立, 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4]182, 即从私有财产的内部发展而非外部引发的矛盾与对立, 而这一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又促使矛盾本身得到解决, 这正是黑格尔逻辑学所阐述的“具体的同一”的运动过程。由于“具体的同一”中包含着排斥的双方, 因此它必然发展为“本质的差别”, 之所以是“本质的差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支笔和一只骆驼之间的“直接的差别”, 而是对立的双方, 虽然彼此排斥但彼此规定, “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 并且只是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9]。正是在差别环节的矛盾运动中生发出内在超越性, 上升到更高级别的同一中。就此而言, 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所阐述的私有财产的矛盾是内置于自由历史发展的“本质的差别”环节, 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作为其肯定的一面, 私有财产对自由的限制作为其否定一面, 肯定与否定同根同源, 彼此对立又互为前提而存在, 扬弃私有财产的内部矛盾之后, 就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质言之, “笔记本Ⅰ”只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意识到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存在对立, 而“笔记本Ⅲ”则洞见到现实世界的不幸来自私有财产本身的矛盾, 而这一矛盾又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所在。“笔记本Ⅰ”根据经济学的摘抄得出了私有财产的单纯统治的结论, 是对经验历史中私有财产发展来路的总结, 而“笔记本Ⅲ”则依据私有财产内部辩证法指出扬弃私有财产作为实现自由的途径, 对私有财产去路进行历史性科学预测。但需要注意的是, 《手稿》仍然以生活资料、财产占有为标尺来区分工人和非工人, 尚未进入对生产资料的认识, 因此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尚未被马克思把握为生产关系, 有学者将之阐释为“脱离了生产关系的分配和交换关系”[10]的表面化社会关系。
“笔记本Ⅲ”还以共时性视角表明私有财产已经“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4]182。马克思对发达的私有财产的认知不再停留于生产视域, 而是从分工和交换出发, 既将私有财产视为社会交往的中介, 又将其视为总体性的社会结构。
“笔记本Ⅲ”虽然保留了分工将导致个人活动片面化的看法, 但马克思此时已经意识到分工和交换是类活动的积极表现。对于交换行为, 相较于“笔记本Ⅰ”的抽象说明, “笔记本Ⅲ”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由货币构成中介, 货币成为一切纽带的纽带, 货币所具有的普遍性就是主体间交往的普遍性。马克思对对象化活动的说明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 从类存在意识的相互对待转换为现实的分工和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 马克思意识到对象化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类主体, 而是处于具体关系和历史中的个体, 分工和交换促进了个体的自我实现。
至此, “笔记本Ⅲ”对于私有财产的认知, 已经从“笔记本Ⅰ”规范性视角下的批判转入历史性考察, 马克思一改“笔记本Ⅰ”贬斥私有财产的负面态度, 转而称赞私有财产具有积极的本质。“私有财产的意义——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 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4]242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在于, 一方面, 私有财产作为实物存在是生产者个性的外化和表达, 当它满足了消费者的特殊性需要时, 就实现了对生产者的肯定; 另一方面, 通过私有财产的中介, 个人的交往范围和活动领域随着流通范围的扩大而扩大, 促进个人自我实现, 生成为总体的人。肖恩·塞耶斯认为, 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十分重要, 马克思并非绝对地或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 而是强调克服其异化形式并以非异化的形式吸收其积极面。[12]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 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4]241。这是对私有财产历史价值的高度赞扬, 对此将在下文展开论述。以此为前提, 马克思从规范性视角深入到私有财产内部辩证法, 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流通领域, 批判私有财产本身所形成的社会联系构成对人的强制, 从现实需要的生成机制批判私有财产统治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一方面, “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都对物对人的统治进行了批判, 但“笔记本Ⅲ”实现了从生产到流通维度的扩展, 即从单个产品与工人的对峙到物象化体系对全体人的统治。“笔记本Ⅲ”以货币作为社会交往的中介深化对私有财产的内在批判。《穆勒评注》对货币的功能予以清晰的界定: “货币的本质, 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 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13], 并指出货币借此成为真正的上帝, 成为在人之外、凌驾于人之上的物的权力。“笔记本Ⅲ”延续了这一思路, 指出与货币相交换的不是特定的事物, 而是整个对象世界, 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整个对象世界的占有。因此, 人人都趋向于追求货币, “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4]224, 货币蕴含的无限可能性意味着货币占有欲是无度和无节制的。因而, 货币在诞生之初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手段而存在, 现在却成为真正的本质和唯一的目的。
另一方面, 马克思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深化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批判。“笔记本Ⅰ”指出, 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源于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 从而工人无法完成对类本质的复归, 人与人之间无法实现对象性的关系, 以规范性的应然批判现存中的实然。而“笔记本Ⅲ”表明在消费领域出现了需要的精致化和简单化的对立: “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 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4]225, 这种简单化的需要, 不仅不能以人的需要的形式存在, 甚至不能以动物的需要的形式存在。工人粗陋的需要构成了比精致的需要更大的盈利来源。马克思不仅对这一现象加以批判, 而且对其内在原因进行了分析。在私有财产的范围内, 需要的满足不是通过自身的生产而是通过他人的生产得到满足, 因此“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 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4]223当对方陷入对需要的一味追求并处于依赖地位, 自身获利就越多, 因而, 需要的精致化与简单化是一体两面的存在。马克思还深刻地洞见到, 需要的制造者即资本家本身需要的满足并非无节制, 而是服从于生产, “他为自己的享受所挥霍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4]235。
一言以蔽之, “笔记本Ⅲ”进入历史性的事实本质之中, 私有财产造成的社会对立来源于私有财产内部矛盾的发展, 而矛盾发展的顶峰则造就了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现代工业。面对现代工业, 马克思一方面深入说明私有财产作为社会联系的中介如何造就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一方面不再秉持对私有财产的全然否定态度, 指出私有财产具有积极的本质, 其历史使命在于促进自由的真正实现。
三、“笔记本Ⅲ”: 规范与事实双重视角下的自由论证
“笔记本Ⅲ”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 人如何实现自由即实现人、自然、社会的统一。根据岩渊庆一的解释, 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社会具有一以贯之的规范性特征, 《手稿》中“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一个规范性概念, 它在未来存在且应该存在。[14]诚然, “笔记本Ⅲ”关于自由实现的论证仍然具有规范性色彩, 但在对私有财产历史性考察基础上生发出规范性与事实性辩证统一的特点: 自由的主体从类主体自由自觉的对象化转向特殊个体的自我实现, 自由的内涵从自主活动扩展到个人本质力量的丰富发展, 自由实现的路径从类本质的复归转向私有财产的现实运动过程。
“笔记本Ⅲ”指出“社会的存在”是“合乎人性的存在”[4]186, 而在社会(Gesellschaft)的条件下, “合乎人性的存在”又是“人的自然的存在”[4]187, 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统一, 既作为特殊个体又作为观念总体的社会存在物, 是“笔记本Ⅲ”自由实现的规范性所在。但“社会的存在”并非对“笔记本Ⅰ” “类存在物”的简单置换。以现代工业发达的分工与交换体系为前提, 私有财产作为异化的人的生命的感性表现, “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 就是说, 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4]186对社会存在物的规定与对私有财产辩证性和历史性的事实剖析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马克思自由论证的新视角。
第一, 自由实现的主体从抽象的类主体退回到现实的个人上。现实的个人处于万物互联的对象世界中, 对象化所得到的确证来自每一个他者的回应, 人对自身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自觉来自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的意识, 而非作为类存在物对自身类意识的理性自觉。
个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是基于抽象的类活动, 而是在丰富的对象世界中展开, 不同主体之间互为对象、彼此承认。“笔记本Ⅲ”强调, 社会存在物是“特殊的个体”与“观念的总体”的统一, 作为“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4]188, 社会性意识不仅来自主体一侧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自觉(自为的主体存在), 还来自社会共同体其他成员的承认和肯定(被思考和被感知), 而后者正是“笔记本Ⅰ”鲜少涉及的他者视角。正如阿维纳瑞所言, 《手稿》对于人处于互相需要的理想社会关系设想的有效性由“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提供”[15]。以货币构成现代社会中介的洞察为前提, “笔记本Ⅲ”强调在存在物以及存在物的对象之外, 还有第三存在物, 三者之间彼此以物构成对象性关系。物并非私有财产, 而是去除了私有性质的中介物: “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 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 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4]187。以丰富的对象世界为镜子, 一切对象都成为个人实现本质力量的确证, 这说明对象化的主体从“笔记本Ⅰ”的抽象类主体转换为处于具体关系中的特殊性个人。与此同时, “笔记本Ⅲ”后生的自觉性意识不仅来自与他人直接交往的共同活动, 而且在单个人活动所使用的社会产品和社会材料中得到反馈, 显然, 这基于现代工业丰富的社会联系才得以可能。“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 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 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4]188。
第二, 不同于“笔记本Ⅰ”对自主性的强调, “笔记本Ⅲ”表明社会存在物本质力量的丰富发展、感觉和特性的解放是发达的工业即“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4]242, 这意味着马克思基于私有财产的现实运动扩展了自由的内涵。
“笔记本Ⅲ”则将自由内涵扩展到“个人本质力量的丰富发展”, 这无疑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先声。马克思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将人对物的关系理解为对实物的单纯占有、使用和享受, 在真正的共产主义中, 个人以全面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对象, 实现感觉和特性的丰富发展。五官感觉的形成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正是由于私有财产的运动, 形成了丰富的对象世界, 基于不同性质的对象, 个人本质力量的独特性也以不同方式呈现, “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 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 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 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4]191与不同对象进行的不同互动和肯定方式, 构成了特殊性个人的特殊存在方式。
第三, 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历史运动的考察, 区分了“已经生成的社会”和“正在生成的社会”[4]192, 现实的私有财产运动不仅奠定了未来社会丰厚的物质财富基础, 而且是迈向未来社会的必要前提, 自由实现的路径已然不同于“笔记本Ⅰ”复归类本质的抽象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笔记本Ⅲ”论及的社会语境相较于“笔记本Ⅰ”劳资对立的阶级社会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笔记本Ⅲ”在“笔记本Ⅰ”对社会的“Gesellschaft”指称基础上, 增加了Gemeinwesen、Gemeinschaft两个概念的使用。学者们达成了Gemeinwesen是Gesellschaft和Gemeinschaft合集的共识。
此外, 马克思表明私有财产以物的形式实现了对以往一切财富的积累和延续, 而这是规范性前提下的复归运动所无法观照的现实普遍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4]192。尽管在现代工业中, 私有财产失去了私人的含义, 不再反映生产者的独特力量, 但却由于诸个人生产出来的物象交织形成了普遍的人类财富, 这种普遍性不是观念的思辨产物, 也不会由于特殊性个体的消亡而消亡, “抽象的类获得现实的内涵”[17]。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 马克思在谈及工业的历史时, 他所思考的“并不是一种经验联系, 而是一种创造历史的联系”[18]。通过对象化活动所生成的对象世界具有持存性, 既在同时代作为结构化存在满足社会共同体内部成员的需求, 又伴随着历史的运动过程不断绵延。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 既是未来社会的必然中介, 也是其不可缺少的前提; 既是特殊个体不断实现自身, 感觉、需要丰富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又是社会本身的形成过程, 彰显出强烈的现实色彩。
就此, 马克思完成了对自由论证方式从规范到事实的过渡。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以外化模型构建出“客观主义”历史哲学框架, 否认了规范性的统一观念作为一种实际的预期和要求的特性。[19]质言之, 通过对私有财产历史价值以及蕴含其中的矛盾同时促成矛盾解决的辩证本质考察, 马克思表明自由经由私有财产运动而实现, 科学地预测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生存形态。
虽然《手稿》还没有从资本的高度来分析私有财产, 尚未揭示现代社会中私有财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关系, 对自由的论证仍然存有规范性视角, 但从“笔记本Ⅰ”到“笔记本Ⅲ”, 是马克思整体思想发展过程重要转折点的体现, 他实现了以自由为规范性标准到自由借助于私有财产中介而实现的转变。“笔记本Ⅲ”的诸多问题意识延续下来, 被进一步深化和探索。私有财产的文明面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多次被提及; 私有财产批判成为马克思后期写作重心; 社会存在物及其本质力量丰富发展的自由设想被进一步阐释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享受生产成果、实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可见, 《手稿》作为思想剧烈转变时期的未完成文本不能被简单定义为早期马克思的不成熟著作。
① 根据拉宾的考证, 马克思在完成“笔记本Ⅰ”写作之后, 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摘录即写作《穆勒评注》, 继而撰写“笔记本Ⅱ”“笔记本Ⅲ”。参见: 尼【-逻*辑*与-】#183;拉宾.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M]. 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 译. 北京: 生活【-逻*辑*与-】#183;读书【-逻*辑*与-】#183;新知三联书店, 1982: 232.
② 雅克【-逻*辑*与-】#183;朗西埃指出, 这一对象化产物指的是“生活资料”。参见Jacques Rancière,
③ 望月清司将Gesellschaft翻译为“社会”, 将Gemeinwesen翻译为“共同体”。Gesellschaft是通过中介形成的社会, Gemeinwesen在《手稿》的语境中主要包括三个内涵: “共同存在性”的联系=统合的性质原理; 某种具有上述性质的组织和形态这一联系=统合的结构原理; 上述结构原理在历史中表现为特定的共同团体方式。(参见: 望月清司.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M]. 韩立新,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6-87.) 山之内靖将Gesellschaft翻译为表示以独立的个人为出发点的社会的关系性的“法理社会”, 将Gemeinschaft翻译为表示以个人生活为前提而存在的集合性结合秩序的“共同体社会”, 他认为“法理社会” (Gesellschaft) 构成了“共同体社会”(Gemeinschaft) 的基础, 只要在“法理社会”(Gesellschaft) 中实现了与他人的直接结合, 就有可能是“共同体社会”(Gemeinschaft)。(参见: 山之内靖. 受苦者的目光: 早期马克思的复兴[M]. 彭曦, 汪丽影,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30-331.) 韩立新将Gemeinschaft翻译为无须中介、直接交往的“共同体”, 将Gesellschaft翻译为借助于中介而交往的“社会”, 将Gemeinwesen翻译为“共同存在性”“共同本质”, 并理解为上述两种人类集合形态中人的共同性本质的概括。(参见: 韩立新. 《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7-18.)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