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过程中有这样一种情况, 即译者不清楚, 或使用化名, 或同名同姓而出现误传, 或根本就不标明译者。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和知情者陆续离世, 关于译者的考察就越来越困难。在1949年以前译为中文的列宁著作中, 《马克思及其学说》和《帝国主义论》的译者王唯真就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

1933年, 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刊行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 1937年, 上海智新书局再版, 书名改为《马克思学说》, 其中还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译者均未署名。1938年3月, 汉口的中国出版社《马克思及其学说》, 译者明确标明是王唯真。经文本比对, 这三个译本的译文基本相同, 可确定译者均为王唯真。此外, 1938年, 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 并未标明译者。1939年7月和11月, 重庆生活书店两次印行了列宁的这部名著, 译者署名王唯真。延安解放社1943年8月再印时, 保留译者署名, 增加了《列宁选集》 “中文版编辑部的话”。同时, 另有十数种列宁著作的中译本标有“唯真译” “唯真译校” “唯真总校”等字样, 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的研究资料称“唯真”就是“王唯真”, 一些介绍王唯真的文献材料中, 也把上述译本视为王唯真的译作。但是, “唯真”不是王唯真, 此“王唯真”非彼王唯真。目前, 网络数字平台所能查到的王唯真曾任新华通讯社代理社长, 但上述列宁著作的译者不可能是他, 只是因名字相同而造成的以讹传讹的结果。试证如下。

第一, 王唯真先生并没有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的经历。从现有的传记材料来看, 除了错误认定的上述经典译著外, 此前和此后再无王唯真翻译列宁经典著作的记载, 他本人的回忆文章以及知情好友的回忆文章均提及他在新华社从事外宣翻译工作, 也从未谈到过翻译列宁经典著作的事。并且从王唯真先生成长的经历上来看, 也没有专门的学习俄语或者自学俄语的记载。20世纪30年代, 王唯真在菲律宾中学读书, 没有信息表明他较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 熟悉阅读马列的经典文献, 可见他当时并没有翻译马列经典的能力和条件。

第二, 生长的经历与出版的时间不符。新华社的王唯真社长生于1923年, 1938年只有15岁, 当时, 他与父亲到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 要求回国抗战, 之后一年的时间里, 他随南洋华侨司机服务团车队绕道越南辗转奔赴延安。而署名王唯真的经典著作都是这时期翻译和出版的, 很难想象在旅途的奔波中,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在不具备翻译的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 能够译出列宁撰写的政论性巨著, 由此可以基本断定, 刊印在封面上的王唯真不会是新华社的王唯真。

第三, 据北京图书馆的考证, 1931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列宁选集》中文版, 经查, 署名王唯真的译本均出自该选集。如《帝国主义论》来源于伯虎译、唯真校的《列宁选集》第8卷中的译文, 这一版本的译文1938年独立成书, 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为书名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发行。这一单行本在国内由重庆生活书店在1939年7月重印, 而新华社的王唯真这时年仅8岁。经调查访谈, 《列宁选集》的校对者唯真, 并不是王唯真, 而是当时在共产国际出版部担任《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编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校译员的谢唯真。据传记资料记载, 谢唯真1927年之后曾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 1929年又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班学习, 这种俄语和政治理论条件为他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开始他就从事与翻译有关的工作, 担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员。1937年后开始从事专业经典著作翻译工作, 他被调到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 任中文编辑部主任。而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及其学说》, 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论》所依据的中文版本正是谢唯真先生在此工作期间所发行的版本, 所以, 人们对以唯真笔名出现的译者就是谢唯真并没有疑义。那么联系到这两个版本的源渊关系, 王唯真也只能是谢唯真。

第四, 从译文上看, 王唯真的译文与莫斯科版基本一致, 两个译本就存在着这种译文和内容结构上的亲缘性。这里仅以《帝国主义论》为例: 首先, 从结构上看, 二者采用了同一个编者前言。这是一篇比较长的编译者的说明, 阐述列宁这一论著的地位、中心思想和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以及翻译、校对的分工和编辑说明。虽然比较长, 但两个版本的序言却有95%以上的重复率, 唯一的不同是重庆版去掉了关于分工的说明。因重庆版注明的译校者是王唯真, 而莫斯科版则注明的是伯虎译, 唯真校。采用同一个编者长篇序言, 已清楚地体现了两个版本的关系。再看其他的译本, 如刘埜平译本、吴清友译本等则没有采用这一编者序言。从译本上看, 第三章的题目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词, 即“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统治”, 在翻译这两个术语时, 两种译本都一致地把“金融”概念译成“财政”。其实, 金融和财政两个概念是有很大差异的, 金融是同市场相联的, 而财政更同政府相关。对这个术语的翻译, 同时期其他的译本基本都译为“金融”, 如刘埜平译本。这更符合列宁的原意。但重庆版和莫斯科版因苏联的计划经济背景, 译的都是财政。如果译得准确的话, 一致是正常的, 但译得不准确, 这种一致就说明了译者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再如, 对我们今天称为“社会沙文主义”这一概念的译法, 吴清友译本译做“社会爱国主义”, 而莫斯科译本和重庆生活书店译本都出奇一致地译作“社会国家主义”。这样的例子在译文中随处可见。所以我们认定重庆生活书店译本就是来自莫斯科译本, 而译者王唯真就是谢唯真。

第五, 王唯真遗孀与女儿的回忆。母女两人回忆说, 王唯真从小就立志抗日, 是15岁的“小归侨”, 1939年到达延安。因英语基础好, 曾参与新华社的翻译工作和党的新闻宣传工作, 曾经用笔名“辛”翻译和发表文章, 但是很少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王唯真的女儿王枫说, 他父亲曾提及党内有一个名字和他一样的同志。当被问及王唯真是否翻译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和《帝国主义论》时, 王唯真的遗孀判断, 王唯真到延安时只有16岁, 估计他当时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不能胜任这种著作的翻译。按照母女两人提供的线索, 笔者查找了1949年以前作者署名为“辛”的文章, 其中多为随笔、政论文章, 如1941年发表于《学习》杂志的《〈民主与专政〉介绍》、1946年发表于《文化翻身》杂志上的《世界主要各国的共产党》等, 未曾查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

综上可知, 《马克思及其学说》和《帝国主义论》的译者不是新华社的王唯真, 然而, 党内是否另有一个从事经典著作翻译工作的王唯真? 为什么重印莫斯科版的国内译本要将译者署名为“王唯真”? 这些问题仍需深入考证, 以还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