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 马克思主义开始大规模地译介传播。据不完全统计,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有五百三十余种之多, 列宁著作无疑是其中重要部分。1938年莫师古版《国家与革命》出版, 是众多中译文版本无法绕过的经典版本, 甚至成为其他版本的母本。不难发现, 与列宁思想有关的其他几部重要著作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青年团底任务》 《列宁主义问题》 《共产党党章》 《苏联青年生活的斗争》等中译文版本众多, 但总能从中找到莫师古中译文版本。莫师古与列宁著作的翻译出版渊源颇深, 如此高产的译者莫师古何许人也, 探索从未停止。

通过查勘比较, 涉及莫师古介绍的直接文献资料几乎没有, 间接文献资料基本上也是一笔带过, 而且大多语焉不详, 既没有明示的线索, 也绝少暗指的信息, 这更增加了译者莫师古到底是谁的神秘性以及探究事实真相的复杂性。莫师古的名字似乎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 已经无法获知直接而确切的信息。草蛇灰线、溯本清源, 根据文献整理尽量还莫师古一个清晰面目。

第一, 莫师古与莫斯科谐音密切相关。莫师古何意, 是人名还是另有所指成为疑问之一。查阅王仿子先生的《出版生涯七十年》回忆录发现其中提到以下信息: “外版书中, ……还有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署名莫师古翻译的(在上海翻印的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中文版。莫师古是莫斯科的谐音)。”孤例不明, 单证不立。查阅《社会历史观大辞典》有关《国家与革命》词条时发现其中提到信息: “1938年3月, 国民党统治区某书店将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的《国家与革命》重印发行, 译者署名莫师古, 即莫斯科的谐音。”第三处佐证来源于沈文冲先生在谈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编译时提到的信息, “1938年2月和10月, 又有以简化的书名出版的初版和再版莫斯古的译本(32开177页, 莫斯古似是莫斯科的谐音), 出版单位未署”。需要注意的是, 在此处提到的莫师古变成了莫斯古。综合上述三处引证, 我们可以据此确信的信息就是莫师古(莫斯古) 可能并非特指某个人, 莫师古(莫斯古) 疑是莫斯科的谐音。而对于莫斯古与莫师古何者在先, 却已难以考证。

第二, 莫师古与莫斯科社密切相关。在翻译出版列宁著作中译本方面, 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下面简称莫斯科社) 做了主要的工作, 莫师古与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之间隐藏着一些潜在信息。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前身始于在莫斯科成立的列宁选集中译本校订委员会(1929年), 主要负责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国际》杂志等。而后在莫斯科中文印刷厂基础上成立了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1年), 该社改名为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38年), 主要任务就是出版中文、西班牙文、德文和东欧各语种的经典著作, 扩大马列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宣传和影响。从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以至解放战争时期, 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翻译的马列著作一直是众多译本中的权威范本。1938年, 莫师古翻译《国家与革命》, 就是由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而后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都离不开莫斯科出版社, 莫师古出处无疑与莫斯科出版社存在着密切关联性。

第三, 《国家与革命》莫师古译本与莫斯科社其他译本密切相关。通过调查研究, 不难发现《国家与革命》的后续版本都与1938年莫斯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莫师古译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47年, 苍木译校的《国家与革命》, 由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 1947—1948年, 唯真和苍木译校的《列宁文选》(包含《国家与革命》), 由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 1949年, 唯真译校《国家与革命》节译本, 收在1949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 标题为《“国家与革命”一书摘录》。值得一提的是除莫师古译本而外, 后来接续出版的苍木版、唯真苍木版、唯真版均不是翻译, 而是译校, 这种情况说明事实上他们是在对已有的现成译本进行译校, 而当时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社) 按照出版时间存在的现成版本应该就是“莫师古版”。进一步说明, 莫师古译本与后续的苍木版、唯真苍木版、唯真版《国家与革命》在文献相承与时间上存在着内在关联性, 而且都是在莫斯科社译校出版。那么我们不禁会联想, 都在莫斯科社工作的莫师古、苍木、唯真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第四, 莫师古与苍木、唯真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 上文提到的“苍木” “唯真”就是当时正在莫斯科社中文编译部里工作的李立三、陈昌浩、张锡畴和谢唯真等人, 他们共同经历和见证了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的名称变迁与业务发展。李立三、陈昌浩、张锡畴和谢唯真等人究竟与“莫师古”有何关系呢? 在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出版史料》中有以下记载: “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的‘苍木’ (即陈昌浩) 版”, 《列宁著作在中国》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苍木(陈昌浩) 译校, (莫斯科) 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从中可见, 苍木即陈昌浩。沈文冲先生在《民国书刊鉴藏录续集》一文中又提及苍木就是李立三的信息: “笔者于2008年4月以60元购得的这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未见于著录, 苍木(李立三) 译, 北京中外出版社1949年4月初版。”李慎思在《李立三之谜》传记中也特别提到, “他在苏联15年, 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从中可见, 李立三不但使用过苍木笔名, 也使用过唯真笔名。实际上这段历史从各方面都得到了确证, 当时李立三正奉共产国际之命赴莫斯科从事包含翻译在内的工作。我们进一步研究唯真笔名的使用情况, “唯真”是谢唯真(原名谢建民) 最常用的笔名。总而言之, “苍木”既是李立三的笔名, 也是陈昌浩的笔名; “唯真”既曾用作李立三的笔名, 也曾用作谢唯真的笔名。在《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20世纪中华名人辞典》中都有记载。他们都曾共用过笔名, 莫师古似乎更有理由成为他们共用的笔名了。

第五, 莫师古是译者集体的共用笔名吗? 莫师古可以确证为莫斯科的谐音, 到底是谁、因何原因使用莫师古笔名, 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值得探究。还原历史需要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探究。二十世纪前半叶, 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 革命形势错综复杂, 仁人志士时刻处于危急当中, 鉴于时势艰难, 这些译者不便使用真名, 正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严安人”就是延安人的谐音, 另一译者“纪华”就是纪念中华之意一样, 《国家与革命》译者“莫师古”是莫斯科的谐音, 情形一样都是借谐音托志。当时李立三、陈昌浩、张锡畴和谢唯真等人同时在莫斯科社工作, 共同从事马列主义翻译出版, 采用统一的笔名也许更为便利, 他们经常共用苍木、唯真等笔名就是明证。那么, 对于李立三、陈昌浩、谢唯真等人来说, 同时在莫斯科社共事过, 都曾参与《国家与革命》翻译与译校工作, 共用莫师古以志莫斯科记忆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莫斯科作为译者集体笔名似乎更为顺畅。“莫师古”是莫斯科谐音, 既表明了他们与莫斯科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也彰显了他们那种身在莫斯科、心系祖国的赤子情怀, 从中可以领略那种力克时艰永葆斗志的革命乐观精神。“集体翻译, 各自校译”就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常态, 莫师古并非专指某个单独译者使用的笔名, 而是特指译者集体的笔名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能解释说明后续的苍木版、唯真苍木版、唯真版与莫师古版之间的相承关系。

从“莫斯古”变成“莫师古”, 期间的演变过程不得而知。不知其中是否涵盖有如下含义, 即最初的“莫斯古”寓意学习模仿“莫斯科”, 到最后理性地反对全盘师古、泥古而主张“莫师古”, 寓意不要完全照搬俄国经验, 要走自己的道路, 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思想。实际上, 从反对二次革命论到反对一次革命论, 从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真实写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历史新方位, 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更加需要继续弘扬伟大斗争精神, 继续坚持“莫师古”的革命乐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