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下文简称《序言》) 是恩格斯受波兰革命者斯塔尼斯拉夫· 门德尔松的约请, 为波兰社会主义周刊《黎明》伦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1892年波兰文新版本所作。《序言》首次问世是以译文发表在《黎明》1892年2月27日第二辑第2卷第35期, 发表时缺少德文原文里的一句话: “Unddoch ist sie eine Nothwendigkeit für dasharmonische Zusammenwirken der europäi-schen Nationen. ”^[1]104 (“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2]352)《宣言》1892年波兰文新版刊登的《序言》依然不完整, 同样缺少这句旨在阐明波兰的民族解放是欧洲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的关键表述。具有如此重大政治意涵的表述连续被漏译两次, 这不是编译人员和出版者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而是有意为之。本文将这处漏译放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早期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围绕波兰问题论战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 把《序言》的编译研究同1881年11月和1882年2月恩格斯同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关于波兰问题往来书信的文本文献学考察结合起来。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将《序言》当作同国际主义者论战的意识形态策略性工具, 删减是为了迎合民族主义无条件片面要求波兰独立的政治纲领。

斯塔尼斯拉夫· 门德尔松(1858—1913年) 是波兰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 先后参与创建了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和波兰社会党这两个在波兰问题上持完全对立态度的波兰社会主义政党。门德尔松精通德文、法文和英文, 活跃于欧洲国际工人运动, 有一定影响力, 是1889年7月召开的第二国际巴黎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代表参会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在《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3]729他也是1891年8月第二国际布鲁塞尔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893年8月苏黎世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波兰代表之一。门德尔松是西欧发行的多个波兰革命刊物的创办者、编辑和出版人。1879年10月, 门德尔松等人在日内瓦创办了月刊《平等》, 该杂志因波兰社会主义者围绕民族独立问题的论战而停刊。1881年8月, 门德尔松等人在日内瓦创办了《黎明》杂志, 该杂志在1892年年初被民族主义派别完全掌握, 门德尔松是伦敦编辑部负责人和出版人。恩格斯对《黎明》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波兰文译文首版大多在《黎明》问世或由其出版社刊印发行。《黎明》杂志发表了约20篇恩格斯著作的波兰文译文。一些译文发表后, 恩格斯还向编辑部索要样刊。

1891年1月, 受波兰社会主义者斯塔尼斯拉夫· 帕德列夫斯基刺杀沙俄驻法国秘密警察头目尼古拉· 德· 谢列韦尔斯托夫的影响, 门德尔松夫妇被驱逐出法国, 流亡至伦敦。恩格斯十分关注甫抵伦敦的门德尔松夫妇, 不仅牵挂他们的生活, 更积极引导两人认清以亨利· 迈尔斯· 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民主联盟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本质。门德尔松夫妇接受了恩格斯的教育, 同恩格斯保持着经常的书信往来, 夫妇两人也经常去恩格斯家里拜访他。后者将两人介绍给了考茨基、倍倍尔、伯恩施坦、艾威林夫妇和拉法格夫妇等人。恩格斯认为门德尔松“是一个可以信任的正派人”^[4]275。应门德尔松的请求, 恩格斯于1892年2月用德文为即将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2]351撰写了一篇序言。

1892年2月11日, 恩格斯将创作完成的《序言》随信寄给了门德尔松。^[5]274 《序言》的波兰文译文刊登在2月27日星期六出版的《黎明》第二辑第35期。编辑部写了一份题注, 刊印在《序言》正文前, 共两段:

“《共产主义宣言》第二版出版之际, 我们向恩格斯提出请求在引言前写几句话。我们的请求被接受了, 恩格斯给我们发来了序言, 并且承诺随着形势发展, 如果再版有需要, 他将会进一步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 以便能够更加详细地思考它。

“今天我们迫不及待地将恩格斯写的这些话呈现给读者,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同志们是多么迫切想要了解社会主义阵营里这位先锋战士的话。”^[6]64

刊版译文缺少德文原文里的一句话: “Unddoch ist sie eine Nothwendigkeit für das harmonische Zusammenwirken der europäischenNationen. ”^[1]104 (“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须的。”^[2]352) 此外, 108也缺少德文词“polnische”^[1]103 (“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2]351中的“波兰文”) 和德文表述“noch andre anderswozersprengt”^[1]103 (“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2]351) 的译文。《宣言》波兰文新版收录的《序言》也漏译了上述德文。下文着重考察“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须的”漏译原因。从篇章结构上看, 这句话位于德文原文的结尾处, 是第四段的倒数第三句, 属于总结部分; 从论证逻辑上看, 这句话是恩格斯阐明波兰的独立和解放对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基础条件的关键表述。漏译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 它与波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派别围绕恢复波兰的论战、争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权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主动权的斗争密切相关。

波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是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 “民族问题是波兰社会主义者研究的第一个课题”^[7]106。围绕如何处理社会、经济和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先后顺序, 19世纪80年代起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逐渐形成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派别。这两个派别均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 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恢复波兰的思想的阐释截然不同, 在各自的政治纲领中对思想的运用也不同, 论战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首先建立波兰民族国家。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捍卫者和践行者。国际主义者认为消灭阶级压迫比消灭民族压迫和建立独立的国家对波兰革命更具决定性意义。他们主张, 波兰工人运动要加入国际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者推翻沙俄统治的斗争, 国际革命的成功自然会解放被奴役和压迫的国家。《宣言》里“工人没有祖国”^[8]47的表述被国际主义者看作反对建立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的重要论据: “这样或那样的波兰国界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的祖国是整个世界。我们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 这是一个比波兰民族更加不幸的民族———无产阶级的民族!”^[7]17

民族主义者坚持波兰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和建立独立波兰民族国家的革命传统, 始终强调要把波兰的革命活动同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以民族主义者为主体建立的波兰社会党把依靠无产阶级力量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波兰共和国确立为最低政治纲领。该党坚决维护波兰的民族自决权, 不反对革命的世界主义, 愿意同俄国革命者合作共同推翻沙俄政府, 条件是与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组织的合作必须建立在独立主权实体之间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从属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波兰党不受俄国党的领导。^[9]25-26波兰社会党坚定维护波兰作为国际社会党阵营中的一员所应有的立场。在该党看来, 政治纲领优先处理民族问题, 这并不是要与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背道而驰, 而是争取恢复被波兰资产阶级出卖掉的“波兰的革命价值”^[10]276。建立波兰独立民主共和国一方面坚持了波兰的革命传统, 另一方面将马克思恩格斯恢复波兰的思想与波兰的民族愿望结合起来, 这既提高了受压迫的广大波兰无产者的阶级觉悟, 也唤醒了波兰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论战贯穿了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 考茨基形容两派的论战是“拉锯战, 难分胜负”^[11]49。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争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也体现在编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上。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七篇序言里共提到三个版本的波兰文译本: 1848年伦敦版、1883年日内瓦版和1892年伦敦版。1848年2月《宣言》德文首版问世后, 流亡的波兰革命者开始着手翻译, 但未译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出版的《宣言》波兰文译本是1883年日内瓦版和1892年伦敦版。这两个版本的译者是同一个人, 即同门德尔松创办了《平等》月刊和《黎明》杂志的波兰革命者、社会主义活动家维托尔德· 佩卡尔斯基。这两个版本的翻译底本也相同, 都是1872年莱比锡版。尽管译者和底本相同, 但1883年日内瓦版和1892年伦敦版是两个不同的译本。首先, 印制和发行地不同。1883年译本的承印单位是《黎明》杂志日内瓦印刷厂, 1892年译本的承印单位是《黎明》杂志伦敦印刷厂。其次, 编译和出版主体不同。虽然两个版本的出版发行机构都是《黎明》杂志社, 但该杂志社1883年属国际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工人委员会所有。1892年译本出版时, 《黎明》杂志社已被民族主义派别掌握。再次, 两个译本的书名和内容不同。1883年译本的封面标题是“1847年共产主义宣言”, 收录有《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佩卡尔斯基还写了译者前言。1892年译本的封面标题为“共产主义宣言”, 除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外, 还收录了恩格斯专门为该译本撰写的序言。1892年译本无译者前言, 修改了1883年译本中马克思生平简短介绍的个别错误。《宣言》被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派别掌握的出版机构分别出版一遍, 这既有标榜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象征意义, 更表明两派在激烈争夺宣传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思想的话语权。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周刊) 在1881年10月6日第41期、10月13日第42期和10月20日第43期连续三次报道了1881年10月2—4日在瑞士库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盟。大会在讨论波兰问题的报告时, 波兰代表团就是否建立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产生了激烈争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派的激烈争论成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必须面对的问题,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认为必须就波兰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表明态度。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就此分别于1881年11月8日和11月14日致信恩格斯, 请恩格斯对此发表意见。

考茨基在信中阐述了他对波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方式的见解, 表明了他的国际主义立场。考茨基告诉恩格斯, 波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波莱斯瓦夫· 利曼诺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依然支持恢复波兰, 波兰始终是抵挡斯拉夫洪水的堤坝^[12]3; 利曼诺夫斯基在大会上引用《宣言》 “在波兰人中间, 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 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8]65, 论证民族主义者旨在追求解放波兰的立场。考茨基试图向恩格斯阐明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波兰的自由, 民族起义解放不了波兰, 实现波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方式只能是国际主义的: “在最近一次的国际革命中波兰将会自行重新建立起来, 因为这次革命会导致俄国、奥地利和霍亨索伦王国的毁灭。”^[11]47考茨基提出, 解决波兰问题的逻辑顺序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在先, 波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在后: “波兰独立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后才会实现, 不能颠倒。”^[11]47解决波兰问题的突破口是消灭神圣同盟, 途径是国际革命活动, 这构成了实现波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 “只要神圣同盟还存在, 波兰就无法恢复, 自由的波兰成为抵抗沙俄统治防御堡垒也就不可能了。”^[11]47国际主义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 沙俄的倒台势必会引起波兰的恢复, 到那时波兰的独立和解放自然而然就成功了: “我至少坚定认为, 独裁政府一倒台, 俄国就会分裂成好几个部分, 至少波兰和小俄罗斯就独立了。”^[11]47考茨基认为, 民族主义派别没有认清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应该是独立党要认可社会主义的纲领, 而不是要社会主义者对独立党做出妥协。”^[11]47考茨基告诉恩格斯, 出于舆论宣传的缘故,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不应该宣扬波兰的民族主义。但令考茨基为难的是, 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 两派的理论依据都出自《宣言》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解决波兰问题的著述, 因此恩格斯的立场不仅对波兰人, 对德国党的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伯恩施坦对波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派别的态度与考茨基相同, 他要求波兰的工人运动同俄国、奥地利和德国的联合起来, “只有俄国、奥地利和德国的现状改观以后, 波兰的民族独立才是可能的, 因此, 波兰人必须与这些国家的政党紧密配合”^[13]68。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同时也是民族敌人” ^[13]68, 无需单独考虑波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

恩格斯1882年2月7日写给考茨基的复信阐明了无产阶级国际运动同波兰开展合作的条件: 只要波兰还被分割, 还受压迫, 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同波兰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真正的国际交往。^[14]472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赞同和保护“波兰人的民族意向”^[14]474。恩格斯就此提出了消除民族压迫同消除阶级压迫的关系的论断: “一个大民族, 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 历史地看, 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4]471受压迫的广大波兰无产者觉醒后, 在争取自己利益的斗争中最先碰到的就是民族压迫, 这是波兰无产阶级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一道障碍, 消除民族压迫是波兰实现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没有消除民族压迫的情况下谈论为波兰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共同利益斗争, “一切都是空话”^[14]473。恩格斯明确表示, 首先要恢复波兰, 建立波兰民族的国家; 波兰人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 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就民族解放在波兰各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应当占有的地位, 恩格斯否定了将民族解放置于党的纲领的次要位置的做法, 直截了当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 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实行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 ^[14]472-473“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指的就是国际主义派别。1879年在日内瓦创办的《平等》月刊具有明显的国际主义色彩, 杂志宣称波兰问题会在下一次国际革命中自然而然被解决, 因而对民族主义首先建立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的诉求置若罔闻。对此恩格斯同样予以明确反对: 我们“不赞成《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的观点”, 《平等》杂志坚持的是“错误想法”。^[15]265

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提出的解决波兰问题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合作, 特别要依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 恩格斯以1830—1848年欧洲革命者落空了的寄希望于法国解放欧洲的想法, 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国的沙文主义”^[14]472为警示, 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合作要遵循的原则: 第一, 国际合作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 “民族独立实际上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14]473; 第二, 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14]472鉴于波兰现阶段的实际状况, 恩格斯排除了波兰的无产阶级政党同德国和俄国等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开展平等的国际合作的可能。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合作的自愿原则, 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将无产阶级的国际观点强加给波兰人, 不要迫使他们相信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 “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去阻挡他们”^[14]473。恩格斯还提出, 要注意保护和提倡发挥波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 否定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提出的将恢复波兰寄希望于一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想法, 这种想法对波兰人来讲不啻“硬要他们相信一个新波兰不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14]473

虽然恩格斯致考茨基的回信和他写给《宣言》波兰文1892年新版本的《序言》时间跨度达10年, 但这两篇文献在阐明恢复波兰的方式和波兰独立的国际意义上有极强的互文性。《序言》阐述了在恢复波兰的历史进程中应注意保护和发挥波兰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主动性, 因为波兰广大无产者“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 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14]472, 就必定会为恢复波兰而斗争。波兰的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 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2]352从波兰革命对国际运动的意义出发, 恩格斯阐发了民族独立对国际合作的条件: “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 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2]3521893年8月12日, 恩格斯在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用德语发表的闭幕词中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原则和策略: “让各国无产阶级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 …我们应当秉承这种精神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 我们应当容许讨论, 但是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同的立场。松散的联合, 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结合———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再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胜利。”^[2]697这里阐释的“独立自主”“共同的基础”“不致蜕化成为宗派” “容许讨论” “遵守共同的立场”“松散的联合” “自愿结合”等原则, 是恩格斯从对波兰的民族独立和国际无产阶级合作条件的思考中延展而来的, 是晚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思想的重要发展。

虽然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给考茨基的复信中指出波兰《平等》月刊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这不应理解为恩格斯直接介入了波兰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首先, 这封信是恩格斯写给考茨基的私人信件, 不是公开发表物; 其次, 恩格斯告诉考茨基不要在意波兰流亡者之间的争论, 这很少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方案, 用一个理论替换另一个理论。尤为关键的是, 恩格斯明确告诉考茨基, 他可以在《致日内瓦1830年波兰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一文中了解他和马克思对波兰问题的主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展现了他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导师的高超领导艺术, 他以重提“波兰万岁”^[16]444口号的方式巧妙回应了波兰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国际主义派别计划于1880年11月29日在日内瓦召开1830年波兰起义50周年纪念大会, 1880年11月22日门德尔松以《平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用法文向恩格斯写了一封邀请信, 并附上了法文和波兰文请柬各一份。^[17]门德尔松力图向恩格斯表明《平等》杂志编辑部的国际主义立场, 指出19世纪30年代曾经鼓舞波兰革命者的口号“波兰万岁”已经失去了价值。在新的斗争形势下, 波兰无产阶级会以“国际万岁”这个新口号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格斯收到邀请信后和马克思共同创作了致纪念大会的贺信, 由恩格斯执笔, 用法文起草(保· 拉法格和弗· 列斯纳一同署名)。与强调“波兰万岁”已经过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贺信着重阐释了该口号发挥的历史作用。这句曾经响彻西欧的口号表达了对遭受暴力摧残的波兰爱国战士们的同情和钦佩, 表达了对波兰民族的敬意; 它意味着消灭神圣同盟, 消灭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好战分子。正因如此, 在当前的波兰革命斗争中不仅不能放弃, 而且是要重提“波兰万岁”。贺信在最后对波兰当前的革命运动提出两点希望: “愿它得到流亡者的宣传和报刊的支持, 愿它和我们俄国兄弟的卓绝的斗争联合起来”。^[16]446这实际上间接指出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各自的不足: 国际主义派别对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者的诉求置若罔闻, 《平等》杂志对民族主义者的诉求闭口不提; 民族主义派别将波兰的独立和解放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中孤立出来, 放弃了同俄国革命者的合作。这在恩格斯看来是必须“重提‘波兰万岁!’这一老口号的又一理由” ^[16]446。贺信的措辞表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清楚两派争论的焦点, 通过重提“波兰万岁”这一波兰革命的传统口号表达了对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见解, 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然而, 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 两派都没有遵循革命导师的教诲。1830年波兰起义50周年纪念大会上, 国际主义者摒弃了“波兰万岁”的口号。其领导人路德维希· 瓦棱斯基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 波兰无产阶级的身份“不是作为争取未来波兰国家的战士”^[7]16, 恢复波兰对波兰无产阶级无关紧要。在1881年瑞士库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 瓦棱斯基与利曼诺夫斯基就恢复波兰问题再次爆发激烈辩论。

恩格斯为《黎明》杂志出版社出版的《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撰写《序言》, 也不应被解读为支持或偏袒波兰的民族主义。晚年恩格斯一度致力于解决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18]248-251。鉴于波兰的民族解放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恩格斯最迟从19世纪60年代起深化了关于建立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对欧洲革命的促进作用的认识, “把阶级观点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民族观点居于从属地位”^[19]107的看法被保留的同时, 突出波兰解放是整个欧洲革命发展的中心环节。^[20]599尽管见解发生了改变, 但他支持波兰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是一贯的, “对波兰人民事业的感情… …是永远不变的”, 并“将永远认为, 波兰的解放是欧洲无产阶级彻底解放, 特别是其他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基石之一”^[21]166。恩格斯对波兰问题的关切在于波兰革命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全局性意义, 他从国际主义革命的视角分析波兰革命起义和恢复波兰的意义, 认为波兰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相符的, 因为波兰“是欧洲大厦的拱顶石, 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 谁就能够统治整个欧洲。正是这一个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说来都是重要的”^[16]42。正是以解决波兰问题的路径为出发点, 恩格斯阐释了民族解放同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关系, 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原则与策略, 形成了消除民族压迫同消除阶级压迫的关系的论断, 发展了民族独立是一切有效的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基础的思想。

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没有发表《序言》的完整波兰文译文, 而是把出版《宣言》及其《序言》当作同国际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工具, 有目的地删去了“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须的”这一表述, 力图削弱恩格斯寄予波兰革命肩负国际革命责任的厚望。民族主义者看到的只是波兰革命的特殊性, 片面强调民族自决权, 无视波兰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责任, 无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对欧洲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意义。民族主义者及其波兰社会党在革命实践中丧失阶级立场, 割裂了波兰民族解放与同样受剥削压迫的国际无产阶级解放的联系, 奉行凌驾于国际无产者的阶级利益之上的政治纲领, 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