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史的传统叙事中, 唯物史观的创立通常被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系统批判而实现的。然而, 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理论转折在于: 1844年在《神圣家族》中仍对费尔巴哈高度推崇的马克思, 何以在1845年突然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清算。这一思想跃迁的内在机制,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一个长期悬置的理论问题。随着2017年MEGA²第Ⅰ部门第5卷的出版, “施蒂纳冲击说”成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一方面, 以MEGA²编者为代表的新观点认为,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构成了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影响、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中介; 另一方面, 在传统研究谱系中, 施蒂纳往往被简化为一个思想浅薄的理论家, 近年来国内亦有学者从思想史解读的角度质疑“施蒂纳冲击说”。因此, 在双方争论的背景下, 如能基于文本细节与理论脉络证明,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直接来源于“圣麦克斯”章对施蒂纳的讨论, 则会成为“施蒂纳冲击说”的有力证明, 也能为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进路提供新的路径。

在MEGA²第Ⅰ部门第5卷中,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的主体部分是“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 这个卷帙分为H^5a手稿、H^5b手稿和H^5c手稿三部分。其中, H^5c手稿, 即马克思标注页码的第40~73页(第72页之后的页面虽未标注页码, 但实为第73页)手稿, 集中阐述了“物的统治”的确立历史与“人的主体性”的重建方案, 同时也呈现了施蒂纳批判与新历史观建构的内在联系。在具体的理论路径层面, 马克思通过对施蒂纳“唯一者”理论的深入批判, 用“劳动产品—商品—货币”三个阶段的发展阐述了物取代人而成为世界主人的历史, 同时沿着施蒂纳“国家—暴动—联盟”的路径, 批判性地指明了人战胜物、重建自身主体性的共产主义方案, 从而集中阐述了新历史观。这一批判和建构的过程是通过以下五个阶段逐级展开的。

按照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辩证法逻辑,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中, 物逐渐取代人成为支配性力量的过程分为三步: 首先, 在劳动产品阶段, 物作为人的“作品”(Werk), 体现的是个别主体与其创造物之间的主客关系; 其次, 在交换关系中, 产品转化为商品, 成为承载交换价值的“物象”(Sache), 人必须通过交换实现自身价值; 最终, 商品普遍化为一般等价物———货币, 物升格为“物象本身”(Sachese lbst), 成为独立于人的社会权力象征, 形成“拜物教”。

在劳动产品作为“作品”的阶段, 产品仍直接体现其创造者的本质力量, 表现为个别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占有关系, 其典型历史形态为私有财产制度。为了使“一切人”的公共财产变成由个人享用的“我的”财产, 施蒂纳提出了“个体组成的联盟实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由于在公共财产所有制中, “‘一切人’变成个人的令人畏惧的主人”^[1]278, “人类, 这一伟大的社会把个人排除在它的财产之外(或许只把财产的一部分租赁给他, 或作为采邑赏给他)”^[1]277, 所以为了使我们个人获得土地, “我们彼此结合起来, 组成一个联盟”^[1]277。在这个联盟中, “所谓人类只是一个思想(幽灵), 它的现实即是个人。这些个人作为一个集合体任意对待土地则并不比一个单独的个人或所谓所有者要逊色”^[1]277。

为了总结施蒂纳的财产观的核心特征, 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中“Ⅲ.联盟”的“1. 地产”部分, 分析了作为劳动产品的私有财产所具有的“独占性”特征。他归纳出施蒂纳关于地产问题的四个要点: 其一, 联盟可通过宣称排他性所有权实现对土地的独占; 其二, 集体占有财产违背“唯一者”对财产的独占逻辑; 其三, 资产阶级所有制未满足个体对土地的独占诉求; 其四, 施蒂纳所设想的联盟仍未超越封建“采邑制度”^[2]454的私有财产形态。施蒂纳聚焦于占有土地的所有者采取什么形式来实现所有权: 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切人”还是作为个体的“我”, 主张财产属于个体才能进入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态, 即“联盟”。

为了批判这种观点, 马克思深刻演绎了城市兴起的早期历史, 显示了“财产属于个体”是城市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 这种直接性在本质上是历史发展的低级阶段。因此, 在“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中世纪新兴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 指出该时期“物”尚处于劳动产品阶段, 人与物之间表现为个别性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个人财产主要表现为自身劳动及基本劳动工具, 城市中的行会组织旨在保护成员的生产资料, 而非推动分工与交换。在新建起来的城市中, “每个人的唯一财产, 除开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 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3]557。此时的“资本”具有自然形成的等级性, 与劳动紧密绑定, 并因交往与流通的局限而呈现世代传承的特征。这个时期, 城市的早期资本“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 因此就这一点来说, 它是等级资本”^[3]558。行会内部分工水平低下, 劳动者需掌握全部工序, 城市间的有限联系也限制了分工发展。无论是个人还是行会层面, 均体现出“物”处于劳动产品阶段的基本特征, 即人作为主体对物的直接支配。

综上, 为了回应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地产问题上的观点, 马克思写了“圣麦克斯”章中“Ⅲ.联盟”的“1.地产”部分, 并形成了“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关于中世纪新兴城市发展史第一发展阶段的唯物史观阐述。

在“物”发展的第二阶段, 其形态由劳动产品转变为商品, 成为承载交换价值的“物象”(Sache)。此时的“物”已不仅是个人劳动的产物, 更是一种蕴含“主体间性” (Intersubjektivität)的社会关系载体, 其典型历史形态即为商品。在此阶段, 人必须通过交换活动才能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物的价值不再仅仅依附于个别主体的劳动, 而是取决于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交换能力。

在谈完地产问题之后, 施蒂纳阐述了“劳动组织所代表的‘人的’劳动和‘唯一者的’劳动的区别”。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劳动组织所涉及的只是这样一些别人可以代替我们进行的劳动如屠宰和耕耘等等, 其他的劳动都是利己主义的, 因为……拉斐尔的创作那是谁也替代不了的”^[1]298-299, “后一类的劳动是某个唯一者的劳动……; 而前一类劳动则只可叫做‘人的’劳动”^[1]299。

为了回应施蒂纳, 马克思写了“圣麦克斯”章中“Ⅲ.联盟”的“2.劳动组织”部分, 这部分实质上分析了商品交换作为“物”走向统治的第二阶段。马克思将劳动区分为“人的工作”和“唯一者的工作”两个层面: 所谓“人的工作”是具有普遍性的劳动, 它生产出的产品是可以用于满足其他人的需要的, 因此是作为一种“交换价值”存在的, 这种劳动包括“那些别人能够替我们做的工作, 例如屠宰牲畜、耕种土地等等”^[2]455; 所谓“唯一者的工作”是个别性的劳动, 其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它生产出的产品也是个别的、具体的, “譬如说, 没有一个人能替你作你的曲子, 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你画的草图等等。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拉斐尔从事他的创作”^[2]455-456。这一区分预示了后来《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经典论述, 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 联盟内的劳动组织体现为“把人的工作和唯一者的工作分开; 为人的工作规定行市; 为唯一者的工作哀求额外报酬”^[2]457, 并强调二者实为同一劳动过程的双重面向, 决定了报酬的双重结构。劳动二重性及其带来的商品二因素, 进一步导致人们之间的劳动竞争表现为金钱的竞争。

在劳动者的交往中, 施蒂纳阐述了他们交往的实现形式, 谈了“一切人的竞争实质是物或金钱的竞争, 是个体借助普遍性手段的竞争”。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在财产的合理分配问题上, “只有通过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方能解决这一问题”^[1]289, 这种战争形式就是竞争, “因为平等就是自由竞争”^[1]291。“然而真的是人在竞争吗?不, 仍然不过是物!首先是金钱之类。”^[1]292为了从唯物史观的层面演绎金钱竞争的真实历程,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分析了中世纪新兴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 即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纽带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交往与生产的分离, 商人阶级的出现推动了城市间贸易的扩展, 进而引发了生产领域的专业分工与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 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 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3]559作为典型的工场手工业, 纺织业因其劳动过程易于分化、技能门槛较低, 迅速突破行会限制, 成为推动城市繁荣的重要力量。随着资本积累与奢侈品需求的增长, 纺织业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实现显著发展, 促使所有制关系由“等级资本”转向商人资本, 物的形态也由产品转变为商品。这一转变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与人的存在方式: 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导致封建依附关系的解体, 人口流动加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通过商品交换得以维系。马克思指出, 在“物”的商品阶段, 人只有通过参与交换才能实现自身再生产, 物不再是纯粹的客体, 而成为社会关系的媒介与个体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综上, 为了回应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劳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 马克思写了“圣麦克斯”章中“Ⅲ.联盟”的“2.劳动组织”部分; 其中, 为了演绎“金钱的竞争”的历史而形成了“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关于中世纪新兴城市发展史第二发展阶段的唯物史观阐述。

在“物”发展的第三阶段, 其形态进一步由商品升格为货币, 成为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物象本身”(Sache selbst)。货币作为无数交换价值抽象而成的普遍形式, 遮蔽了单个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直接对象性关系, 转而以独立的社会权力形态出现, 成为财富的普遍象征与支配性实体。在这一阶段, “物”似乎摆脱了具体主体的限制, 演变为具有自主性的“本质”(Wesen)或“实体”(Substanz), 人与物的关系发生根本性颠倒。

在谈完劳动组织问题之后, 施蒂纳阐述了“货币的决定性力量”和“货币的劳动本质”。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祸福是由货币决定的。……货币之所以是一种力量, 只是因为人们如同追求姑娘那样来追求货币, 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同它结成不解的姻缘。”^[1]306 “作为家庭主妇的货币少女就叫做‘劳动’, 因为‘劳动’是丈夫的姓名。……劳动和货币的孩子又是一个姑娘, 一个未出嫁的姑娘, 即货币……”^[1]306

马克思基本肯定施蒂纳的这一观点, 但论述得更加明确和深刻。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Ⅲ.联盟”的“3.货币”部分进一步阐述了货币作为“物”的统治的更高形态。他提出两个核心论点: 第一, 货币是商品交换普遍发展的产物, 代表“物”发展的更高阶段; 第二, 货币作为一种独立于个体的社会力量, 标志着生产与交往关系的独立化, 原有的主客关系被物的客观性所取代。马克思指出: “在货币权力的支配下, 在普遍的交换手段独立化而成为一种对社会或个人来说的独立力量的情况下, 生产和交往的各种关系的独立现象表现得最明显了。”^[2]462在货币主宰的时代, 劳动与货币的结合如同一种无承诺的“婚姻”, 个体随时面临被货币“抛弃”的风险, 始终处于竞争与不确定之中。

同时, 施蒂纳阐述了“货币等财产变成神圣的独立存在物”。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财产本应是附属于我的、由我产生的一种“权力”, 但它以荒谬的方式“被推崇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物”^[1]308, “这样权力就变成了精灵, ……这个永恒化了的权力不随着我的去世而消失”^[1]308。为了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 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 即货币成为主导力量的历史时期。随着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扩展, 传统封建宗法式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被普遍的金钱关系所取代。工场手工业推动生产关系走向非人格化, 而商业扩张, “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562。在这一过程中, 活动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压制了行会体制下的“等级资本”, 大资产阶级作为货币力量的代言人崛起, 行会小资产者则被迫屈从于其统治。这一结构性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工场手工业主与大商人对小资产者的统治, 本质上是货币所代表的物化关系对自然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胜利, 是“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货币使交往形式沦为偶然, 如马克思所言: “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 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 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3]579至此, “物”的发展达到其统治的顶点: 自然形成的直接统治被以货币为中介的物的统治所取代, 人从主体沦为被其创造物所支配的客体。马克思总结道: “在前一种情况下, 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 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 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在前一种情况下, 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 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 在后一种情况下, 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 通过某种第三者, 即通过货币。”^[3]555-556

综上, 为了回应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货币问题上的观点, 马克思写了“圣麦克斯”章中“Ⅲ.联盟”的“3.货币”部分; 其中, 为了解释“货币等财产变成神圣的独立存在物”而形成了“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关于中世纪新兴城市发展史第三发展阶段的唯物史观阐述。

经过“劳动产品—商品—货币”三个阶段的演进, “物”最终确立了对人的全面统治。在劳动产品阶段, 物是人所创造的对象; 在商品阶段, 物成为人实现自身再生产的中介; 至货币阶段, 物已脱离具体主体的在场, 成为自主的社会权力, 而人却必须依赖货币才能生存与自我实现———人与创造物之间的主客关系彻底颠倒, 形成“拜物教”结构。为巩固这一统治, “物”采取了现代政治形式———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作为“物的统治”的总体表现, 具有隐蔽性特征。一方面, 国家虽由人组成并管理, 但其代理人若无法有效代表发达的生产与交往关系, 即无法为“物”代言, 便会被历史迅速更替; 另一方面, 尽管古代亦存在国家形式, 但其维护的是基于人身依附的自然关系, 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所维护的则是普遍化的货币—法权关系, 二者具有本质区别。

关于古代国家的本质, 施蒂纳将其概括为“人身依附和宗教依恋的关系网”。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人们称之为国家的东西是依附和依恋的织物和网状物, ……在那里共同的附属物互相适应, ……国家是这一依附性的秩序。”^[1]246 “国家就是已实现了的爱”^[1]246。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 施蒂纳将其(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概括为“财富的神圣化”。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在考察我与人的世界之间关系这个根本维度上, 我不仅与人有关系, 而且与人的固有的东西有关系; 存在于人的外部的固有东西是“物质”^[1]273, 存在于人的内部的固有东西是“精神、思想、信念、崇高的感情”^[1]273, 这二者的统一就是“被神圣化的财富”^[1]273。“在精神方面, 这样的财产是人的信仰, 他的名誉, 他的道德感, 即他的礼仪、羞耻感等。”^[1]274所以, 触动名誉的行为、对宗教基础的攻击、对政治信仰的攻击, 简言之, 即对于一个人“有权利”所拥有的一切的攻击, 应当被国家惩处。

为了回应施蒂纳的国家观, 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中“Ⅲ.联盟”的“3.货币”部分之后写了“4.国家”部分, 阐述了国家作为“物的统治”的完成形态。他指出, 国家是巩固劳动产品、交换价值与货币关系的必要政治形式, 并评论道: “桑乔在他的‘联盟’中使地产的现代形式、分工和货币以小资产者所想的这些关系的方式保持下去。一看就很清楚, 在这样的前提下, 桑乔没有国家是不行的。”^[2]466国家通过法律将财产权及其衍生的公民权确立下来, 形成服务于货币中心的法权体系。这种体制并非确证人的独特价值, 而是以“自由”之名剥夺人的“独自性”, 进一步强化物对人的支配, 因为“分工以及由于分工使他所从事的特定工作和所处的生活状况不可避免地强加给他仅有的‘独自性’”^[2]468。马克思以讽刺的笔触描绘了国家中个体被物化的生存状态: 分工与生活境遇强加于人的“独自性”, 实为身体的残疾与精神的狭隘。

在国家与财产的关系方面, 施蒂纳阐述了“财产所有权存在的依据在于国家的强力”。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私有财产靠法的恩惠而生存。”^[1]279 “财产是以通过强力为条件的。……当罗马人不再有反对日耳曼人的强力, 罗马的世界帝国就属于后者。”^[1]280为了说清背后的唯物史观原理,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演绎了国家通过强力保护和发展各国财产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 城市从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历史, 必然伴随着政治的出现: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 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 一句话, 必然要有公共机构, 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3]556也就是说, 在这一阶段, 经济活动显示出强烈的政治色彩, 市民社会表现为国家。其实, 货币为自己争取权力的斗争伴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业兴起的全过程。各国通过战争、保护关税与禁令等手段展开商业竞争, 使“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3]562。国家通过禁止金银出口、设定特权与关税等政策, 维护工场手工业与商业所代表的货币关系, 巩固“物”的统治。17世纪至18世纪, 商业与航运的发展速度超越工场手工业。在国际竞争中, 英国凭借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双重优势成为中心, 推动资本进一步脱离自然属性, 货币制度迅速发展, 纸币、银行、国债与证券投机等现象普遍出现。17世纪, 工场手工业与商业向英国集中, 催生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大工业“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 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3]566, 并开创世界历史, 控制商业, 加速资本集中, 使分工彻底失去自然形成的假象。竞争迫使各国在保护工场手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大工业,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物”的全面统治。

综上, 为了回应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 马克思写了“圣麦克斯”章中“Ⅲ.联盟”的“4.国家”部分; 其中, 为了解释“国家与财产的关系”, 在“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阐述了生产和交往以国家力量的形式取得世界胜利的整体面貌。

若将资产阶级国家视为“物的统治”在政治领域的完成形态, 是“劳动产品—商品—货币”逐级发展的制度终点, 那么它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在施蒂纳“国家—暴动—联盟”的逻辑进路基础上, 进一步批判性地提出共产主义的辩证发展路径, 以实现对物化结构的整体性超越。

在谈完国家观之后, 施蒂纳阐述了“国家和个人在财产占有问题上的绝对对立”以及解决此问题的“暴动”。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消灭贫穷状态“无非是意味着要求国家该当把自己的首级割下来并置于脚下。因为只要国家是自我, 单个的自我就必然是一个穷鬼、一个非我。……每个人只有在自身中带有国家的自我, ……他才能享用之; 在相反的情况下, 财产将被没收或通过难堪的程序予以毁灭。……这不过等于说: 国家不掠夺自己本身。”^[1]281因此,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对个人的压制, 施蒂纳阐述了“破坏旧的国家形式的暴动观”, 并区分了“革命”与“暴动”。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不能将革命与暴动等量齐观。……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安排, 暴动的目的则是不再受别人的安排, 而由我们自己安排自己……”^[1]355

为了回应施蒂纳针对“国家”的暴动观, 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Ⅲ.联盟”的“4.国家”部分之后写了“5.暴动”部分。马克思指出: “桑乔很少相信(而且有充分理由很少相信)国家和联盟、圣物和非圣物、人的东西和唯一的东西、独自性和自由等等之间的差别, 以致他最后到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ultima ratio〔极端手段〕即暴动中去寻找出路。……像他从前只是在联盟里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一样, 现在他只是在暴动中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2]470施蒂纳将暴动视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极端手段, 试图反抗公社以捍卫个人财产。然而在马克思看来, 暴动不仅是对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虚假共同体”的反抗, 更是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环节, 其目标在于建立更高形式的人类联合。

为了进一步揭示暴动的对象、力量和实质,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 批判性地阐述了“国家—暴动—联盟”的现实基础与发展逻辑。首先, 关于暴动的对象, 他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 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 即消灭劳动”^[3]573———这里的“劳动”特指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关系。其次, 关于暴动的力量, 大工业塑造了一个超越民族特殊性、具有普遍利益的阶级, “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3]567。最后, 关于暴动的实质, 马克思强调“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567-568, 暴动是这一矛盾不可调和的现实表现。

施蒂纳认为, “暴动”的目的是“建立不同于以往国家的联盟”。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的交往”一节中提出, “社会的解体即是交往或联盟”^[1]344, “联盟”是动态的活动过程, 而“社会”是静态的标本或尸体。为了组成联盟, 个体的部分自由会受到限制, 但这个联盟不能威胁我的独自性, 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一种独立的权力、在我之上的权力”^[1]345。“国家是独自性的敌人和谋害者, 联盟则是独自性的儿子和合作者……”^[1]346为了探讨旧的国家终结后的未来社会组织形式, 施蒂纳阐述了“共产主义是最接近理想的联合方式”。他提出: “欲图建立共产主义的那种社会看来是与联合最接近的。”^[1]346他不同意魏特林以“一切人的幸福”为名义压制作为个体的我的幸福, “不该要求人们为了普遍的幸福而牺牲他们特殊的幸福, ……而是要将这种幸福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之上。……并非为了一切人的幸福, 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而‘牺牲他们一部分自由’的话, 他们就是最好地为他们自己的幸福而操劳。”^[1]347

针对施蒂纳表达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希冀与误解,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明确阐述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物的统治”的彻底颠覆与人的解放的实现方案。在马克思看来,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3]570是城市发展史的实质, 而要消灭这种物化统治, “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 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 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3]570-571。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与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虚假的共同体”不同, 真正的共同体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社会形式。在虚假的共同体中, 个人必须通过阶级这一中介实现自身, 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 “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 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3]573。

为了实现真正的联合, 必须使个人重新占有生产力的总和。在物化结构中, 生产力表现为“私有制的力量”, 与大多数个体相对立, 使其沦为抽象的存在。对此, 施蒂纳警示道, “不脱离旧时代条件的虚假共产主义会导致新的宗教和压迫”。他指出, 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总是“从爱的深处出发而进入一片条款的海洋”^[1]286来试图制定有关财产的合理法律。“共产主义通过消灭一切个人财产使我更其被推回到对一个第三者即普遍性或整体性的依附中去。尽管共产主义如同它打算的那样总是大声喧哗地攻击‘国家’, 它自己却仍然是一个国家、……一个在我之上的统治权。”^[1]287为了回应施蒂纳的担忧, 马克思提出, 人要恢复对“物”的占有, 受到三个条件的制约: 第一, “占有”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普遍交往范围的制约, 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3]581。因为对现存物质力量的占有本身就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 所以“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 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3]581。第二, “占有”受个体能力与历史局限的制约, 因为过去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生产工具和有限交往的束缚, 所以个人占有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后只是达到了一种新的局限, “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 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3]581。在无产者的“联盟”中, 许多生产工具归属于每个个人, 而财产归属于全体个人。第三, 它要受占有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 一方面旧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被打倒,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为实现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 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 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3]582。因此, 共产主义不仅是对旧有生产与交往关系的彻底颠覆, 更是对人与物的关系的根本重构。它使人从“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重新确立人对物质条件的主体性地位, 从而实现德国哲学中所悬设的“人”的真正内涵。而唯心史观之所以将历史视为“人”的自我异化过程, 正是由于其“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 从而将现实历史曲解为意识的发展过程。

综上, 为了回应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暴动问题上的观点, 马克思写了“圣麦克斯”章中“Ⅲ.联盟”的“5.暴动”部分; 其中, 为了解决“暴动后的社会联合形式”, 在“费尔巴哈”章H^5c手稿中阐述了使人重新恢复对“物”的主客关系的共产主义方案。从总体上看, 马克思通过批判地发展“国家—暴动—联盟”的辩证路径, 不仅在理论层面完成了对施蒂纳的批判与超越, 更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方向———通过共产主义这种历史运动, 瓦解“物的统治”, 重建人的主体性。

施蒂纳批判与马克思系统阐述唯物史观之间的联系, 首先是通过文献学层面的证据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证据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页码修改痕迹显示: 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费尔巴哈”章的H^5c手稿, 直接来源于讨论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圣麦克斯”章手稿。具体来讲, “费尔巴哈”章H^5c手稿同“圣麦克斯”章中“5.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部分存在页码上的联系。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书写在大开纸张上的, 一个纸张对折后会形成正反4个页面, 而H^5c手稿的底层墨迹显示, 这部分手稿原本是恩格斯按照大开纸张来编号的, 后被马克思改为在每个小的页面上编号; 原本为恩格斯所编码的第84~92号纸张, 后被马克思改为第40~73页^[4]。能编号到第92号纸张(每个纸张4个页面), 意味着此章手稿不少于368个页面, 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拥有如此庞大篇幅的只可能是占《德意志意识形态》三分之二篇幅的“圣麦克斯”章。在“圣麦克斯”章中, 第84~92号纸张的位置是“5.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部分, 这部分恰好是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二节“我的交往”对应内容的详尽批判。正如前文所述, 施蒂纳在“我的交往”部分关于“地产”“劳动组织”“货币”“国家”“暴动”和“联盟”的主题, 正好同马克思在H^5c手稿中阐述的唯物史观内容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因此, 文献学的证据证明, 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与建构新历史观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从理论建构的层面来看, 在西方启蒙思想传统中, 将人确立为世界的主体被视为近代哲学的重要成就。康德曾将世界构成要素区分为“人格”(Person)与“物件”(Sache), 指出人格因具备自我意识而成为主体, 物件则因缺乏自我意识而沦为被支配的客体, 从而奠定了人为主体、物为客体的哲学基础。然而, 在马克思的批判视域中, 近代世界的真正主宰并非人本身, 而是人所创造的交换价值、货币与资本等物化形式。尤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系统论述了在高度推崇人的主体性的现代社会中, 人反而沦为物的客体这一悖论性现象。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中, 这一理论洞察可追溯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理性章”中所提出的“作品”(Werk)、“物象”(Sache)和“物象本身”(Sache selbst)三个逐层递进的概念, 用以揭示个体对象从个别性向普遍性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 “物”的发展同样经历“劳动产品”、“商品”和“货币”三个阶段, 并推进至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他揭示出: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物对人的全面支配, 从而对启蒙以来人类自诩的主体性地位构成深刻反讽, 也彰显了马克思超越启蒙传统的理论独特性。

更为关键的是, 马克思不仅剖析了“物”取得支配地位的内在机制, 还进一步提出了重建人的主体性的理论方案。其核心逻辑, 即“劳动产品—商品—货币”的发展路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初现雏形。这一分析结构不仅是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关键线索, 也揭示了“费尔巴哈”章中所呈现的唯物史观与“圣麦克斯”章中关于施蒂纳的讨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具体理论路径上, 马克思通过对施蒂纳“唯一者”理论的系统批判, 以“劳动产品—商品—货币”三阶段阐释了物逐渐支配人的历史过程, 同时在“国家—暴动—联盟”的路径基础上批判性地勾勒出人重新驾驭物、恢复主体地位的方案, 从而系统建构起新的历史观。换句话说, 与自认为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者不同, 马克思对施蒂纳批判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他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物对人的全面统治, 同时在现实运动层面论证了人的主体性的重建方案。总之, 这样的思想史过程显示了施蒂纳对马克思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触发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H^5c手稿的形成过程也是对“施蒂纳冲击说”的一个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