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除特殊情况外, 以下简称“马恩”)生活交往关系、政治态度关系、学术思想关系、文本著述关系以及两人相关理论与实践、风范与风格等的比较研究, 关涉马恩各自的贡献评价、马克思主义正统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一个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的重大、复杂、持续的研究议题。特瑞尔·卡弗将马恩关系问题称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或更注重恩格斯独立作用的“恩格斯—马克思问题”, 并认为, 马恩有早年、中年和晚年等生平阶段, 其思想涉及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 给予总体上的“一致论”(agreement)、“对立论” (dichotomy, 直译为“二分法”)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单一答案会扭曲或否定学术研究所要求的调查努力, 而应“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答案”^[1]。长期以来, 马恩关系考辨主要基于核心观点、重要理论和经典著作展开。事实上, 两人数量庞大、主题广泛、见解深邃的往来书信, 使双方都从中受益, 并打磨了各自的论证^[2]。马恩在“中国”这一议题上, 就展示了两人的复杂关系, 呈现出总体的一致与具体的差异。在此, 着重以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书信和政论文来加以分析。

马恩有关中国的文献在创作过程、分析方法、主要思想、研究宗旨等方面, 都体现了两人合作互补、同心同德。

第一, 从创作过程看, 他们通过书信相互分享材料, 彼此交换看法, 甚至恩格斯给马克思代笔或翻译其“论中国”的文章使之得以发表, 并为马克思提供经济资助, 使其更安心地持续关注中国问题。

恩格斯在1857年3月11日、20日和3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都提及“中国”。马克思根据这些信中提供的材料, 在3月31日撰文分析英国议会选举中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派)失败的原因时引用了反曼彻斯特学派人士的话, 即“问题不在于对华战争, 或对俄战争, 或任何战争。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是否今后还要听命于在纽奥尔大厦集会的余党”^[3]。1859年2月15日, 马克思致信恩格斯时, 附上“《自由新闻》的两张剪报(其中一张是从《纽约先驱报》转载来的, 所以尤其重要)将使你了解中国战争和帕麦斯顿先生的政策”^[4]473。剪报为1858年12月22日《自由新闻》第24号发表的文章《一个俄国人揭露对华战争和条约的目的》, 原载于1858年9月14日《纽约先驱报》。马克思寄给恩格斯, 以便他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帕麦斯顿政府所签订的结束这一战争的中英条约。事实上, 马克思也围绕此议题, 在1858年8月底至9月底撰写了《鸦片贸易史》和《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1862年3月3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自叙了困难的家庭生活, 并引用了刊载于1862年3月1日《经济学家》上的1861年贸易部《关于一八六一年一年内(到12月31日止)贸易和通航的报告》。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农业和工业的商品出口》一节中关于1860年和1861年英国对中国及其香港的输出总额从5318036英镑减少到4848124英镑等数据分析指出, 英国对香港的输出额减少了, 而对中国内地的输出额增加了。这一统计再次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 “你可能还记得, 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 从对华贸易中指望不到什么结果”^[5]220。3月5日, 恩格斯回复马克思道:“根据你的材料来看, 对中国的输出额还是大大增加了。据我的记忆, 十年以前这个输出额在一百万至三百万之间。”^[5]222 6日, 马克思复信恩格斯说:“对华贸易和1852年以前的情形相比, 当然是增长了, 但是远不如发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以来同其他市场的贸易。此外, 在过去的报告里, 把香港当作英国的领地, 同中国分开计算, 所以‘中国’项下的输出额一直(从四十年代起)少于整个输出额。最后, 从1859年以后的增长, 到1861年又降到过去的水平。”^[5]223

马克思因英语水平不高, 在1853年前未直接用英语写作。1851年10月至1852年8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马克思名义发表的文章均为恩格斯代笔, 其中就包括1851年11月7日发表并两次论及“中国”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恩格斯在给伦敦寄钱的同时也附上所写的文章, 经马克思略作修改便寄往纽约。1852年8月2日马克思才真正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第一篇文章, 即《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他在2日就寄给曼彻斯特的恩格斯, 让其由德文翻为英文。6日, 又由马克思寄往编辑部并在21日得以发表。事实上, 直到1853年1月底马克思熟练掌握英语前, 他为该报所写的文章多由恩格斯所译。恩格斯在语言上加以指导和润色, 甚至直接签上马克思的名字, 由经利物浦或者南安普顿的轮船寄往编辑部。马克思也曾为在曼彻斯特工作的恩格斯在图书馆中搜集、查阅和摘抄关于语言、军事等方面的资料, 甚至提供书目。恩格斯为马克思代笔、翻译, 彼此开展督促、编辑等协作, 编辑部和读者均未察觉而以为文章出自一人之手, 直到两人的通信发表才真相大白。两人在思想气质上的相通相近可见一斑。

第二, 从分析方法看, 马恩运用唯物史观, 都注重从国际大背景中具体剖析中国的形势, 并根据中国现实反应研判其未来可能性和带来的世界意义;在研究中国内部时, 注重经济与政治的互相联系以及社会的阶级分析。在行文中充满丰富情感, 使用了大量修辞手法。可以说, 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总体和具体相统一, 在叙述方法上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 使论述深刻有力。

1857年3月18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 除了说明自己境况极坏外, 还就国际形势指出:“要正确评价波斯和中国的动乱, 必须把它们同帕姆在这两个地区的头一次行动加以比较, 因为它们两者都只是重复而已。在他掌权期间, 第一次对华战争即使再打100年, 除了使俄国扩大陆上茶叶贸易并增强俄国在北京的影响外, 不会有其他任何结果。只有到了罗伯特·皮尔爵士内阁时期, 埃伦伯勒才使这次战争发生‘英国式的’转变。”^[4]130 20日, 恩格斯致信马克思, 说:自己这个月也有必须偿付、十分急迫的债款, 不然5英镑银行券马上就能寄出; 1856年10月“亚罗号”这一“中国事件”以及1857年初英国议会就侵华政策激烈辩论, 通过了对帕默斯顿政府的不信任案, 这将使得《纽约每日论坛报》又需要撰稿帮助。24日, 马克思致信恩格斯, 说:他要给别的报纸写稿的威胁起了作用, 《纽约每日论坛报》提出新的稿酬支付办法, 可以缓解收支问题, 并附上了几份反帕麦斯顿的材料, 让恩格斯写文章。“我很希望你寄给我几行‘幽默的’东西, 比如说, 50行或100行, 谈谈英国人在波斯和广州近郊是怎样显示奥兰多式的勇敢的。”^[4]134 31日, 恩格斯在信中对马克思说:“我几乎根本没有关注在波斯和中国的军事冒险, 而且详细的报道也很少。”^[4]136这里的“军事冒险”指1856年至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和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就叙述方法来讲, 马恩不仅在运用和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而且语言优美、文字犀利, 使得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论中国”的政论文赢得了大量读者, 近一半被《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或《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转载, 多篇被《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和英国的《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等报纸摘引。以《波斯和中国》为例, 恩格斯所写的2100余字英文全文中, 用了7个“?”, 逐步提问、设问、反问, 甚至在两个自然段中都一连三次发问, 生动叙述了中国应对英国的战事;在对比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基础上描写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情景, 分析了落后民族战胜西方强敌的可能性, 展现了应根据本民族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决定对外作战的手段从而实现以劣抗优的军事思想。如他就中国的全民战争的方法说:“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民族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进入敌国, 深入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 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 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6]626马克思则在《新的对华战争》中, 用4个篇章, 结合多种材料夹叙夹议“白河事件”的来龙去脉, 并联系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分析了英国一贯捏造事实挑衅中国的手段。他在勾画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在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面前的卑躬懦弱形象时, 运用排比句生动地说:“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 他们无权进入中国的任何江河, 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条款的问题上, 他们对中国人应持较多的容忍态度, 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自己过去讲过的话而声称有权用一支‘由炮艇组成的大舰队’强行通过白河时, 他也毫无难色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 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一模一样。”^[6]670其中, “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出自莎士比亚《无事生非》第4幕第2场。据不完全统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所含马克思著作和信件中, 涉及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有147次之多;莎士比亚创作的37部剧作中, 马克思仅在其著作中就援引过21部^[7]。

第三, 从主要思想看, 两人在专论中国和其他提到中国的文章中, 都关怀中国社会变迁和曲折命运, 谴责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罪行并支持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强调中国与欧美在经济运行上相互联系、社会变革上彼此影响, 预言资本主义渗透中国但其后果又促使资本主义的瓦解。

1857年11月15日, 恩格斯致信马克思, 谈到这次在十年繁荣和投机之后出现的商业危机不能一下子停止,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掘黄金使欧美摆脱了1847年经济危机, 而现在不再有新的加利福尼亚和新的澳大利亚出现来挽救局势了, 且自1840年以来, “中国约有20年陷在泥潭里”^[4]243,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使得美国的商品进入中国受阻。1858年12月17日,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纽约每日论坛报》“这家讨厌的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 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一些恭维话。但是, 最后当中英条约的正式条文公布时, 我写了一篇文章, 其中谈到, 中国人‘现在使鸦片输入合法化而且还对鸦片征收进口税, 最后大概还要允许在中国本土种植鸦片’, 因此, ‘第二次鸦片战争’迟早会给英国的鸦片贸易, 特别是印度的国库以致命的打击。好! 德纳先生却把这篇文章作为伦敦的一个‘临时通讯员’写的东西刊登出来, 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空洞无物的社论, 来反驳他的‘临时’通讯员。而就在这时(确切地说星期一), 菲茨杰拉德和斯坦利在下院代表内阁逐字逐句地证实了我的预言。因此, 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又写了一篇文章, 对我的‘反驳者’稍加嘲笑, 语气自然是克制的。”^[4]440-441马克思提到的“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即为《鸦片贸易史》两篇社论。后来所写的文章为《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而以“临时通讯员”身份写的关于中英条约的文章最终并未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1859年4月9日, 马克思致信恩格斯时说, 他已告知德纳需要提高稿酬, 并指出香港首席检察官托马斯·奇泽姆·安斯蒂因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暴虐和贪污, 而被政府解职返回英国, 其对帕麦斯顿以报复相威胁。信中提到的印度财政问题, 则指由于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的附件, 使得印度的鸦片收入受到威胁, 中国本土也将种植鸦片, 而印度的鸦片收入正是由于它是走私品才获得的, 因此, 印度财政面临的浩劫比过去的印度战争更为严重^[4]504-506。这些思想在4月12日所写的《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一文中进一步得以充实。恩格斯在晚年给倍倍尔、丹尼尔逊、拉法格、考茨基、左尔格等人的信中更是指出, 中国门户被资本主义打开, 加之中日战争后, 将会有大量中国人移居国外, 产生人力竞争, 促使生产体系变革, 引发社会革命, 进而欧美资本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过程, 也是其自身走向瓦解的过程。

第四, 从研究宗旨看, 马恩都重在总结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运动的经验, 揭示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联动规律, 助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促进全人类的解放。

1858年10月7日,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 自己工作很忙, 需要马克思写稿, 并就经济形势说:“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极其乐观, 如果不是考虑到针对印度和中国而进行的大量过度生产, 鬼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根据这里市侩的议论和市场状况来看, 我觉得印度和中国是过度生产的直接由头, 如果冬季情况良好, 那么无疑可以预料, 在春季空头信贷和票据投机的业务又会大大发展。”^[4]417-418马克思在8日的复信中谈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状况:“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 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 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 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8]166同时也特别指出, 由于经济增长只限于鸦片贸易, 以及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坚固, 英国经济并没有繁荣, 于是, 英国政府和内阁所炮制的1858年《天津条约》就成为了讽刺。可见, 马恩持续论及列强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惯用伎俩以及产生的后果, 并不断发表文章广而告之。一方面, 这使得马恩关注了东方落后国家的变迁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解放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他们基于这些研究, 站在世界历史角度为其他民族的解放和觉醒提供指导, 进而将具体经验上升为总体理论, 拓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 深化了已有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由于马恩的成长环境、兴趣爱好、知识与经验积累、个性特征等不同, 学术专长和分工也有所不同, 两人在“论中国”中所形成的成果数量、个别观点以及在关注领域、解释方式等方面也表现出一些具体的差异。不过, 这些差异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彼此分工协同、互补长短, 显示了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整体中国观。

第一, 从成果数量看, 马克思“论中国”的作品多于恩格斯, 但恩格斯“论中国”的时间早于且跨度长于马克思。马恩“论中国”的作品, 至少有196件(见表 1)。从1839年3月写《伍珀河谷来信》至1894年11月写《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55年间恩格斯共有71件作品论及中国^[9], 其中在1863年至1894年间所著最多, 为36件。从1842年2月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至1882年11月写《致爱琳娜·马克思》 (含1885、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 41年间马克思论中国的作品共有116件, 其中在1853年至1862年完成82件。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再到1852年的《流亡中的大人物》, 这期间马恩共合著了9件提及中国的作品。就专论中国的作品看, 学界通常以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0]的收录为依据, 共有22篇。因《鸦片贸易史》和《新的对华战争》各分2次、4次发表, 剔除相同标题的则为18篇。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为19篇, 剔除相同标题的则为15篇。事实上, 马克思于1854年3月18日发表的《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题目中含有“中国”两字, 全文20段, 有2段专论中国。恩格斯专论中国的文章有3篇。

第二, 从个别观点看, 马克思注重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共同作用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则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制度将完全崩溃而必定欧洲化, 中国人与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 进而发生社会变革走向社会主义。一方面, 马克思主要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着手, 认为中国人大量依附于小农经济体系, 且来自国外的入侵使得中国市场不断缩小, 注重中国革命的内外部条件结合, 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来改造传统中国制度, 进而和面临经济社会危机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发生革命,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恩格斯则强调中国社会的落后性、衰落趋势以及西欧无产阶级的榜样示范作用, 特别是注重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破坏作用。中国劳动力得以解放并大批移居国外, 在欧美造成尖锐矛盾, 因而资本主义在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加速了欧美资本主义的崩溃。另一方面, 马克思强调列强对具有坚固内部结构的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侵蚀是一个长期过程, 这也与当时外国商业资本侵入中国处于初期有关。恩格斯在晚年则根据情势变化认为, 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侵蚀渗透不断加剧, 且侵入方式由商品进出口为主的商业资本转向以修建铁路和工厂为主的产业资本侵略, 极大地加速了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解体。不过, 两人相得益彰的论述对中国探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方向性启示。

第三, 从关注领域看, 马恩各自从擅长的领域出发并有所分工, 马克思主要是从经济社会角度观察中国;恩格斯则更多从军事地理视角描述中国。1853年3月10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针对撰写东方问题的文章说:“住在这里的一个可恶的美国佬, 企图就这个问题和我在《论坛报》上竞争。但是, 这个问题首先是军事和地理方面的, 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因此, 你还得再作一次牺牲。土耳其帝国将会怎样, 我一点也不清楚。因而谈不出什么总的看法”^[11]359, 不过, 马克思随即就撰写报纸论文给恩格斯传授了经验, 即“在这种文章中似乎有必要尽量用军事、地理和历史的幕布来遮盖真正的问题”^[11]359, 进而他对1852年土耳其和黑山之间的武装冲突提出了一些经过理论分析所得的要点, 并认为, “所有这些内容都非常贫乏, 但我必须有一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 以便打垮我的竞争者”^[11]360。马恩在人生经历、精神气质、思想发展过程等方面存在不同。恩格斯从小对军事着迷, 且在1841年9月底至1842年10月间有一年制的炮兵志愿兵经历, 撰写了许多关于军事、战争及其与经济相互作用等方面的名篇, 有“将军”的昵称, 同时, 恩格斯也对工人一线的生产较为熟悉。因此, 马克思风趣地将恩格斯称为自己的“曼彻斯特陆军部”, 而外交和财政由他在伦敦领导。正如马克思在1853年9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如果发生什么军事事件, 我就指望曼彻斯特的陆军部会立即给我指示;在棉花和棉纱方面也是如此, 这里的报纸对这方面的报道十分可怜。”^[11]468另外, 恩格斯在“论中国”的著述中还显示了其在自然科学上的素养, 如提到中国的火药、蚕、棉纸等的传播。考茨基回忆说:“在经济学理论方面, 虽然也是年轻的恩格斯起步在先, 但被年长的朋友马克思所超过。在军事学方面, 仍然没有人能和恩格斯相比。”^[12]75恩格斯专论中国的政论文章———《英人对华的新远征》、《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和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常用知识辞典》所写的《阿富汗》、《爆炸弹》、《炮兵》、《缅甸》等条目文章, 以及与中俄边境、中日战争等相关的著述, 集中体现了恩格斯的中国军事、地理等知识积累。如1858年10月21日, 恩格斯致信马克思, 说如果需要, “我可以写一篇关于俄中条约的文章(这个条约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是多么丢脸!)———自然, 只要这期间我的迁居不碍事就行。请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你推测额尔金的条约和帕姆之间有联系, 关于这点也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但也许你自己已经整理了这个材料?”^[4]424这里的“俄中条约”为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瑷珲条约》, 帕姆即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恩格斯说, 只要自己迁居新住所不影响写作, 就答应马克思之托来写文章, 即后来发表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虽然撰有4篇以“新的对华战争”为题的文章, 内容多是对“英中战争”的决策、影响和报道的分析, 但关于战事的叙述主要来自英法报纸的报道, 如关于“白河事件”, 他就说:“让我来叙述最近大陆邮班传来的一些事实。”^[6]654

第四, 从解释方式看, 马克思在论中国时善于运用借喻或暗喻来陈述事实, 而恩格斯则朴实自然地叙述中国问题。1859年5月27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你的军事文章应写得更生动一些, 因为你是给普通报纸写的, 而不是给学术性的军事报纸写的。根据《泰晤士报》的通讯等等, 稍微多写些描述性的和个性化的东西, 是容易做到的。我不能添加诸如此类的东西, 因为这样会造成文风上的不协调。而德纳就会自作主张地在我们的文章里加入一些极其无聊的东西。”^[4]550-551事实上, 马恩在文风上皆有特色。爱·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不习惯用华丽辞藻, 阿谀逢迎之辞。正因为如此, 他的语言才真正是优美的:朴实、清晰、有力。”^[12]162马克思则除了旁征博引报道与评论、政府文件等外, 还善用诗句名言、台词传说、轶闻典故。正如他1858年9月21日致信恩格斯谈及写稿时说, “我昨天写了论中国条约一文”^[4]416, 尽管这篇关于天津条约的文章最终未被《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 但“除了对已经写好的东西作修辞上的润色外, 我没什么可干的, 但是有时为了推敲几个句子, 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4]414。以马克思专论中国的作品为例, 在《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中就引用了“‘民意即天意’(vox populi vox dei)”这一出自赫西俄德长诗《劳动和时间》的拉丁语谚语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13]64这一英国功利主义理论家边沁的名言来说明保守党领袖对华军事行动的相关演说;在《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中, 就以莎士比亚戏剧为导语, 在首段三次引用莎剧的台词, 并把《泰晤士报》和《笨拙》杂志分别比作英国新闻界的“大科夫塔”与“小丑”, “它们二者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同现政府紧连在一起, 因而以装模作样的热情来颂扬这位广州大屠杀的英雄”^[13]77。“大科夫塔”是18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全知全能的埃及大祭司的名字。再如《新的对华战争》中, 马克思分别指出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和英国商界“跨上不列颠狮子”^{[6]655, 671}而怒吼, 报纸还扮演“疯狂的罗兰的角色”^[6]655, 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6]663。英国的国徽是狮子, “跨上不列颠狮子”意指打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为武装侵华张目;“疯狂的罗兰”是意大利诗人洛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odovico Ariosto)的同名长诗(又译《疯狂的奥兰多》, Orlando Furioso)中的主人公;“雅努斯”指传说中的古罗马长有两个方向相反面孔的神。

考察两人中国研究的异同, 对于深化有关马恩关系、同时代欧洲人中国观的认识以及马恩书信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区域国别思想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第一, “论中国”所呈现的马恩关系为两人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案例。早在1856年,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批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德维希·西蒙(Ludwig Simon)在《流亡纪事》中多次将两人并列作为合体, “把我们两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4]80, 认为“我们两人———‘经济平等’的导师———在鼓吹‘武装<!>占有资本’”^[4]79 1860年, 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应当把恩格斯“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5]569。之后, 马克思多次将他和恩格斯并称“我们”。从恩格斯晚年至逝世不久后(即1897年左右至1914年左右)的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争论, 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50—6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都对马恩关系有广泛的讨论并掀起了多次热潮。20世纪80年代后, 中国学界也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下参与到这一话题的分析中, 并于21世纪初, 在利用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讨论高潮。国内外学界形成了马恩“合作论”、“修正论”、“误释论”、“同质论”、“发展论”、“统一论”或“一致论”、“(温和或极端)对立论”、“差异论”或“差距论”等代表性观点^[14]。如“差异论”研究者认为, 就俄国社会发展, 马恩的分别包括路径选择的多线论与单线论、发展前途的乐观说与悲观说, 两人对俄国公社双重命运的意义、范围和条件等的看法也有差异。在中国议题上, 有台湾学者持“误释论”, 同意恩格斯将马克思的研究结果过度推广了的说法, “马克思只用‘原始’、‘野蛮’来形容东方专制政体;可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却说:‘数千年来最暴横的东方专制政体’。类似的夸张言论恐怕不尽然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因此为求凝聚讨论焦点, 只得将恩格斯的观点割舍”^[15]45, 而对比马克思与韦伯的中国研究后说, “马克思对中国的解释整体来说, 非常粗糙。对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意义上, 用处不大。但是他原本志不在此, 又何能见怪;可怪的应是那些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 误用他的历史公式以解释中国;或是以政治企图来扭曲其言论的人。但至少马克思是把他所知道的写出来, 而且是秉持公道地对中国寄予同情和期盼, 这点是值得肯定的。”^[15]160事实上, 通过前述论证可以得出, 马恩在“论中国”时, 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两人能巧妙地相互补充, 这一点他们是理解的, 而且, 尽管有分歧, 他们还保持了一种平等的结合———友谊的结合和工作的结合, 即政治和科学工作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史无前例的, 从未松弛过, 也不曾出现过任何罅隙;为此, 两人都投入了巨大精力, 使之发展巩固, 相得益彰。”^[16]虽然马恩关系这一复杂的问题已耗费了世界各地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和激情, 且还将继续耗费下去^[17], 但从马恩论中国这一东方国家, 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两人关系的认识。

第二, “论中国”展现了马恩中国观的强烈历史感、鲜明价值性。马恩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或汉学家大多将东方作为西方的对立面而关注, 并将中国作为东方性国家的代表, 进而提及或专注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论述。马恩对中国的论述往往站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或者说无产阶级的立场, 进而来探讨中国与资本主义制度或世界市场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话题是马恩文本群、思想史乃至革命斗争、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45年之前, 两人论及京报、八卦、中国画等中国元素, 但主要沿袭了莱布尼茨、赫尔德、黑格尔、李特尔、傅立叶等思想家的观点, 认为中国是遥远、专制、停滞和无神论的社会。之后, 则根据世界时局指出, 中国卷入了世界市场。相比1839年至1852年零星论及中国的阶段, 马恩在1853年至1862年间, 以《纽约每日论坛报》为阵地, 并在撰写的《美国新百科全书:常用知识辞典》条目、经济学手稿和亲友通信里集中论述了国际关系中的中国。1863年之后, 马克思主要在通信、《资本论》及其相关著述、人类学和历史学等笔记中继续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传统中国的事物, 如谈到了英军火烧圆明园、主张币制改革的王茂荫、九族制。恩格斯则结合东西方交往的新变化补充深化了两人之前的对中国的论述, 论及中日甲午战争, 预测了资本主义新阶段里中国被迫欧化、人口外流等可能景象。两人对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事件和人类解放中的中国社会充满理性与道德的双重分析。一方面, 他们强调中国与欧洲“两极相联”, 这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革命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相互影响, 英国、法国、美国、俄国乃至日本等列强挑起“海盗式的侵略”, 遭到中华民族保卫社稷和家园的反抗, 同时中国门户已经被打开, 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所要建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两人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性。中国在革命、战争、贸易等交织的国际事务中有着特殊的行动方式, 在经济社会结构上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 历史文化上是最古老国家腐朽的半文明, 发展道路上将缔造“中华共和国自由, 平等, 博爱”^[18]278, 但最终“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 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18]277, 即在未来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马恩对中国既有出于情感、想象、道义的论述, 也有出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逻辑的分析, 还用一些文学修辞来隐喻中国和中国人。两人在论述中国的“停滞”“专制”“可憎”面向时, 也注意到了其“自由”“新纪元”“高才生”的形象。马恩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有了解和吸收, 对中国事物和境况的认识也丰富完善了他们的学说, 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能被广泛地接受。在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中, 他还称大女儿为“中国皇帝奎奎”(Qui-qui)、小女儿为“中国的皇太子古古”(Quo-quo), 或许是清宫称呼“格格”或“阿哥”西传后的变音^[19]。可以说, 马恩运用唯物史观, 结合对所知中国的判断, 奠定了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的一些误读, 也有助于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民族化时首先从马恩对这一国家或民族的论述谈起。

第三, 书信是深化马恩关系研究、马恩区域国别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马恩之间的书信和他们给相关团体、机构和个人的书信是宝贵的思想遗产, 勾勒了他们广泛的交往轨迹, 呈现了伟大的精神风范, 正如列宁所言, “信件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都非常大”^[20]。相较于著作、论文、评论、手稿、摘录、笔记等文本类型, 马恩所写的信件数量巨大, 已出版的有4300多封, 仅马克思所写的信就超过了3100封, 其中, 写给恩格斯的信就有1500多封;如果将以两人名义而写、第三方写给两人的信等算在内, 则马恩的书信文本群达到15000多封。不过, 由于通信所涉内容较为具体、主题相对分散、大多比较简短, 国内外对两人的通信研究还不够深入, 亟需分阶段、分专题探讨, 并评估其价值。马恩在彼此通信中叙述生平、沟通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相互切磋, 这些通信是研究两人关系的珍贵记录。两人通信援引大量多语种文献资料, 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世界主要区域的古代社会和文明进行了讨论, 并抨击欧洲、亚洲、美洲各国的反动制度, 揭露英、法、俄、美等列强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 剖析匈牙利、西班牙、波兰等国的革命运动和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美国南北战争的局势, 评述历史关键点的不同阶级和思潮流派的代表人物, 进而深切同情被压迫民族和人民, 热情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关心各国革命者的成长, 经传播与实践, 推动了人类解放事业。马恩掌握各国经济社会情况、政治局势和国际地位变化, 除了通过报刊和官方文件等载体外, 彼此之间的通信讨论和同各国人士的书信往来也是重要渠道。如与乔治·朱利安· 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长期通信, 获知了英国、爱尔兰、美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与德国的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威廉·白拉克(Wilhelm Bracke)密切联络获取了德国的信息;恩格斯1875年在一封信中说, “如果不算德国和奥地利的话, 我们应当最密切注意的国家仍然是俄国”^[8]409, 马恩广泛结交了俄国各阶层人士, 就俄国问题留下了大量信札;与美国朋友们在通信中讨论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理论问题。推进书信研究, 不仅有助于了解马恩相关著作的背景资料和出版发行史、相关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乃至两人的生平事迹, 而且对把握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合作方式和个性特点等大有裨益。1897年, 马克思的三女儿艾琳娜·艾威林及其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所编的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所写文章集《东方问题: 1853—1856年关于克里木战争事件的书信翻印本》, 在辨识马克思未署名的信件和文章时, 除了依据迈耶尔的《纽约每日论坛报》选粹本外,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马克思美国朋友的信件起了重要作用^[21]。“20世纪30年代, 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其他地方, 都流行出版各类马克思主义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论印度、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 等等。”^[22]不过, 这些有关全球部分区域和国家的文集, 多未将马恩相关书信纳入编选的范围。新世纪以来,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 我国学者就马恩论欧洲文明、论俄国、论拉丁美洲、论西亚非洲、论美国等进行了专题摘编, 其中, 对两人书信中的相关内容也予以摘选。深入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正确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 推动对外工作高质量发展,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域国别学等学科建设, 仍有必要全面深入挖掘包括书信在内的马恩关于区域国别学的思想与方法, 把握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性、综合性、集成性、对策性、实用性、即时性等特点, 并从马恩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文明互鉴理论等视角, 审视两人关于全球区域、国别、领域、时域的论述,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 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发展, 服务于中外合作共赢、文明交流互鉴、全球与区域现代治理,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