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在经历漫长而复杂的筹备过程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第一部分第5卷得以面世。该版本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 (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 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完整呈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手稿的正文卷和附属卷。近一个世纪以来, 《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而且被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文献, 与此同时, 它也是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备受争议的关键文本。无论是作为理论基石还是争议焦点, 它历来牵涉以下两重问题:一是对文本内容本身的理解, 二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发表文本的编纂工作。
一
2014年, 特雷尔·卡弗(Terrel Carver)和丹尼尔·布兰克(DanielBlank)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的新丛书“马克思, 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中出版了两卷著作: 第一卷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既有版本的编辑史进行了批判性梳理, 并构建了“版本政治史”作为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下文简称第一卷)
卡弗和布兰克沿袭了《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的做法, 通过特定的编辑策略和排版设计, 使读者直观把握所谓的“费尔巴哈”章的文本复杂性及其内部张力。然而, 他们的理论抱负, 即“广开言路、激发争鸣, 而非简单填补既有(且长期存在的)理论空白” [1]3, 最终只得到了有限的实现。对于无法参阅德文版的读者而言, 该英译版或许有助于拓展问题视野、拓宽讨论范围, 然而, 书中那篇功底扎实但缺乏创见的《分析性导论》, 恐怕难以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带来实质性启发。如果将其置于德语学界的语境中予以审视, 该英译版的创新潜力仍然相当有限。尤其令人诧异的是, 作者宣称提供了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阅读的研究版本。然而, 轻松的可读性与文本的忠实度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张力, 二者不可兼得, 必然导致顾此失彼
这部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版本政治史》(第一卷)的鸿篇巨制, 致力于同时达成多重论证目标:第一, 旨在呼吁哲学家和文献学家意识到文献编辑本身固有的政治和历史维度: “版本即诠释” [3]165;第二, 系统梳理被后世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和刊印稿的不同版本史, 精准地重现其背后的政治史脉络;第三, 详尽阐发一种极其独特的“版本政治史”构想, 这也彰显出卡弗和布兰克著述中蕴含的哲学抱负
关于第一点, 任何对文献编辑有所了解的读者, 都不会质疑卡弗和布兰克提出的这一核心论断———不仅导论和评注, 而且对手稿的编辑安排, 本身就已构成一种诠释结果。或许并非每个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读者都深谙此理, 因此, 有必要在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讨论中明确这一事实。
关于第二点, 从思想史角度以及对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和刊印稿”的解读来看, 卡弗和布兰克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其价值并不在于观点的独创性, 而在于论证的严谨性和内容的连贯性。布兰克2008年在布里斯托完成的博士论文(其著述以此为蓝本)表明, 迄今为止所有版本都基于编辑和出版方所作的文献学和哲学理论层面的决策, 而这些决策在根本上受到各版本形成时政治和历史环境的影响。
卡弗和布兰克指出两种编辑目标之间的冲突及其内在张力, 并认为可以据此对不同版本加以归类
关于是否严格按照时间顺序, 抑或遵从作者指示并依据内容观点进行逻辑编排这一根本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与刊印稿》的文本写作顺序, 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不依赖于编者附释就能得到确定
笔者以为, 卡弗和布兰克在主张严格依照时间顺序编排手稿的同时, 又提倡以并列对照的形式悉数呈现基于作者指示的所有文本编排方案, 并致力于使这一形式为非专业读者所理解, 这或许是为了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诉求:使这些著述能够抵达其真正的目标受众(即无产阶级), 以便介入政治斗争。姑且不论该方案是否适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卡弗和布兰克反复强调能够兼顾文献学合理性和大众可读性, 已令人咋舌。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单凭对照版本的篇幅和售价, 恐怕就让目标读者望而却步。
关于第三点, 卡弗和布兰克在方法论哲学层面的重要贡献, 在于提出了作为其著作立论基础的“版本政治史”构想, 该构想在“方法论附录”[3]165-181中得到详细阐释。在展开文末的批判性分析之前, 本文将简要概述这一构想的核心要义。
其核心前提在于, 只有立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中奠定的理论立场, 才能构建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恰当版本政治史。这一立场可概括为卡弗和布兰克所提炼的“五项方法论要点”[3]171。基于这些主张, 必然推导出一套既恰当又能消解研究版和考证版之间内在张力的编辑准则。
前文已对是否存在这一编辑准则提出了疑问。
“五项方法论要点”[3]171内容如下:必须遵循历史自身的尺度来书写历史;不应苟同“时代的幻觉”;必须考量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影响;必须甄别意识形态的与非意识形态的表述;研究不应落入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窠臼。
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 为何唯独卡弗和布兰克对文本的解读就是合理的?换言之, 谁有权批判这种以自身立论为基础的文本诠释?值得注意的是, 卡弗和布兰克沿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理路, 他们认为自身对历史和社会政治意识状况的阐述能够超越特殊利益的束缚并提供客观真理, 而非相互冲突、彼此攻讦的多元视角。此外, 他们似乎毫无顾虑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哲学目的论纳入自身理论框架。鉴于围绕该议题的研究浩如烟海, 他们竟将前提如此复杂、体系普遍存疑的理论构想几乎未加论证地置于书末附录, 这实在出人意料。
再者, 为何唯有认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构想(按照卡弗和布兰克的解释)的人才有资格编纂出具有文献学合理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版本? 莫非该版本是个特例, 抑或这个原则仅仅适用于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述?如果这个原则具有普适性, 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谁有资格编纂《圣经》或《古兰经》、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著作, 抑或贝克莱、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的作品?只要提出这些质疑, 就能洞见上述要求在根本上是荒谬的。
二
如果有人认为, 随着考证版的问世, 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与刊印稿》的文献编辑争议将就此终结, 这无疑是一种误判。在这一点上, 卡弗和布兰克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争议的根源依然存在, 它不仅关乎文本的编辑方案, 而且涉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首先,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本身是“极其混乱的手稿” [1]3, 因此, 有充分的理由对其予以不同形式的编排。即便卡弗和布兰克所倡导的政治历史正确的编辑理念难以服众甚至自相矛盾, 这一点仍然适用于考证版。如果摒弃那个仍然左右着卡弗和布兰克判断的历史哲学前提, 即存在某种客观而正确的历史立场, 那么我们就能够、也必须从他们描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版本政治史中得出如下结论:即便是考证版, 同样受历史条件制约(仅从编辑技术的发展历程便可见一斑), 并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立场倾向
其次, 卡弗和布兰克的观点难以服众, 并非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文献编辑工作的“政治历史”维度不存在, 而是因为他们陷入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不良传统, 即假定凭借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权威, 便可获得一个“真正”正确的、超越党派或利益束缚的立场。他们将其并非原创但经过深入考证的文献学研究结论置于一个反多元主义并且归根结底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下, 但这一理论框架根本站不住脚, 理应受到批判。编辑原则和更深层次的哲学前提(或更广义的科学理论前提)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正因为这种关联, 关于恰当考证版的争论才根本不可能终止(也不应该终止)。除非有人试图以客观真理的名义强行终结讨论, 否则, 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与刊印稿》的所有版本而言, 即便它编辑得再完善, 也必须经受读者的诠释及对其哲学依据或真理主张的检验。正是这种系统性诠释, 为围绕文献编辑的争鸣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卡弗和布兰克所描绘的版本政治史无疑表明:在哲学层面, 这种做法最终只能导向毫无理性增益的教条主义;在政治层面, 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不自由, 既表现为思想禁锢, 又体现为对编者和诠释者工作的限制
卡弗和布兰克对被后世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版本政治史的强调固然值得重视。然而, 对于他们主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的版本政治史构想, 则必须予以坚决反对。我们应当警惕他们的主张, 即声称已经确立了既摆脱了特殊利益的束缚又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唯一正确的立场。因此, 卡弗和布兰克在《方法论附录》 [3]165-181中所阐述的观点作为这种不可接受的教条主义的衍生物, 理应被摒弃。尽管在卡弗和布兰克的两卷著作中, 不乏值得称道、富有启发以及推进学术讨论的创见, 但我们既不应苟同唯有恪守(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资格(或被允许)编纂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文本;也不能接受卡弗和布兰克在附录中勾勒的历史哲学构想———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而提炼的“五项方法论要点” [3]171是无可替代的
① 第一卷即 Terrel Carver, Daniel Blank.
② 卡弗与布兰克所编纂的版本存在一个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说明的问题:为何二者虽然多次宣称要出版“曾被谓为‘Ⅰ.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 实际上却仅仅选用了过去被汇编为“Ⅰ. 费尔巴哈”章的六份总手稿中的其中一份? 即便是他们选用的那份手稿———在其译本所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中, 题为“费尔巴哈与历史”———也并未以完整形式被收录。由此可见, 该版本恰恰遗漏了马克思在手稿最后两页所作的笔记, 而这些内容原本能为“Ⅰ. 费尔巴哈”章的构思过程提供关键信息。他们还将马克思抄录“Ⅱ. 圣布鲁诺”章和“Ⅲ. 圣麦克斯”章后已经删除的部分, 重新插入至其选用手稿未删除的文本中, 并且没有以任何方式向读者说明这一处理。此外, 卡弗和布兰克所译手稿由写作背景各异的三个部分拼接组成, 但他们最终呈现的结果却是一个完整的篇章, 而这一文本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写作过程中从未存在过。
③ 第二卷即Terrel Carver, Daniel Blank.
④ 卡弗和布兰克在其两卷著作中始终坚持对标题的改写, 旨在取代以往那个实际上具有误导性的标题“Die Deutsche Ideologie”。MEGA2 I/5省去了定冠词die, 这一做法既淡化了将其视为一部完整著作的暗示, 又没有完全破坏读者长久以来形成的对文本整体性的期待。此外, “手稿和刊印稿” (Manuskripte und Drucke)的副标题还进一步表明, 这些文本单元的完成程度各不相同。可见, 相较于卡弗和布兰克仅仅强调文本分离程度的表述, MEGA2 I/5编委最终敲定的标题在上述两个层面都传递出更加丰富的信息。值得肯定的是, 卡弗和布兰克试图通过修改标题来突破“Die Deutsche Ideologie”这一未经反思的传统称谓所引发的文献编辑和内容理解上的困局, 这一做法完全合理。
⑤ 同时, 基于编者的文献考据原则, 他们还增补了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与刊印稿》的其他文本段落[
⑥ 在《分析性导论》的开篇, 卡弗和布兰克将“费尔巴哈”章的标题界定为“具有误导性的”[
⑦ 两位作者拟定的费尔巴哈手稿英译本的目标, 即提供一个可与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⑧ 卡弗和布兰克所描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版本政治史, 或许忽略了这一事实: 第一卷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对“版本政治史”这一命题的彰显。就第一卷的研究内容而言, 敏锐的读者难免会对最终作者身份的归属产生疑问, 从文本证据来看, 第一卷的前身显然是布兰克的博士论文[
⑨ 卡弗和布兰克在其研究中中肯地指出:如果按照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阵营, 或者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对不同版本予以分类, 那么这些版本均无法纳入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所建构的秩序之中。尤其是时间顺序编排和内容逻辑编排之间的争论, 贯穿了所有版本, 超越了任何可能的意识形态阵营。
⑩ 对具体细节及相关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可参阅MEGA2 I/5的详尽附属卷。
⑪ 对于研究版或注释版, 这一结论尤为适用。这些版本在处理文献材料时不可避免地有所取舍, 同时可以在注释中阐明其诠释重心。只要编纂过程公开透明, 为读者提供包括考证版在内的其他版本作为参考, 使读者能够自行考察替代性方案, 那么任何版本都是合理的, 都可视为对学术讨论的有益补充。
⑫ 由格哈尔特【-逻*辑*与-】#183;胡布曼(Gerald Hubmann)和乌尔里希【-逻*辑*与-】#183;帕格尔(Ulrich Pagel)主编、2018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逻*辑*与-】#183;马克思、弗里德里希【-逻*辑*与-】#183;恩格斯:【-逻*辑*与-】#60;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哲学的批判(时间顺序版手稿)【-逻*辑*与-】#62;》(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⑬ 遗憾的是, 卡弗和布兰克在第一卷中屡屡陷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某种不良传统, 在面对不同立场和编辑决策时, 他们往往回避理性论证, 转而以怀疑解释学和主观责难予以回应。如此一来, 在一项旨在探讨考证版本文本多样性和争议性问题的研究中, 读者却不得不面对来自其他观点及其代表人物的阶级立场和反无产阶级倾向的暗示, 这着实让人不安。更令人不安的是, 在同一著作中, 读者还可以看到———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怀疑解释学一旦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 不仅会扼杀可能存在的版本多元性, 而且将抹去编者的功劳。要扭转这种亦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论争之中的风气, 恐怕还需经历漫长时日。
⑭ 令人诧异的是, 尽管第一卷以及所谓的“费尔巴哈”章英译本处处彰显着批判性意识, 其末尾却又笔锋一转, 展露出一种天真到近乎感人, 却又武断地漠视了诸多复杂文献的立论根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此处指向了一种“完全非批判的自我关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