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新疆的早期传播与译介, 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 面向边疆多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 新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译介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思想觉醒, 为打破旧有社会文化束缚、接受先进思想理念创造了历史契机, 也为后续新疆和平解放及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一历史进程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文化工作的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实证分析, 力图呈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新疆传播的阶段特征、译介机制及其与社会文化衍变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期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边疆多民族区域的早期传播范式与历史进程提供学术参照。

地处内陆边疆的新疆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一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国家全局的变革与调整无一例外地影响着新疆的政治社会发展进程, 深刻塑造了新疆的政治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格局。

新疆地处祖国陆上边疆, 自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曾同时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接壤。这一介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特殊地缘环境, 使得新疆在国家发展战略、世界政治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国土, 其中新疆的北部地区面临着沙俄的军事政治侵略, 南部边境则有英帝国主义以其殖民地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为支点, 试图通过设立教堂、开办学校等途径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新疆喀什等地, 实现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渗透。至民国时期紧邻新疆北部的苏维埃政权建立, 日、德、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为在东方造成包围苏联之势而妄图在新疆组织傀儡政府, 苏俄则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及本国战略安全出发试图同中国新疆建立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复杂交错的地缘环境进一步推动了不同理论思潮在新疆各地的传播与交锋, 有力促进了新疆各族民众反帝反封建、抗战爱国意识的觉醒。

新疆与苏联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线, 这使新疆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前沿地区, 同时也成为当时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关注的区域。因此, 新疆的局势稳定与发展方向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革命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 沙俄帝国主义政权的轰然崩塌和苏俄社会主义政权的初始创立, 不仅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更使得紧邻苏联的新疆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免受北部境外侵略威胁, 同时还有力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国内革命的重要国际交通线的形成。另一方面,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 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远离前线, 却是支援全国抗战的大后方, 不仅有力保障了中苏战略通道连接畅通, 也在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具有特殊地位。新疆民众与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同向同行, 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新疆政治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封建落后的境况中。一是于政治层面, 近代新疆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 传统农牧经济居于主导地位, 宗教文化影响深远, 形成了结构复杂的社会控制体系。至民国时期, 军阀政治在新疆进一步确立, 以农牧民为主体的各族民众依然生活在封建性质的统治秩序之中。二是于经济层面, 落后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相结合, 近代新疆经济仍然以传统农牧业为主, 现代工业基础几乎空白, 交通、通信极度落后, 严重制约了信息传播与社会流动, 至民国时期仍然“火车无有, 汽车又不通”^[1]140, 地方转送书信、文书仍然主要依靠人役, 速度极慢、传递困难。三是于文化层面, 封建的政治、落后的经济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发达, 至民国初期, 新疆地方主政者仍未能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客观上导致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迟滞, 同时公共文化设施如新闻报道机构、剧院、文化馆等也较为缺乏。这样的社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当地民众接触新思想、新知识的渠道, 制约了社会思想的活跃与进步。

在这一时期, 清末“新政”在新疆的推行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但兴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使得新疆各族青年学生有机会学习自然科学、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疆推动各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民族团结和民主政权打下了思想基础。

国内辛亥革命的发生和邻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潮在全国泛起, 新疆亦受此历史潮流影响而逐渐打破了封建社会的寂静。自20世纪30年代起, 得益于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争取苏联支持而实行的“亲苏”政策以及为获得中国共产党帮助而建立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联共党员、中共党员与民主进步人士于这一时期先后在新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爱国抗战思想, 其中尤其以1937年至1938年间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工作取得显著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可以公开出售、传阅, 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唯物主义等相关话题皆可以公开谈论, 新疆被时人誉为“第二延安”。

近代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潮轮番登场, 新疆也不例外。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情形相似, 这一时期新疆地方军阀严格控制书籍报刊的流通、限制新式教育的普及, 致使社会主义思潮和反帝爱国思想在新疆虽然有所传播, 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而未能形成广泛深入的传播态势。

20世纪初在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的影响下, 留俄知识分子及在疆革命党人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核心内容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建设,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留俄知识分子推动创办的群众组织尚学会, 以订购国内各类汉文图书杂志及通过锡伯语翻译英俄文学作品的途径, 向以锡伯族为主要群体的新疆群众宣传维新思想;二是在疆革命党人主持创办的汉、维吾尔、蒙古、满文版《伊犁白话报》, 作为这一历史时期仅有的以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同时出版的报纸, 通过刊载《帝国主义之可怕》《不讲帝国主义, 终久难免丧在帝国主义之下, 进退维谷的国家, 那就不能久于人世啦》^[2]等时政评论文章和“世界要闻”“爱国活历史”等栏目, 向各民族同胞宣传了反帝爱国思想及民主革命运动, 初步播撒了进步思想的种子。

1917年俄国在发生十月革命之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在苏华人华侨及苏联共产党成为在新疆打开社会主义传播局面的新兴力量。一方面, 往来于新疆与苏联间的劳动群众与华侨成为向新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力量。十月革命前后, 大批新疆穷苦劳动者前往苏联谋生, 在同苏联人民的直接接触中深刻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教育, 并通过出版维吾尔文报纸及组织“社会主义传习所”在新疆劳动者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培养华侨积极分子^[3]。另一方面, 苏联高度重视华人华侨的思想政治工作, 苏共中央及地方组织安排旅俄华人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 其中一部分新疆劳动者在苏联的帮助下自伊犁回疆, 并在少数民族中“宣传马列主义, 鼓动革命, 发展党员”^[4]9-10, 使得旅苏的新疆维吾尔族群众中间涌现出一批进步人士。

同一历史时期, 民国中央政府为在政治上维护自身统治而不遗余力地防范与抵制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新疆亦受到波及而遏制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势头。新疆地方军阀杨增新、金树仁通过严防边卡、稽查印刷品、检查信件等途径对马列主义在新疆的传播施行严格限制。对此, 民国中央政府视察新疆的代表曾讲到:“新省自杨、金两主席以来, 外省知识分子之往来者, 必先得省政府许可, 且受相当监视。纵令自由出入, 东有哈密附近之戈壁, 南北有交通不便之青海、西藏与蒙古、苏联, 本部人士, 已却步莫前, 况再加以到达边境之故意留难耶!既到之后, 言语行动, 多不自由, 不但外报难得阅览, 即电信邮政, 亦难随意交通。”^[5]虽然杨金时期采取了种种措施严防新思想、新文化在新疆传播, 但自东北借道苏联至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却仍然在新疆各族同胞中初步宣传了抗日救国思想。1933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入疆, 虽被金树仁政府要求不得接近群众、不得散布“越轨言论”, 但在金政府内少壮派的帮助下, 义勇军仍组织了多个宣传队在乌鲁木齐市内张贴标语、聚众演说, 向各族群众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和义勇军的抗日事迹, 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开展的爱国宣传活动, 有力冲破了当时新疆社会存在的闭塞局面, 为新疆各族人民国家意识的萌发和提升, 创造了积极的社会条件。总而言之, 杨金时期防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的种种措施确实导致马列主义在新疆的传播未成气候, 但终究难以抵挡民众意识的觉醒和社会主义在新疆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潮流。

1935年, 苏联出于地缘战略考量而与标榜亲苏的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合作, 并在时任政府的请求下由共产国际选派了俞秀松、赵实、刘进中、满素尔、哈的尔阿吉等二十五名联共党员来到新疆开展工作。在这一期间, 联共党员虽仍接受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的组织管理, 遵循“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4]20的原则, 却帮助新疆政府制定了“反帝、和平、建设、亲苏、清廉、民平”的六大政策作为施政方针, 并分别在公安管理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新疆学院、新疆日报社等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和文化宣传机构担任要职, 为新疆的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教育改革、文化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其中, 联共党员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制定有利于马列主义理论传播的政策、掌握有利于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 对推动经典文本在新疆的早期传播译介及社会文化转向起到了奠基作用。

首先, 联共党人通过帮助新疆政府制定“八大宣言”和“六大政策”的施政纲领, 为新疆社会传播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理论支撑。一方面, 新疆时任政府既有的“八大宣言”施政纲领在1935年经由联共党人的理论帮助, 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政策表述体系。例如在阐释“实行民族平等”原则时, 盛世才直接援引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并强调“近代民族问题, 简单的说来, 即是要争取各民族相互平等, 他的前提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指出“要想使新疆的民族平等政策得到确实的保障, 必须打倒帝国主义”^[1]168-169。该宣言的载体《政府目前主要任务》由包尔汉译为维吾尔文, 于1936年正式铅印出版后成为新疆各族干部培训的核心教材,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新疆的早期官方摘译传播。另一方面, “六大政策”政治纲领的制定与阐释完全由联共党人主导, 其内容体系构建了新疆社会的政治认同基础。其中, 体现“六大政策”基本观点的《六大政策教程》, 内容多取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相关内容, 如其中的国际形势部分出自斯大林的讲话、抗战部分来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除此之外还借鉴了张闻天《中国革命运动》、凯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文献^[6]。《六大政策教程》不仅为政策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更引导了社会舆论向马列主义民族观及反帝反侵略立场转型。“八大宣言”和“六大政策”深刻体现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为近代新疆社会文化从传统范式向马列主义立场过渡奠定了政治基础。

其次, 联共党人通过掌握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新疆日报社等群团组织和新闻宣传单位,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新疆的公开传播。一方面是以民众性政治团体为基础构建群众教育的重要桥梁。以俞秀松为代表的联共党员到新疆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改组新疆各族各界唯一的群众性反帝爱国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 通过遍布全疆的反帝分会及《反帝战线》刊物对全新疆公职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加强抗战教育、巩固民族团结、宣传马列主义, 领导各族人民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反对大汉族主义及狭隘地方民族主义, 学习《六大政策教材》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 促进新疆各族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推动形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潮。另一方面是以新闻出版单位作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以张逸凡、赵实、满素尔为代表的联共党员先后任新疆日报社社长, 在报纸内容方面突出宣传苏俄建设成就、马列主义科普、“六大政策”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使得新疆日报逐渐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联共党员在新疆文化教育阵线中的活动为后续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开展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广泛传播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37年至1942年间, 为维护祖国领土统一、巩固抗战主要后方和国际交通要道、推进新疆社会发展进步,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 在盛世才的邀请下先后抽调了如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毛泽民、黄火青、林基路等百余名中共干部来到新疆开展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培养具有先进思想的干部尤其是民族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掌握民众政治组织、完善文化社团机构、深耕各类学校教育而在新疆社会中掀起了传播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热潮。

首先, 1937年在乌鲁木齐成立了联结党中央与时任新疆省政府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并以此为基础引领了新疆迪化、伊犁、塔城、阿山、焉耆、阿克苏、喀什、和阗八个行政区^[7]121的理论传播和政策宣传工作, 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广泛传播译介的领导中枢。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领导下, 分散至全新疆八个行政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仍坚持理论学习并组建地方学习网络, 成为在全新疆辐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关键主体。例如, 阿克苏地区以林基路、蒋连穆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代表, 在库车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以定期带领地方机关青年学习《资本论》、《列宁选集》和毛泽东著作, 并通过“社救委员会”设置阅览室, 陈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供各阶层人士阅览; 焉耆地区以曹建培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代表, 通过将当地36个寺坊的阿訇组织起来成立学习小组, 向当地宗教人士传播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及党的政策, 使得抗日救亡成为各族民众谈论的主要话题;博尔塔拉以段进启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代表, 通过召开农牧区民众会议、成立公务员研究组、开办妇女民校向有影响力的地方人士、公务员及汉族和维吾尔族妇女介绍政府政策及《论持久战》等抗战道理;哈密则以祁天民、张东月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代表, 通过反帝会培训班重点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新华日报》、《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上刊载的马列主义类文章, 并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尤其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鉴于近代新疆召开会议或组织学习必经维吾尔语翻译^[8], 口译的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向各族民众传播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主要形式。除此之外,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曾委托党员兼译员吉合翻译整理《费尔巴哈论》, 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官方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形式之一。

其次,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领导群众性组织, 在团结新疆各族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 也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其中,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虽然是秉盛世才之意设立的民众性政治团体, 但实质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 继联共党人之后中共干部继续整改反帝联合会, 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章程》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提出了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等新内容, 使反帝会通过在新疆各地区各单位中组建分会、开办培训班、出版刊物书籍等途径, 发挥着为其他团体组织提供政治指导和帮助的作用。其一, 反帝会拥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等新疆各民族会员, 并以反帝分会和反帝小组为单位组织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马列主义著作, 使“许多反帝会会员和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第一次知道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 知道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知道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9]。其二, 以举办反帝训练班和民族训练班为主要途径培养各民族进步人士, 其培训内容除《六大政策教程》外, 还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内容, 高级训练班更是增加了对《论持久战》《毛泽东抗战言论选》《论青年修养》等著作的学习。其三, 以宣讲集会为主要途径启蒙各民族群众。反帝会组织各族回乡学生以挨户宣传、讲书读报或组织文化宣传队等形式向各地乡众宣讲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等抗日爱国文献和马列主义理论, “有一次, 有个锡伯族学生在伊犁河南县(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家乡用锡伯族语言给乡亲们讲读(苏)罗森达尔著的《新哲学读本》”^[10], 使得反帝会宣传队成为在基层向各族群众传播译介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政策的重要传播者。其四, 创办维汉双语刊物《反帝战线》并刊载著名翻译家张仲实译介的《发展乃数量变化底转为质量变化》一文, 以及翻印总计上万册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 以此向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立场。反帝会作为群众性组织兼具口头与书面双重方式的传播译介功能, 是抗战时期向新疆基层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关键组织。

再次, 中国共产党人与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完善文化社团机构、丰富公共文化服务来拓展马列主义宣传的多维渠道。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以迪化、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的新闻出版机构即新疆日报社为核心基地, 翻印、出售《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并充分利用已发行到边远农牧区的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俄语等多种语言文字版本的《新疆日报》, 连载刊登经典文献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及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与文章, 如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和周恩来的《太平洋战争与世界局势》、朱德的《胜利在望, 团结前进》, 使《新疆日报》被时人称为“《新华日报》的姊妹版”^[11]。二是民主进步人士以新疆文化协会为主要活动阵地, 通过开办文化干部训练班向各民族积极分子以维吾尔语口头译介《论持久战》, 通过文化协会编译部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文译成中文, 以达到文化协会“推动抗战文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完成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 树立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基础”^[7]138的宗旨。三是通过文化协会引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传播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如绥来县汉文会自办图书馆免费开放《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列宁全集》《论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著作的借阅, 再如阿勒泰文化促进会的副会长达列力汗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译成哈萨克文并广为传播。文化机构关于经典文本的传播与译介, 对于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掀起民主解放浪潮、支援抗战活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最后,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耕新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来培养各族青年、发展进步力量, 为日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受挫折时接续发展新疆进步社会文化积蓄了坚韧的本土有生力量。其一,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改革课程体系、重构课程内容等措施, 使新疆学院、省立师范、省立一中、女中等主要官办学校及新疆军官学校成为各族青年学生系统性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例如, 新疆学院在当时被誉为“抗大第二”, 其政治经济系的课程设置包括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即《资本论》第一卷)、新政治学(即《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中的论阶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战略与策略、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等)、社会构造论和社会发展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再如, 新疆军官学校的政治教育受到中共党员和苏联顾问的显著影响, 其课程内容也包括社会科学、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 而自军官学校毕业的指导员会进一步组织盛世才军队的战士阅读和讨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 延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影响范围。其二, 民主进步人士在学校中散发进步书刊, 丰富课外文本学习。以杜重远为代表的在疆爱国民主人士积极支持教育事业, 他们为学生购置并分发了《论目前抗战形势》等一批进步读物, 使学校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 持续坚持团结抗战、追求光明的正确导向。其三, 翻译家主动译介经典文本, 学生自主翻译和学习经典文本。为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翻译家张仲实在讲授社会发展史时自主翻译了恩格斯的著名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讲授哲学课程时翻译了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达尔的《辩证认识论》等。同时, 在校学生受到马列学习热潮的影响亦自主翻译、学习经典文本, 如汉族同学用中英文对照阅读《列宁主义问题》, 维吾尔族同学将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翻译成维吾尔文, 以便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讲解经典文本与党的政策。其四, 新疆学院师生创办《新芒月刊》, 刊载马列主义文章, 如发表赵普琳译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转载恩格斯《资本论提纲》等, 使得该刊成为各院校、各专业学生接触经典文本、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载体。这一时期, 新疆主要学校除传播文化知识外, 更是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党的政策, 使学校成为向各族青年传播进步思想的中心, 对于新疆社会文化转变的影响重要而深远。

综上所述, 在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同时又遵循“三不”原则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在政治性民众组织、文化性服务机构及各教育单位的广泛活动, 使得近代新疆社会出现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近代新疆得以广泛传播, 尤其是深入基层群众进行传播, 必然经过译介一途, 相比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的文本译介, 新疆的文本译介多为俄文译中文、中文译为少数民族语言版本。鉴于其时并无专事文本译介之部门, 新疆地区的文本译介多为口译, 书面译介文本则多为各族青年自发译介后手抄的小抄本, 其数量与质量上的不足都致使近代新疆所译文本的流传度较低。但总体来说,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新疆的公开传播与广为宣传使得新疆社会文化开启了从封建愚昧转向进步解放的新时期, 不仅助推新疆社会形成了爱国反帝的政治形势、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友爱互助、培养了各民族的文化骨干, 更为统一战线破裂后新疆接续民主革命、支持马列传播、维护祖国统一播下了本土的革命种子。

苏德战争爆发后, 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政治立场发生根本逆转, 公开背弃此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转而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自1942年起, 他大肆逮捕、迫害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及各族爱国青年;1943年国民党势力全面进入新疆后, 更是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一个主义”的宣传, 煽动反苏反共情绪。这一系列倒行逆施之举, 导致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彻底破坏, 新疆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进程由此发生重大历史转折。但与此同时, 经过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各族进步青年以及留苏学生接过中国共产党人未竟的事业, 主动自发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 在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坚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维护民族团结与支持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

1943年起, 大批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队陆续进入新疆, 在疆内反动势力的配合下大肆散布苏联及中共的谣言, 并以政府为主体在新疆各地收缴封存各类马列书籍等进步书籍, 甚至《六大政策教程》也在其列。与此同时, 国民党大量翻印《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总裁言论》等国民党党义书籍并译成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 在新疆各机关团体公开推广学习, 以期蒙昧新疆各族人民、颠倒新疆社会进步文化。在同一历史时期, 曾经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各民族进步青年及留苏学生如罗志、阿巴索夫、赛福鼎等人迅速成长, 成为在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坚持研学马列主义理论、译介传播经典著作、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坚力量。

其一, 各族留苏学生是在新疆传阅马列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型知识分子。1934年前后, 盛世才政府为表示亲苏的政治态度曾组织多批新疆各民族中学生前往苏联主要高校留学, 留学生在苏期间不仅拿到了学校发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 还在莫斯科国际书店等地见到并购买了俄文、乌兹别克文等文字版本的马列经典著作, 如《资本论》、《列宁选集》、《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两卷集的《马克思选集》等书, 并在毕业回国时携带了部分著作进疆。经过在苏学习与斗争, 部分留学生成为了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 并利用工作之便在喀什、阿克苏等地将大量苏联教材由俄文译成维吾尔文, 以便向当地知识分子介绍苏联情况、向当地学生传阅抄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刊、向农牧区群众宣传马列主义, 不少哈萨克族牧民提起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便是来自留学生的宣传^[12]。

其二, 中国共产党人培养的各族进步青年是译介传播经典著作、推动反对国民党统治斗争的中坚力量。20世纪40年代起, 深受中国共产党人影响的各民族进步青年将其购买、抄录的经典著作携带至家乡或工作地点, 并热忱地向当地群众和知识分子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例如, 穆塔里甫把在迪化购买的马列书籍带至阿克苏、乌什等地供年轻人传阅;德林与同学阿学文合作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译成维吾尔文;杜别克在塔城将《辩证唯物主义》等汉文书籍翻译成哈萨克文;阿巴索夫将《论联合政府》等党的文献和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公报译成维吾尔文, 散发给当地进步民族青年, 以期用活生生的事实来粉碎国民党顽固分子恶意的谣言。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新疆各地组织了若干秘密社团, 其中尤以北疆地区和乌鲁木齐居多, 如伊宁“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迪化“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克苏“青年星火联盟”等, 各个秘密进步团体皆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党的经典文献作为成员集体教育的必学书目, 并积极出版《战斗》期刊杂志以转载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重要文章, 如《关于时局的声明》《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等, 被邓力群评价为“在宣传我党政策, 扩大我党影响上起了不小作用”^[13]。在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严重挫折的时期, 新疆各地的进步青年以星火燎原之势继续坚持开展活动, 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引, 通过组织学习、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并以秘密结社等方式动员各族群众, 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斗争。这些努力不仅在困难条件下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新疆的传播, 也进一步巩固了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为帮助长期受片面宣传影响的各族人民明辨是非、认清前途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4年起, 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影响的各族进步青年在新疆各地秘密成立了多个组织团体, 其中部分团体或与党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 或能够收悉新华社电讯, 并通过译介著作、引用论述、创办期刊、散发传单等途径使新疆各族群众得以在解放战争时期相继了解到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战争及解放区的动态。新疆各族进步青年及其进步团体的积极活动不仅为译介党的重要文献、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纽带, 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在新疆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和平解放提供了坚实保障。

1946年, 以新疆进步青年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为重要转机, 新疆得以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步推进党的重要文献的译介与传播, 并通过多元化教育途径加强各族群众的政治思想建设, 使新疆社会在经历国民党白色统治的挫折时能够再度涌现出坚持马列主义和党的领导的生机活力。1946年南京“国民大会”召开期间, 新疆进步青年阿巴索夫与中共代表董必武在梅园新村多次进行会晤, 并根据党中央“望将毛主席著作、党章、少奇报告及其他印发文件交他, 并望他带回能译成回(维)、哈两种文字出版”^[14]的指示, 由阿巴索夫将中共“七大”文件和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带回新疆。同时, 中国共产党人彭国安在阿巴索夫的掩护下随之进疆, 并利用自行改装的收发报机尝试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并收听新华社通讯新闻, 为解放战争时期新疆地区报道全国时事提供了与时俱进的内容更新。在阿巴索夫、罗志等进步青年的积极努力下,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逐步进入北疆及乌鲁木齐等地的教育领域, 为在当地传播进步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 高校层面有党员彭国安到伊宁师范学校讲授政治课和《新民主主义论》;基础教育领域有苏联教材和《战斗报》文章分别进入民族学校和汉回学校, 并在1948年至1949年间以解放战争为重点内容开展政治教育;军队教育方面则是在北疆民族军全军配发《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等材料作为学习与讨论的主要内容;社会教育层面通过以少数民族文字译介出版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著作以及在乌鲁木齐设立马列主义的图书馆, 为群众提供经典文本的学习支持。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有望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战略决战阶段, 新疆进步人士为促进本地各族干部和各族民众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和拥护新疆和平解放, 于1948年至1949年间通过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中文版《论联合政府》、《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和俄文版《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 以及在演讲报告中融入列宁、毛泽东等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论述和精神要义, 使新疆群众在政治层面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国人民包括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并且新疆的解放与全国人民的解放息息相关。这一时期, 疆内进步人士通过专题演讲、报纸传播、著作印发等经典文本的传播译介路径, 促使新疆社会层面形成了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取得胜利时才能使新疆解放取得胜利的社会意识, 并以此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为支持全国人民解放而努力的信心与意志, 为实现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社会基础。例如, 在北疆与乌鲁木齐传播的《民主报》刊出了阿巴索夫在新盟伊犁市全体积极分子会上的讲演《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阿合买提江的专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与民族问题》等文章, 其中分别引用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 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等相关论述, 以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 并结合中共七大报告中关于民族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释;乌鲁木齐“战斗社”则印刷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的著作并广为散发, 还赠予解放军带往南疆。

总之, 中国共产党于新疆工作期间通过统一战线培养的大批进步青年,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依然坚持斗争、顽强发展。他们不仅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违背民主的真实行径, 还积极正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为争取各族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当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传播影响多集中于乌鲁木齐及北疆部分地区, 但其对推动新疆社会文化进步、促进地区和平解放仍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早期传播译介活动, 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边疆危机深重的背景下, 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向边疆民族地区延伸的必然体现。它并非一个单向的、外源性的思想移植过程, 而是外部革命思想与新疆社会内部求变需求相结合, 进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多种主体、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来实现的复杂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艰难与波折, 但其思想启蒙的火种, 终究在新疆大地播下。它唤醒和培养了一代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的新疆各民族先进分子, 推动了新疆社会思想的进步, 为新疆最终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影响、实现和平解放并融入新中国的发展轨道, 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干部基础。回顾这段历史, 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疆近现代思想变迁的脉络, 也为我们今天在新疆乃至所有民族地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