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个人概念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从生命现象学角度考察了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认为个人才是马克思展开社会历史分析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在亨利看来，马克思自青年时期就已展露对普遍性总体的批判，而后从表象的人向现实的个人的理论转向，使得马克思可以重构个人概念并实现意识形态批判。由于现象学还原后的生命是先验的、内在的和不可见的，亨利笔下马克思的个人因而具有不可通约性，活生生的个人在本体论意义上决定了经济、历史以及社会。同时，面对个人和总体的关系问题，亨利创造性地提出“恻隐—与共”的感发共同体，借助共有的生命实现了个人与总体的直接统一。辩证地吸收这一创新解读有利于重新把握个人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和意义。

技术赋能的网络圈群已然成为高校青年生活学习的新业态，既深刻形塑着高校青年的政治倾向与价值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青年认同的逻辑理路。网络圈群的结构模式与意识形态认同路径具有耦合性，网络圈群通过作用于社会互动结构、情感体验结构、价值认同结构，从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当前，高校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传播受阻、价值趋同、表达脱序、异见扩散等现实困境。提升高校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必须巩固主流话语引领优势、增进主流文化价值认同、深化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供给、实现主流话语有序传播。

大革命失败后，为适应武装斗争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按照列宁主义政党模式进行了以组织成分、支部建设、党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改造。因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及地方情境的限制，地方党组织在改造过程中出现了绝对强调党员和干部的成分比例、支部有名无实、极端民主化等问题。这又促使党内反思成分改造的标准，出台措施规范支部，确立集中制下的民主，同时加强对思想训练的重视，逐步实现了从移植经验到本土化的转变。经过两年的组织改造工作，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得到扩大，支部生活有所改善，指导机关权威得以加强，这为革命的成功奠定了革命性、正规化与高效能的组织基础。

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本、制度之基。多年来，围绕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国内学界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探索构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人民民主专政与当代中国的制度与治理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当前，深化和拓展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研究意义重大，既需要分析和研究关涉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也需要从源头和基础出发整体性建构以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基础的制度话语，还需要深入研究和阐释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适用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从内涵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包含战略地位论、总体布局论、基本遵循论等多重论域，科学回答了青年工作为何做、做什么、怎么做的根本问题。从特质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立足实际的问题意识、平易近人的语言魅力以及开放包容的世界视野，不仅体现了其本质，也充分展现了其理论形象。从价值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蕴含着对党领导青年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不断开辟着马克思主义青年工作理论新境界，是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顺利开展的科学行动指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了青春力量。

《信仰的本质》是费尔巴哈阐明其宗教批判理论的重要文本，曾受到马克思赞赏并刊载在《前进报》上。学界向来关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中的“主谓颠倒”方法，却忽视了《信仰的本质》对这一方法的进一步论证。费尔巴哈将人的类本质在对象上表现出来这一“对象化”原理作为基础，将神的本质颠倒为人的本质的“主谓颠倒”作为方法，由此展开其宗教批判理论。然而，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虽然成功批判了宗教的表象，却独断地设定了人的类本质，为此施特劳斯就批判费尔巴哈设定了“自在存在着的”情感而未能完成宗教批判。在《信仰的本质》中，费尔巴哈通过在神与人之间安排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基督作为中介环节，揭示了人因为实际需要的匮乏而在思想中创造出自在的上帝，而基督是在感性中对象化了的实际需要，并最终推出上帝与基督实质上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全过程，由此费尔巴哈在回应施特劳斯的批判中揭示了人的实际需要的匮乏是全部宗教表象的产生原因，进一步论证了其宗教批判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和创新阐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讲好新时代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论述，既是课程教学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也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的现实诉求。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深入学习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蕴含和战略谋划。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从主体性指引、原则性范导和实践性纲领三重向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课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力、辩证的实践指引力和先进的道德精神指引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协调等基本遵循。通过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把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正确方向；提升人民文明素养铸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体根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体现了马克思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特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从自然联系状态中的个人向自由竞争的现代个人的历史性演变；揭示了自然联系与社会历史因素作为两种不同经济形式的历史性对立；阐明了平等和自由完全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的历史逻辑。在阐述社会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变迁和重大变革的过程中，马克思使用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现了历史性与阶级性的深刻而复杂的内在张力。

讲信修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提倡“讲信者，谈说忠信之行”的真诚人格、“修睦者，修习亲睦之事”的友善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的理想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诚信思想、外交理念、共产主义的社会愿景具有高度契合性。讲信修睦思想在当代中国创造性地转化取信目标与修睦维度，创新性地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传承发展这一重要思想，有利于挖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因，有助于阐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资源，有益于筑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文化根基。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是系统观念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和具体运用，也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举措。党性、党风、党纪是一个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起决定作用；党风是表现，反映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党纪是保障，必须严格执行到位。当前，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保障执行作用还有待加强，在形成内部统筹、联动协同的合力上还存在盲点和堵点，党性在强化正风肃纪反腐中的内在驱动力不足，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有待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等。新时代，应当在结合实践经验和分析突出难题的基础上，树立“一起抓”的系统观念，建立健全“一起抓”的统筹联动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一起抓”的全过程，持续深化对党性党风党纪一体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贯通起来、协同发力。